平阳县图书馆

郑邦琨（1912—1982），平阳县鳌江镇南门街人，幼承庭训，聪慧好学，1917年下半年就读鳌江初等小学（现鳌江小学），后于瓯海中学（现温州四中）完成高中学业赴南京应试，一举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校长由蒋介石兼任）。1935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绍兴县政府财政科任会计股长，越两年调任汉口市营业税局科长。抗战爆发回浙，改任江浙两省箔类营业税局课长，次年绍兴沦陷，应浙西行署之邀，出任行署视察。
  弃政从戎御倭寇
  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金丝娘桥和全公亭一带登陆，11月19日占据嘉兴，12月24日攻陷杭州，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整体迁往永康方岩。是年冬，黄绍竑主政浙江，在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为巩固自身地位、发展个人势力，在抗战初期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措施，如组建“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
  为了全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徐洁身派同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朱枫到永康周边负责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商议筹建政工队，同时上书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建议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黄绍竑对此表示支持。1月20日浙江省第一个战时政治工作队正式成立，到4月份浙江后方地区绝大多数县域都建立了政工队。8月，政工队组织迅速推广、覆盖全省各县。10月，为了总结各个政工队的组织和工作经验，省政府从各县、区队及直属队抽调约1000人，在永康方岩派溪镇举行集训。集训结束后在永康组织了一支约200人的省政府直属战时政治工作第一大队，下设3个队。青年郑邦琨血气方刚，弃政从戎，被任命为副大队长，从永康出发开赴浙西敌占区，广泛开展对敌斗争。
  抗战初期，浙江以钱塘江为界，江北为沦陷区，人民群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郑邦琨到任后，一次奉命率队携赈款赴江北的平湖、海盐、海宁等地慰问沦陷区民众，发放赈款，安抚受难百姓。任务完成返回至海盐县城时，老百姓当中已在传言，大批日伪军队将来扫荡，是晚后续大批政工队员被杀害于下午经过之地。随后到武汉珞珈山干部训练班受训，于1939年秋被任命为省政工第三大队大队长，其作风朴实，以身作则，与队员共同起居，同仇敌忾，为抗战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政治工作队是抗战时期浙江省地方独创的抗日救亡组织，它的任务是：在后方主要以动员人民群众开展以抗战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在前方则以深入敌占区展开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政工队员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授，还有的则是放弃了原来优越的工作来参加的，其中有一位叫姚旦的，就是远从香港汇丰银行辞职来浙江当政工队员的。政工队建立后，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慰问团，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深入敌占区，协助正规军抗战，对浙江全面抗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抗战青年干部。基于当时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省政府于1940年12月调郑邦琨到已经沦陷的安吉县任县长。
  临危受命安吉县
  郑邦琨上任之始，安吉县政府已经从县城搬到乡下。
  1937年12月23日拂晓，日本侵略军炮击安吉县城，入城后分两路进犯。到1945年，日军前后共5次攻陷安吉县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人民群众陷入民族灾难的深渊。安吉县政府先移至青松乡毛竹山金宅，后迁五峰庵、李村、戴村等地坚持办公，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县城。
  郑邦琨临危受命，慷慨赴难。到任之初，县城已被日寇占领，任上5年都是在安吉县南面坚持做好全县各项工作。当时县域各地遭受日寇侵扰烧杀后，破坏严重，百废待举。因此首先召集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地方热心人士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各项紧急事宜，比如急需加强各乡镇公所政务活动，畅通信息传递；筹划清查仓储，以利调节粮食供应；恢复各乡镇小学正常上课，避免儿童失学；筹划自卫武装，维护地方治安等等诸多工作。
  一是强化乡镇组织功能。乡镇公所除依照当时法令规定充实外，每个乡镇需增加义务干事若干人，配合工作。并协助县里组织抗敌除奸行动队，开展巡查活动，以防备汉奸敌特分子搞阴谋破坏。
  二是清查仓储。安吉县自1937年冬被日寇侵占后，地方扰乱不堪，人民饥饿难安，所幸地方虽经蹂躏，一些单位团体和地方有识之士均能挺身而出，主动维护地方秩序，按缓急具体情况，分别负责借用仓储，以维民食，在过去几任县长任内虽曾清理，但均为时甚暂，未有结果。这次郑邦琨则依据众议，定期按次清查，依时调节民食，尤其对教育系统人员一律配给实物，因此各级教育系统人员皆能安于职守，此对民心之安定，政令之推行，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是恢复各乡镇学校正常教学。首先恢复各乡镇中心小学，随后恢复各村级小学，于一年之内各级小学全部复校，并按实际需要予以增设。1941年秋创办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于青松乡祠山庙，兴建校舍四十间，并附设一年制简师科，以应师资之需要，同时招收附设初中生两班。1943年更增建大礼堂、图书馆等，工程还未竣工，日寇又侵占了县城，因校址距县城仅十华里，无法复校授课，只好迁移至邻县孝丰区尚梅乡，借用民宅复课。
  四是统一地方武装，抗击日寇。自1937年安吉沦陷后，各地游击队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为了保证地方武装实力，由县政府约集曾受过军训的人员，分别筹组自卫部队，确保一方平安。
  在安吉任职的五年时间里，形势之险恶，任务之艰难，非太平时期所能相比，郑邦琨曾在《东方杂志》撰《抗战时期浙西多方作战之回顾》一文，记叙其事。
  投身媒体为民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邦琨由平阳县推荐出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遂辞去安吉县县长职务。2年后在杭州召集志同道合的同仁，创办了《当代晚报》，出任发行人兼社长，同时被推选为杭州报业公会理事长，由此迈出了人生经历中从事新闻事业的步伐。
  1947年3月1日，《当代晚报》在杭州市谢麻子巷6号创刊发行，日报，4开4版。创办初期编辑力量比较薄弱，于次年的4月1日改名《当代报晚刊》，11月6日又恢复原名，仍为4开4版。如何使报刊有生命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经营方向问题摆在了报社领导班子的面前。基于此陆续地聘用一些进步编辑、记者，报纸面貌和政治倾向有了很大改变。平阳籍地下党员李士俊，从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出狱后，先后在龙泉、杭州多家报社从业，此时也来到《当代晚报》。抗战时期曾在浙江新闻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张白怀，经上海党组织的同意，应《当代晚报》之聘到杭州工作。他们精心编辑、巧妙安排，将解放战争胜利消息透露报端；《潮花夕拾》专栏也刊登一些隐喻时局的文章，在读者中留下良好印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杭州解放前夕郑邦琨去了台湾，报社职工成立“应变委员会”护报护厂，1949年6月1日，中共杭州市委接管报社，并改名为《当代日报》，李士俊任总编辑，张白怀建国后在《浙江日报》任特派记者，后不幸蒙冤，1980年得以平反，重返岗位。
  郑邦琨到台湾后，从事报业之心未泯，随即会同诸好友，从他人之手接办《自立晚报》，成为该报第二任发行人。由于当局对报纸刊载新闻管制甚严，终因副刊转载香港媒体内容而遭禁停刊。
  1950年代，正值台湾地区实施税制改革，推行统一发票制度，历行所得税申报查账核课决策，此时郑邦琨想到了财政为施政之母，税收整顿乃当务之急，为了配合新制推行，宣传税务政令，并且是自己所学的专业，故萌生了创办宣传税收改革方面的刊物。经过多方努力，1951年10月10日，《税务旬刊》终于呱呱坠地顺利诞生了，并担任社长兼主编，次年改任发行人兼社长，此后的近30年，郑邦琨将自己的后半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税收改革事业。
  税政改革当桥梁
  《税务旬刊》从创刊号起，一直到他去世，每十天一期，从来不脱期，不并期，一共刊出了1061期，历时29年6个月。对于《税务旬刊》，郑邦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刊物的封面题字，通过他人请一代书画名家溥心畲题写，封面图案的设计采用统计图表，彩色套印，颇具特色。
  “《税务旬刊》虽为营利事业，但是其理想、目标，则愿为工商界之喉舌，更愿为征纳双方之桥梁。”这是郑邦琨办刊的宗旨，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刊物除内容学术理论、稽征实务兼顾，宏扬租税法律主义，编辑政策方向正确外，编校工作的严谨，出版时间的准时，都得到了工商界、财税圈的认可和赞誉。平时，郑邦琨亲自审阅刊物的每个稿件，从阅稿、选稿、校对，事必躬亲，不辞辛劳。
  《税务旬刊》虽为民间刊物，但是她的问世，却是台湾税制史上的大事，很多税制改革的建议和讨论，都是由该刊发动的。1959年5月，郑邦琨提出租税改革必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构想，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租税研究所、财团法人中国租税研究中心及台湾地区所得税蓝色申报协进会，召集众多财税专家和经济界人士，对各种租税理论及实务作深入探讨，从而向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公平合理的税制、税法与税政的建立。同时为协助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进行税制改革，不惜于百忙之中先后兼任台湾省财政厅税务行政研究小组审议委员、财政部税制委员会咨询委员、财政部赋税研究小组研究委员、财政部赋税法令研究审查委员会委员、行政部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财政小组委员、行政部门赋税改革委员会设计委员及顾问委员以及教育部修订财税课程标准委员等多个职务，在租税改革方面提出诸多被征纳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化建议，同时倡导在大专院校设立财税系科，将税法列为必修课程，并亲自到东吴大学、政治大学、台北商专等院校教授《租税法规》、《税法研究》等课程。
  为了增进国际间的赋税制度、税务行政等方面的经验交流，《税务旬刊》除与美国内地税务局（IRS）、美洲国家税务行政中心（CIAT）建立资料交换关系外，还与设在荷兰的国际财税研究机构（IFA）取得联系，把《税务旬刊》与《欧洲税务》列为定期交换刊物，由此与欧洲地区财税界建立了一条沟通的桥梁。
  《税务旬刊》的发行，几乎成了各税捐稽征机关不可或缺的“公报”，以及工商各业的廉价税务顾问，所有税法释令的参考适用，皆可从中援引，对于稽征工作的运行，以及纳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无形中得到许多帮助和获益。《税务旬刊》以一份民间自资经营的刊物，而能发挥如此的功用，实属罕见，亦彰显郑邦琨以一个学者、专家兼为文化人的可贵之处。
  税务界、教育界和学生对他在税务改革方面作出的贡献给出很高的评价：郑邦琨“对租税改革，贡献甚多，除主持《税务旬刊》发行外，并在税制与税法方面，曾提出许多进步的构想，亦有部分已为当局所接纳。”他“向各大学讲授财税理论与实际，以期所学报效财税，以求国家富强，且为民众福利，阐扬财税理论，一生致力改革财税。”“教授之逝世，不仅是我国财税界失去一位辛勤的播种者，也是莘莘学子失去一位良师，所堪告慰者，乃是邦琨教授已为我国财税研究及财税知识的传播，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3月24日下午，郑邦琨因病在台北与世长辞，由此也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一生的财政事业，所幸《税务旬刊》现在由幼子郑致宏继任发行人，继续为经济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的好友为其一生作出中肯的评价：淡泊宁静以修己，宽容仁厚以待人，而治事之勤而慎，任事之专而恒，尤足为后学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