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腾蛟，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全国象棋之乡，是享誉世界的数学泰斗苏步青、百岁棋王谢侠逊的故乡。拥有如此赫赫声名的腾蛟，需要一部与之匹配的镇志，去宣传她、记录她，即发挥所谓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这是题中之义，势所必然。
  倡导者与催生人
  守土一方的地方官员，颇具文化特质，深谙发掘地方文脉与城乡建设发展两手抓，可以相辅相成，取得双赢效果。这就是黄益友同志的抱负，也是他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信念与情怀。当他履职腾蛟镇委书记期间，他审时度势，要在他的任内出一部《腾蛟镇志》。于是他构架搭台，物色对象，组建班子，最终确定林步宽、白洪祉和我为主要撰写人。
  平心而论，我们三人，学历很低，资历很浅，阅历不丰，而且都届古稀之年，实非合适人选。腾蛟人文荟萃，学识丰厚的人多的是。再说，文章千古事，风雨百年人。志书非同儿戏，那是专家学者的世袭领地，庸人岂可涉猎？但是，知悉黄书记那种坚毅、信赖、期许的眼光，我们不敢言退，只能鼓起勇气，迎难而上，虚心向前人学习，向今人请教，承担这项艰难而又不被看好的使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依靠群众，深入挖掘各方面资料，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工作，是可以克服自身的短板，发挥内在优势，不必妄自菲薄。其实，我们三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几十年间，生活、学习、工作在这块土地上，对本地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林步宽善于交际，耍弄笔杆子，对腾蛟遍布全国各地的名人素有接触，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访谈文章。白洪祉自1978年入主腾蛟区（镇）文化站，在业务上与志书工作比较沾边。本人长期在岭门、凤巢、腾蛟各校任教，期间参与过人武部门牵头的浙南民兵斗争史料搜集整理；参与过县地名办初创时期的地名普查工作；1989年开始的县教委统一部署的“写校史”，本人在教委办专职辅导全区的业务工作。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有助于志书工作，或者说打下基础。
  精神感召“以身相许”
  编写镇志，是腾蛟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先例可循。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区域范围的界定。史上没有“腾蛟”之名，唯有“四十二都”、“郑家堡”称谓。上世纪30年代始有“腾蛟乡”之设。解放后60多年间，则有乡、镇、区、公社的建制。乡有大乡小乡之分，镇有小、中、大之别，公社有1958年的大公社，1961年后的小公社。1952年土改后划乡建政时的镇，辖街道（即腾蛟村）和民安村，人口3549人，为小镇。1979年，即原腾蛟公社，人口14947人，为中镇。2000年含腾蛟、带溪、岭门，人口38742人为大镇。2011年凤巢、龙尾并入，人口70433人，那是后事。还有1952至1992年存在的腾蛟区，共辖2镇5乡，人口87809人（1990年“四普”统计数）。如此复杂多变的区域范围，到底要写哪一个腾蛟镇呢？如果写整个腾蛟区，难免有侵权之嫌，因为鹤溪已于1992年与蔡垟合并，另立鹤溪镇（2011年并入水头镇）。经再三研究，衡量利弊得失，最终还是以当时（2010年）的行政区划范围为妥。此时，偏偏遇到一连串的问题：2011年4月，再一次区划调整，打乱了原定计划；步宽患病，赴沪动手术；黄书记调到瑞安市委工作去了。另外，这年适值林景熙逝世800周年纪念活动在腾蛟举行，腾蛟要出《文化丛书》，包括再版《翰珍》，出版《仰霁集》《睡螺集》等。其整理、校对工作，自然落在了洪祉和我的头上。我们确实心力交瘁，曾设想写个《大事记》交差了事，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
  但是，继任的王文胜书记、温自坚镇长以及历届党政领导李标斌、徐彩娣等同志都一以贯之，继续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并解决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黄益友同志是《腾蛟镇志》的倡导者和催生人。即使在他离开腾蛟，到瑞安、泰顺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帮助我们。当第一稿（供修改）刊出后，他在百忙中仔细审阅，以书面形式写出修改意见，句句中肯。当我们在编写中碰到与瑞安有关的问题去拜访他时，他不但热情接待，且以最快的速度，召集相关人员，寻查资料，为我们排忧解难。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朴实无华的行事特点，使我们既佩服又感动。
  在瑞安不长的时间里，黄益友同志主持整理、出版了《瑞安文化丛书》，其中有叶适、孙诒让、陈虬、陈黻宸、高则诚等名家名作。还有新版的《瑞安市志》，甚至重新刊印清·嘉庆《瑞安县志》。并将这些珍贵的作品馈赠给我们和他在腾蛟的同事。所有这一切，都诠释了他为什么在腾蛟履职时信誓旦旦要出一部镇志，同时，也间接回答了我们三位老朽到了垂垂老矣的暮年，仍然矢志不移，愿意登台献丑的真正原因了。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多
  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职业操守。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客观现实，要秉持这种境界和操守，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从2010年1月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到2016年6月本地和出版社多次审稿结束，交付印刷，总共六年半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拜师走访，搜集资料阶段；
  2、材料整理、编纂集成阶段；
  3、评审、核对、修改阶段。
  本志《编后语》对此作了简要叙述，我们还曾到温州专访原温师院教授、史志专家章志诚先生，从他几大间藏书库中，他抽出几本相关资料赠送给我们，其中有《虹桥镇志》《白石镇志》等。
  我们走访温州118医院的医学专家黄益灯博士，他是从腾蛟山区走出去的最年轻有为人才之一。
  为了厘清大夫殿（忠训庙）主神薛昌宋及薛岙村薛氏后裔的来龙去脉，我们曾专程到苍南钱库镇薛家桥和瑞安上望镇薛里村调查，并函电联系江西省宜春市，查询所谓薛昌宋曾任袁州太守（知府）的情况。对资料的采集，更多的是从县档案馆等部门查找抄录、复印。至于从本地健在的老人中记录、抢救口传材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粗略统计，从档案室抄录、复印和专访录下的材料总共千张以上，口传采集对象不下数百人。这些浩瀚的资料，大多弥足珍贵，难免也有舛误的东西，只能沙里淘金，去伪存真，使采集使用的资料，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民国《平阳县志》旧乡都村庄一览表中列出四十二都所辖46个村庄有“平阳坑”。这就令人莫名惊诧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弄清真相。于是，我们专访瑞安市志办主任，查阅新编《瑞安市志》和清嘉庆《瑞安县志》，原来平阳坑历史上隶属瑞安县安仁乡四十四都，从未归属过平阳县。瑞安市志办的一位同志说，可能瑞平边界上某一自然村，当时称平阳坑，被误以为就是瑞安的平阳坑了。去年，我接触过一位有相当学识的黄氏瑞安人士，谈起此事。他说，圣井寺曾有平阳知县的告示。可见圣井或周边村落，当时属平阳管辖也是有可能的。该不会有告示置于自己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吧。此说，亦与市志办同志说法吻合。再说小范围的区域变更古今都有。原属瑞安凤翔乡的石沙路、原属文成县（1947年前属瑞安县）公阳村的平溪，也是1952、1953年先后划属平阳县的。（见42页）
  （2）民国《平阳县志》是刘绍宽先生主持编纂的。刘氏是浙南名儒，今苍南刘店人。他们当然不可能踏遍全县（今平、苍）每一座大山、每一条溪流。当写到带溪流域的小支流时，就出了差错。
  《平阳县志》卷四《舆地志》第11页载：
  带溪有东西二源：西源分二支，西支出包阳，西南合流一溪，转东西又合二溪，迤东经银坑、湖窦底，又东南至大文院与东源合，长约15里许。东支亦二源，一出渔阳，一出林家岙，合流经包里、驷马，西迤与西支合，长约十里……
  此说有误。下列三点应予订正：
  A．西支的主流——也是带溪的主流，发源于龙井山，而非包阳（今名包垟），流经楠树垟、青岙溪，在龙潭坝与另一支发源于包垟的吴少垟溪汇合，出龙尾，经银坑、湖窦……
  B．渔阳（今名御垟）溪，发源于百尖山，流经御垟，东排山（东爿山），泻下西山底，注入碧源溪，在大文院与湖窦溪汇合。御垟溪没有流径包里、驷马，此间有太平寨和瑞平古道隔阻，无法逾越。其实，经包里、驷马的正是东支的岭门溪和梅坑溪。
  C．旧志错就错在误认御垟溪流经包里、驷马，因而划在“东源”内。既然注入碧源溪，就属“西源”了，不该仍留在“东源”中。
  另外，大文院是碧源溪与湖窦溪的交汇处，不是东西源的汇合处。东西源的汇合处在于吴山脚和溪坡之间，此间距大文院约百余米，如今站在公路腾蛟大桥上，看得清清楚楚。
  本人老家、新家都处在这一范围内，熟知这里的地理环境。只订正御垟溪的流向，却未能讲清其他问题，实属失误。今借此补正，致歉。（见72页）
  （3）关于联安桥。横跨腾蛟街与带溪亭子路之间的联安桥，是民国21年（1932）动工，次年竣工，由苏步青教授的胞兄苏步皋及乡绅苏荣理、苏光鼐发起筹资兴建的59间五板石桥，亦名大溪边桥。浙南著名学者刘绍宽撰、苏步皋书的《联安桥记》称此桥之艰巨在本邑可与宋时建飞云江南岸石码头百间、明代筑巨港长桥十六间鼎足而三。几十年间，在一些志书上竟出现种种谬误。如：
  1993年版的《平阳县志》称“联安桥位于腾蛟南陀村”……“长240.5米”。将南陀的同安桥当作带溪的“联安桥”。
  温州水利电力局编纂的《鳌江志》和《平阳水利志》均称之为“徐董宸桥”，此名不知从何而来？
  《平阳交通志大事记》（讨论稿）称之为“徐家董桥”，这个叫法有点来历。因腾蛟最早的居民点之一有徐家山，桥在徐家山之东，故称“徐家东桥”或“徐家垱桥”。闽南语“董”、“东”、“垱”音近，与瓯语交差致误，情有可谅；而“徐董宸桥”则是阳错阴差，以讹传讹了。
  （以上请查阅72页，740-741页）
  （4）关于党政组织机构及其主要领导人名录
  国民政府时期的乡、保划分，辖区范围及乡保长名单，很难查到完整的资料，只能从县档案馆中寻到某一时期的部分册籍。此中有保长、保队附（副）的名录，却没有各保所辖地域。这时，当年“写校史”留下的资料帮了大忙。因为上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1948年，各校每学期初，都向县教育科上报《学校概况表》，表中就有“学校所在地”一栏，标明位于某保、某地，还有教职员住址某乡某保某甲。据此可以按图索骥，弄清某地属某保，再通过口碑调查，基本明晰各乡各保辖地。因为历史上既有这个东西存在过，把它的痕迹保留一点在志书上，也许并非多余。
  至于建国以后，乡、镇、区、公社一级公职人员，有《中共平阳县委组织史资料》可查，各届党政正副职领导人都详细登录。但村（大队）一级，改革开放以前一律缺如；80年代后期开始，《平阳年鉴》都有名单可查。一些基层干部对此是很重视的。据他们说，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荣誉，更关系到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待遇，屡有人来查询，是否漏掉了他们的名字。对于1949年至80年代各村（大队）主要干部名录的采集、核对，是花了很多精力的，务使补录的名单臻于准确，少出差错。
  有个叫白希忠的人，是解放初的村书记或村长，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村干部之一，因为1951年“五一”劳动节，全镇举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他带领武装民兵参加，同镇长陈乃新等在队伍前头。此人早已亡故，但在村干部的名录中不能漏掉他。当我上门查询他的后任者时，却一口否认他是村干部之一，说他在“白益大”开店，绝对不是村干部。这就奇怪了。我自信自己记忆是不会错的。再问其他人，大致同前一个说法。我不相信，一定要一查到底。最后找到了1947年入党的离休教师王吾进，他当年90岁，身体尚健，1948-1949年曾任民安村支部书记。他说，白希忠1949年初与我同一支部，当时还不敢公开，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稍后，他是腾蛟村书记、村长。原来如此！
  （5）第十七章第二节《革命根据地的基层组织》中有：
  根竹坡党支部（1944年3月建立）
  书记董光耐（1944.3-1949.9）
  这是《中共平阳县委组织史资料》原文，有误。
  董光耐，原龙尾乡根竹坡村人，1929年出生，1944年他才15岁，怎能当上支部书记呢。我怀着疑问走访了他。他很坦然地说：“弄错子，当时我还没有入党呢。那时的支部书记是董光树。”我“哦”了一声，原来只一字之差。董光耐，1947年入党，解放后一直在龙尾乡工作，“文革”中，任龙尾乡书记。离休后，移居腾蛟，身体一直健康。前年，因车祸重伤成植物人，今春去世。悲夫！
  一字之差，利害攸关。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是提着头颅干革命的，稍有差池，就会人头落地，写字行事，都应慎之又慎，不容出错。（参看296页）
  （6）志中有许多表格，都是按原件抄录的，保持原汁原味。即使表中数字不实或无法平衡之处，那也是原制表人的问题，本志无权更改订正。
  有些统计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认为是天方夜谭，是造假。如：
  腾蛟人民公社1958年基本情况（137页，表4-4-1）
  表中统计全公社有：
  红专大学1所，学生96人；
  医院8个，病床10张，医务人员33人；
  托儿所幼儿园127个，入托入园幼儿3130人；
  文化站（馆）3个；
  俱乐部41个；
  科学研究所1个；
  公共食堂269个；
  食堂吃饭人数42753人；
  食堂服务人员1144人。
  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不要一口咬定这些都是假的。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数字一点没有假，全是真的。不过，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人们心血来潮的应景之作，昙花一现罢了。比如，托儿所、幼儿园是为了解放妇女的劳动力，让她们投入“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大军中，去争当樊梨花、穆桂英（当时的口号）。这和我们今天的办学宗旨、理念完全不同。其实，腾蛟地区的真正幼儿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至今尚未普及。（参看392页《幼儿教育》；400页关于“红专大学”一段）
  （7）关于地名问题
  “腾蛟”一名，是从“郑家堡”、“腾蛟堡”演绎变化而来。第一章《建置》一开头就交代清楚了。
  至于镇辖下的48个行政村、3个社区及100多个自然村的名称，各有来历，或具典故，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现就部分行政村的名称，略述梗概。
  凤巢村：原名杨山下村，历史悠久，颇有名气。现与原凤口村合并，改今名。
  硐桥头村：宋时，在溪涧上用块石构筑硐桥，住宅建于硐桥上首而得名。曾名凤桥村（大队），包括过坑、岭脚、江口垟、隔河溪、杨桥头、谢厝等自然村。谢厝是百岁棋王谢侠逊的故居。现恢复历史名称，是明智之举。
  联合村：由原贡凤和油坑二村合并组成，贡凤，原名凤巢贡。上世纪50年代，油坑、凤巢贡、三脚田三村组成贡田乡，后并入凤巢乡。
  赤金村：由原金家岭、赤塯二村合并而成，各取一字为今名。金家岭，原名金家垄，曾名金山大队。赤塯，又名七溜，因村中有七垄（垄又称塯）梯田，故各七溜，又因闽南语“七”“赤”同音，后名赤塯。
  文理村：由原大文、大里二村合并组成，各取下字为今名。大文，原名大文厂、大份厂，包括焦坑自然村。大里，原名包里，含龙潭顶、岗保、内徐、外王自然村。
  双垟村：由原御垟、东爿山合并组成。东爿山（东排山），公社化时曾名东垟大队，后改称东垟村。两村名有个“垟”字，故名双垟村。
  和兴村：由垟尾和莲花心二村合并组成，取和谐兴旺的好彩头为今名。莲花心，曾名联合大队。
  同兴村：由外垟和牛两头二村合并而成。意谓共同兴旺发达。牛两头，亦名牛仰头，以山形意命名。曾属岭门村，是有名的革命老区。1993年版《平阳县志》列入烈士名录的即有郑求苏、郑守同、郑作文、郑作锭四人。
  窃以为，地名应有稳定性、永久性，保持地名历史名称，历史习惯性，是个原则问题，不宜应人应事而随意更改。有的地名寓意深奥，颇具地方掌故或人文典故，换上一个庸俗的名字，实在可惜：
  曾经有一度时期，人们喜欢标新立异，把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让人潦乱。如：
  龙尾的：外百尖改为翻身林坑改为解放
  龙潭坝改为团结吊笕改为胜利
  岭门的：张基岭头改为红旗外垟改为共同
  带溪的：霞山改为联合杉棋垵改为平山
  山尾改为联山
  但是，老百姓不理那一套。谁会说自己是翻身（地方）人；谁会说自己是胜利（地方）人？或者谁会认定某人是解放（地方）人，团结（地方）人？
  好在如今绝大多数地方都恢复了原名，谢天谢地。但愿从今往后，世世代代，再也不要做那种徒劳无益的蠢事！
  是非曲直，让后人评说
  而今，终于尘埃落定，《腾蛟镇志》和大家见面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嫁娘”，是个貌若天仙的美人儿吗？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是个羞于见人的丑八怪吗？也未必。褒、贬、毁、誉，议论纷纷，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好事，说明人们关心它，爱护它。记得在一次评审会上，温州市志办主任张声和先生对本志作出评价，连说几个好、好。当然，那是安慰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有人说：“骂声一片”。我想，也可理解，一切都有理由和原因。如果，众人都不屑一顾，无人问津，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假设有人心术不正，以媚俗、浮动、哗众取宠的心机去泡制公共产品，从而导致这些产品伤痕累累，硬伤显现，又怎能取信于民，获得好评呢？当然，我不宜既作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也不该妄自非议，自我作贱。闲话至此，也该闭嘴了。
  让公众去评说，让历史去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