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氮肥厂原名浙南化肥厂（简称平氮厂），1965年开始筹建时，厂址选在平阳钱仓双塔西侧，后因水资源不足，于1968年重新选定于昆阳镇城南垟岙底。在“文革”运动的艰难岁月里，由于上下努力，终于1972年1月建成投产。
  平氮厂设计能力年产合成氨5000吨，国家投资人民币608万元，是全县生产流水线最长，自动化、现代化程度最高，工程技术人员最集中，领导力量配备很强的地方国营企业，号称平阳“四大厂”之一，是平阳县委、县政府的掌上明珠。
  就业抉择平氮厂
  那时候，许多来平阳的大中专毕业生，都希望到平氮厂工作。
  我1975年从浙江化工学院化工系无机化工专业毕业。回到平阳时，县商业局和糖化厂领导分别希望我到县外贸公司和糖化厂工作；县委组织部把我的档案给了县盐化局；而我自己却始终放不下所学的专业，希望学以致用，因此还是决心选择在平氮厂就业。我动了许多脑筋，找了几位朋友，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分配到了平氮厂，落实在合成车间合成岗位当操作工。“三班倒”，轮番上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虽然比较辛苦，但我却很乐意。当时另外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的学生陈某，比我早到平阳，被分配在化工厂，得知我分配在平氮厂后，积极向组织反映意见与要求，后来也调到平氮厂工作。我来之前，已有不少大中专毕业生在平氮厂当操作工，参加“三班倒”。据说，有一位曾在省农科院工作的老牌大学生林某被安排在平氮厂，先当描图员，后到传达室工作，常在传达室翻阅大本头外文，被省厅来的领导发现后重新调到省里工作。当时在平阳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毕业的电器专家宋英麟，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化工专家顾本海、候微微夫妇，浙江大学毕业的土木专家刘宣，以及从外地调回来的七级技工潘明德、林文洲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后来先后担任县科委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的周咸文，先后担任厂长或副厂长的竺柏春、曹元华、邱祖霖、陈宗贵、吴锡林、王鸿文、林斌、吴志明、金小林、黄寿立等当时都是厂里的普通技术人员或一线操作工人。可见当时的平氮厂是多么人才济济，多么令人向往。
  人心思稳思上
  我刚到平氮厂时，“文革”虽已近尾声，但极左思潮仍然泛滥。相当一段时间，开批判会，办“学习班”，还是接连不断；宣传栏和围墙上，到处是大字报。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今天这个进“学习班”，明天那个挨批斗。厂核心组的成员吴某、凌某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周某、徐某、陈某、应某进了“学习班”，其中应某上吊自杀，徐某割喉自杀未遂；竺某、张某、任某等也受到冲击、排斥；我申请入党时，因有人说我“至今还和帮派分子来往密切”而拖延了两个月，后来，厂党委书记李日伟和我所在党支部书记叶永度（两位都是老同志），了解实情后，坚持原则，严明态度，才获得通过。
  叶永度还是我入党的第一介绍人，他是一位党性原则非常强的老同志，是平氮厂的建厂元老，后调到温州工作，现在离休。他离开平阳后，还经常来信，谆谆教诲我牢记入党誓言，严以律己，保持本色，永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关心、鼓励、鞭策着我。
  按照厂党委的决定，我也是“文革”后期大批判组成员，但我在许多问题上坚持了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些同志。比如：在贴出了批判吴某的大字报《吴xx先生……》后，一位职工孙某针锋相对地贴出反驳性文章《吴xx不是先生是工人》，于是大批判组要批判孙某，扬言要批判保皇派，踢开绊脚石。我坚决反对，认为“不能压制不同意见，更不能把矛头指向普通群众”，终使孙某没有受到批判。又如：周某进了“学习班”后，我提出没什么问题应予以解脱，有些人仍认为问题有待继续查清。在我的坚持下，党委李书记支持了我的意见，周某终于获得及时解脱。后来党委要我到科室工作，先后当任办公室秘书、主任，有了较多机会向领导班子反映真实情况，虽职微言轻，但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凭事实讲话，博得党委领导的支持，从而保护与肯定了一些同志，比如张某、任某、金某等。
  那时候，大多数工人和干部，都十分厌恶极“左”、派性和紊乱，因而我的一些意见博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比如，一次厂大批判会议上，我发言的最后结束语是：“总而言之，不管这个圈那个圈，这个派那个派，都要统统地团结成一个圈一个派，共同为平氮厂的振兴而努力奋斗！”话音一落，会场想起了最热烈的掌声。我知道不是我的发言水平高，而是我的结束语说在平氮厂人的心坎上，平氮厂人心心相通，人心思稳，人心思上。
  决心当好操作工
  由于受“文革”运动影响，加上当时煤电供应紧缺、厂里设备故障频繁等原因，平氮厂在好长时间内生产处于不正常状态，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还常常是开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从1972年投产到1976年底，
  一共只运行556天，生产合成氨4305吨，亏损人民币357.53万元。尤其是1974～1976年，三年时间仅运行146天，只生产合成氨1022吨。当时有人写了打油诗：“煤堆顶上长青草，厂房里头麻雀叫，锅炉烟囱不冒烟，车间大门钉板条。”这种景象，怎不叫人痛心！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车间上班还是很认真的。我吸取了“文革”初期荒废学业的深刻教训，下定决心沉在车间老老实实当工人，学技术，希望经过三五年甚至十来年的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成氨的行家。因此我时刻把自己摆在学徒工的位置上，做到谦虚、勤劳、礼貌。我对所有比我早进厂的职工都称呼师傅；我主动地把岗位范围内的打扫卫生、设备擦洗与加油以及室外看合成氨储槽液位等事，看成为我新工人的专利，有时自己忘了，一看到师傅去做这些事，我会马上把他接过来自己做；平时注意多看、多学、多听、多干，尽量少说空话。因此有人说我太老实，不善言辞，一位调度员当众对我说：“你是大学生，怎么不如人家中专生能说会道？”我只是笑笑。
  我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脱岗。刚参加工作时，来看望我的同学、朋友、老乡较多，上班时间接待客人是违纪，不接待嘛，又担心亲友说我大学毕业有工作了摆架子、没人情味，我感到进退两难。于是我很为难地去请教一位车间领导徐某，徐某听完我的倾诉后说：现在有的青年人，没事也会脱岗，你能这样想就很好，说明你很自觉，你就自己掌握好了。徐某是位老黄牛式的好干部，忠厚、实在，现在看来他这样回答好象不是太妥当，但我当时听了非常高兴，觉得充满着对我的信任。总之，我的心态较好，对自己定位较正，埋头学技术、学业务，大家对我反映较好。但后来没有如愿，没过多久，我就被调离岗位，到厂办公室工作。1977年被推选为省五届人大代表，光荣出席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们个个新装笔挺，我认为自己是工人代表，一直穿着平氮厂的工作服参加会议。
  努力排忧解难
  1978年，县委任命我为平氮厂革委会副主任，没多久改任为副厂长，后来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副厂长职务一直兼着，先后分管行政、供销、生产等，最后负责平氮厂全面工作。担任副厂长期间，曾带领攻关小组到造气车间组织生产攻关，党组织关系也转到造气车间党支部，因此有人认为我不被重用，受厂长排斥。县委周肇丰副书记找我谈话，问我下车间思想通不通？我说通。他又问我为什么？我说：“平氮厂是一条龙生产，现在的生产瓶颈在造气，领导让我到造气组织攻关是信任我，把我用在刀口上，去解决当时事关平氮厂大局的关键难题。”从而得到周副书记的频频鼓励。我们还请了绍兴化肥厂造气车间老师傅来厂参加造气攻关活动，现场进行帮助指导。经过全体攻关组成员和造气员工的日夜奋战，结合原料路线和造气炉的技术改造，严格控制工艺指标，从而稳定了炉温，大大减少了造气炉结巴，生产了合格足量的半水煤气，满足了后工段满负荷生产的需求，同时显著减低了煤耗指标。
  那时候物资很紧缺，采购工作也不够完善。我分管供销工作期间，经常需要自己亲自出马解决一些很具体的实际问题。有一次到了傍晚，高压机油告急，将会造成当夜全厂停产。供销科说：“县石油公司缺货”。若到瑞安或温州求援，已经来不及了（那时交通条件差，砂石公路，飞云江还得过渡，夜里汽车轮渡又不开），附近供应高压机油的唯独县石油公司一家。我不甘心，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火速赶到鳌江，找到县石油公司苏经理家里，才知道石油公司仓库里有高压机油，专供平氮厂用的，是我厂没有去采运。于是，我拉他到仓库帮解燃眉之急。保管员边发货边发牢骚，埋怨经理自己制定的制度，自己带头违反——在非上班时间而且没有提货单就指令发货。我在旁边赶紧帮着解释：“实在是急需，情况特殊，请特事特办，保证明天一早补齐各项手续。”我满载而归，车开回来厂里时，厂门口站着好多翘首以待的员工们。
  另一次，全厂停车而开始设备大修，需要螺纹钢，供销科说买不到货。我也不甘心，又亲自到鳌江、灵溪等地跑了一圈，真的缺货。后来，在桥墩水库仓库里找到了货。水库的阙同志说自己仅有那么一些，自己需要用。我请他给予大力支持，先帮我应急，表示会抓紧设法归还。他边答应边笑着对我说：“今后我们到你厂求援物资，你们也这样打开仓库让我们找，也这样支持我们吗？”我说：“保证”。就这样硬把螺纹钢拉回厂应了急。
  煤炭也曾遇到临时缺货的情况，我的后任供销副厂长谢成河同志，也经常临时亲自组织调运煤炭。
  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什么物资都紧缺，化肥当然也十分紧缺。平氮厂生产的化肥，要全由市、县计划部门统一安排，实行统购统销。一些次品碳酸氢铵和废氨水，不受统销限制，农民也争先前来抢着购买。还有个别农民甚至故意踩坏我们厂外输送氨水的管道（悬空明管），夜里偷偷在管道滴漏处一桶桶地接氨水。有一次，我厂设在城南龙山顶上的氨水储槽里的氨水溢出去了，流在两个大储槽周围的泥土里。附近的农民发现后，成群结队地前来挖土，一些同事说，他们人多，法不责众，难以阻止，没有信心去做好群众工作。但若任其挖下去，有可能导致氨水槽倾斜，甚至翻到，这不仅会大面积损坏庄稼，甚至危及那些挖土农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挺身而出，只带一位供销科副科长黄某上山做工作。黄某建议多组织些人去，我说去多了反而容易发生冲突，我们两人去，如有人打我，我们不动手，你只帮我看着是谁动手就行了。到了山上，我苦口婆心地反复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强调停止挖土，并主动请他们派代表到厂里协商，可以优惠供给几车稀氨水。但他们不听劝阻，仍然不停地挖。后来我听到有人叫一位年龄大点的称“陈书记”，于是我便盯着那位“陈书记”，严肃地告诉他：“我对别人不认得，对你是认准的，再不停止挖掘，如果出了问题，我会找你的，你要负责任的。”这位陈书记终于开了口，叫大家停下来。当然，事后我也兑现了承诺。后来才知道那位陈书记是当地的村干部。
  日夜心系企业
  我在分管生产期间，除白天上班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几个车间转转。那时候生产不正常，“大故障三六九，小故障天天有。”当时又是“工业学大庆”、“学王振喜”的年代，企业领导人都要以身作则，倡导“哪里有问题，领导就出现在那里”，“工人身上有多少汗多少油，领导身上也要有多少汗多少油”，到处都在弘扬老黄牛式、劳动模范型企业领导干部的苦干精神。有一天，我要到县里开会，身穿一件较新的中山装，临走前习惯性地到车间看看。一位车工宋大姐对我说：“下次别穿着这样笔挺的衣服到车间来，工人会看不惯的！”尽管我当天是要参会的特殊情况，但我还是很感激她的真诚与关心。该同志是大学毕业生，后来调到县检察院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严格依法办案，坚持原则，公正不阿，曾被评为全国模范检察官，并先后当选为温州市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常委。
  我晚上在车间遇到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往往要到下半夜甚至第二天才能回家。这竟成了我的习惯，晚上没到各车间转一转，心里就不踏实，不放心。有一次，我岳母来我家，我在外间洗澡，我爱人把我的外衣都拿到内间，且把内室的门闩上，还说“看你今晚怎么到车间去？”结果我还是到宿舍楼其他同事家里，借穿了外衣外裤，仍然到车间转了转。
  后来，没过几年，社会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厂长不需这么辛苦，可以西装笔挺地坐办公室、下车间，依靠科学管理、规章制度和群体作用组织指挥生产，并且昌导整洁形象、文明生产。
  平氮厂是高压、高温、易燃、易爆的合成氨生产企业，我分管生产脑子里警钟长鸣。我当时的宿舍，在平阳一中的西南边，每当消防车从原104国道通过时，我就提心吊胆地趴在宿舍走廊的栏杆上，盯着消防车，直到消防车从三排口转南驶去（偏离平氮厂方向）时，才松了一口气。偶尔陪家人到电影院看电影，一旦电影院工作人员举牌找人，我就紧张起来，直至看清不是找自己时才放下心来——平氮厂无事，正常运转。
  其实不光是我，其他领导也这样。有一次，我咽喉不适到县医院看病，医生疑诊为咽喉癌，当时平阳医院没有切片化验条件，要到温州进一步检查。那几天，厂里设备大检修结束，刚点火开机，生产还没有运转正常，兼管生产的党委朱副书记对生产不放心，动员我迟几天待生产正常了再去温州检查，我一口答应了。后来另外一位党委副书记温某知道了，严肃而坚决地要我立马到温州检查，我才去了，结果确诊为慢性咽喉炎，虚惊一场。
  合力扭亏增盈
  为了平氮厂扭亏增盈，几任领导班子先后带领全厂职工艰苦奋斗，不断地作出了贡献。如于瑞祥、何高法等老同志，不摆老资格，没有老干部架子，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和职工打成一片，经常巡视工作在车间第一线；如李日伟同志，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善于选用与培育各类人才，信任年轻干部，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狠抓改革，促进生产发展；又如郑江森厂长，擅长企业经营管理，在经济责任制、成本核算以及财务与物资管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还有许多同志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着力解决原料路线改造，碳化煤球造气，造气炉、锅炉和变换炉技术改造，煤气柜导轮改进，碳化工段生产平衡，精炼气微量稳定达标，合成塔小盖头密封及余热利用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填平补齐，消除生产瓶颈，平衡生产过程，从而为企业带来了稳产、高产、低耗、低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为后来的扭亏增盈创造了条件。
  不能忘怀的竺柏春同志，他是一位精通化工机械设备及其维修的懂行厂长，业务熟悉，多次设备计划检修都是他组织生产设备科和车间技术骨干研究制定详细的检修方案；在平氮厂的原料路线改造过程中，他带领周某、黄某等同志认真摸索，反复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碳化煤球的生产技术问题；他识大体，顾大局，工作踏实，作风深入，平易近人，深得广大职工好评。又如吴正柱厂长，十分熟悉化工工艺技术，他针对企业生产上的问题，带领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外出参观学习，回来进行技术改造（包括小改小革），解决了生产上的不少问题。在企业扭亏增盈的征程中，在生产工作第一线，还涌现出金小林、黄吉棉、华丽君、林阿松等一批先进人物。
  审时度势，厂党委和厂部于1984年初，提出了“奋战一百天，实现扭亏增盈”的响亮口号。吴正柱厂长在省石化厅会议上表决心——“争四保五，扭亏为盈”。在那奋战100天的日子里，厂党委和厂部几位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家在厂旁而不回，吃在食堂、战在车间、睡在办公室水泥地，与工人同甘苦。无论白天黑夜，生产上哪里有问题，领导就出现在那里。夜间，为当班工人送点心到岗位；逢职工生日，送上鸡蛋面；在企业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购买交通车，接送职工上下班。与此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大宣传大发动，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好人好事，弘扬正气，狠杀歪风邪气，有效激发了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厂上下，通力合作，团结奋斗。
  功夫不负有心人，企业终于在当年4月份扭亏为盈。合成氨月产量超过设计能力，达到660.05吨，吨氨两煤耗降至1709公斤，吨氨电耗降至1305度，吨氨成本降至431.67元，当月实现利润3万多元。吴厂长是个办事很稳妥的老牌知识分子，他不同意报纸报道平氮厂4月份扭亏为盈，他还要看看五月份的实绩，担心生产稳不住，四月份扭亏，五月份又出现亏损。作为党委书记，我平时反复强调班子的团结与统一，经常宣传厂长开车、书记扫马路，搬开石头，扫清道路，让厂长好开车，开好车。在扭亏为盈的实际时间及其见报问题上，我内心明明认为厂长的当心没有必要，却又尊重厂长的意见。后来按市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于5月份与乐清氮肥厂同时见报。因此《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乐氮、平氮厂扭亏为盈的喜讯。
  我们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会前经自下而上民主评议产生的吴锡林等26名扭亏立功人员，表扬了46名优秀员工。浙江省石化厅等单位送来了贺信；浙江省化肥农药公司等单位发来贺电；李孟光县长亲临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亲自给扭亏立功人员颁发《立功证书》，并送来一个5000元的大红包，摆在主席台上；李海涛副县长给企业授旗颁奖。大会之后，党委和厂部决定用县政府那笔奖金购买了毛毯，全厂每位员工分发一条，作为扭亏为盈纪念品，让全体职工分享扭亏为盈的胜利成果。
  后来，县领导要提拔化工厂的中层干部焦常进同志到平氮厂担任厂长，让现任厂长退下来担任技术副厂长，以发挥其技术专长。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主张新来的同志先担任副厂长，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再作调整（当时我对该同志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并说吴厂长的业务专长是我们一时难以学好的，而他的弱点是我们可以补充的。类似我这样的“万金油”干部易找，要变动有专长的厂长倒不如变动我这个书记。吴厂长是瑞安人，当时我还掌握一个情况，瑞安计经委要把他调到瑞安去。因此我说，如果让他退下来担任副厂长，他马上会被瑞安计经委挖走。当时领导以犹豫的口气说：“问题是新来的同志是厂长的料”。
  1984年8月，组织上突然决定调我到县总工会担任主席，让新来的焦常进同志接任平氮厂党委书记。后来吴厂长也被调到县工经委担任副总工，厂长由书记兼任。由于大家的继续努力，当年实现全年度扭亏为盈；后来连续几年都保持了扭亏增盈的可喜局面。
  总结平氮厂扭转长期亏损为盈利的经验，首先是市、县领导和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与帮助的结果（当时市、县主管部门都派了扭亏增盈工作组）；二是历任领导班子呕心沥血，带领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的结果；三是认真学习桐化、绍化、吉化等兄弟单位经验，紧密结合平氮厂实际，依靠科技进步，着力技术改造，强化经营管理的结果；是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同心同德，明确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精心调度，苦心经营，深入实际，不怕艰苦，跟班督导，狠抓措施落实，充分发挥群体作用的结果；五是全体员工充分调动积极性，团结一致，精心操作，艰苦奋斗的结果。
  完成历史使命
  1993年，由于经济大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平氮厂又重新亏损，县政府拟予以停办。此时，我担任县经委主任，得知信息后，便抓紧找正副县长们游说，宣传化肥生产对农业的贡献，地产化肥对市场上化肥价格的调节作用，对农时用肥的及时保障作用，以及化肥生产的效益体现在农业上等理念，极力建议不要停办平氮厂。王擎峰县长听后，表示要派员到县科委、供销总社以及农资公司等单位调研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又尽快到上述单位游说，说明利弊，统一认识。后来，王县长亲自到平氮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宣布，让平氮厂再试产一年。在干部、工人们的努力下，当年又扭亏为盈，为平氮厂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新的机会。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小国有企业改制已是大势所趋，也是平氮厂面临新的抉择。当时温州东方集团老总滕增寿同我交谈中，希望我争取保留几家国有企业，把它办好，以证明只要善于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温州东方集团兼并平氮厂，腾总表示同意，但过了不久，又婉言回拒，平氮厂只能靠自己走上改制之路。
  2000年，平氮厂职工全员“买断工龄”，资产由部分职工购买，更名为平氮厂化工股分公司，由潘定光等同志组成股改后的经营班子负责经营。企业又一次换发出活力，获得新生，此后几年，年年盈利，生产得以发展。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承诺：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40～45％，“十二五”期间要降低16-17％，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号令，按期实现节能降耗目标，同时也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大化肥企业产品质高价廉的冲击，小化肥生产的前景不容乐观，因此，2010年，县政府决定平氮厂停业。平氮厂领导认为，平氮厂的万元产值能耗指标在全国全省同行中还是比较先进的，符合行业能耗指标要求，同意停办属于顺时代潮流、顾全全县节能降耗大局。因此，县财政经测算拨款200多万元作为第二次安置下岗职工的经济补偿，出资将企业买断。从此，平氮厂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从1955年开始筹建到停办历经半个世纪。这比之于60～80年代停办的瑞氮、乐氮、临氮、温化、丽化、龙化等兄弟企业比较，平氮厂算是很长寿的了。这是各届省、市、县领导、各届厂领导、科技人员和全厂职工合力拼搏的汗血结晶。
  结束语
  在县政协周咸文副主席和有关老同事的督促下，局限于本人经历和水平，简述如上。平氮厂其他时段与其他角度的更多风采，有待同仁回忆书写。平氮厂的功过是非，也有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