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南师26岁发宏誓愿，到95岁圆寂，70载春秋，70年心血，毕生从事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事业，不求名，不为利，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始终如一地完成了接续中国文化断层的大愿。功莫大焉！德何劭（shao4声）矣！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南师怀瑾先生走了
  2012年9月30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美欧等地的亲人、朋友、学生共200多人，满怀崇敬、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李传洪和郭姮妟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举火，为南师荼毗。是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青烟袅袅，全场静默，挥泪拜别……
  告别仪式后，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愿离去。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有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话，言犹在耳……
  南师1918年3月18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1919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评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评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柔醇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豪情万丈：“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的报纸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校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那时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的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1947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1948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1949年2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赴台。开始，他栖身于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2.28”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1949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jie2声），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1955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1970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1980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yu3声）死监狱的宿怨，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
  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九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
  二〇〇〇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〇〇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〇〇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〇〇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轻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做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
  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甚至说“‘南怀瑾’三个字与我无关”。自从二十六岁在峨眉山宏深誓愿，南师就把弘扬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作为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先生，当年在台湾赠送给南师的话，其中一句原本是“经纶五大教”，南师不受，后改为“三大教”。南师正是以如此宏伟的目标和宽广胸怀，从事一辈子文化传播与人性教化的事业。
  南师幼承庭训，天资聪颖，十九岁以前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医药武艺，诗文皆精。二十五岁于袁焕仙先生处印证悟道之后，他深感传统文化如果断灭，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比亡国还危险一万倍。于是，南师二十六岁上峨眉山，为取得寺庙支持他闭关阅藏，在一天夜里，他当着僧众（通永法师在内）发宏誓愿——弘扬儒释道诸子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为此请普贤菩萨作证明：自己所证悟对否？刚才所作施食（与降服）方法对否？上峨眉山闭关阅大藏经，将来出来弘扬三教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对否？话音刚落，夜空下的山谷突然灿如白昼，并伴随裂空之响，在场僧众无不震撼！无不对南师宏深誓愿赞叹敬佩！当时，南师严嘱在场诸位务守秘密，否则必遭天谴。因为当时如果传扬出去，南师要么被偶像化，要么被妖魔化，都不利于平实地弘扬文化事业，不利于大家反求诸己，自立自觉自强。今天，南师已逝，此事可公诸于世了。
  此后，南师即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三藏十二部，佛法修持进入新的境界。出关下山后，他短期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接着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大师。经白教贡嘎上师及黄教、红教、花教陆续印证为密宗上师。从此，一直到圆寂，首尾七十载，期间筚路蓝缕，但南师独立而不改，矢志而不渝。用他自己的话说，数十年来一直在各种困难与障碍的夹缝中，勉强做一点事。可以说，南师在中国历史文化命若悬丝的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苦心孤诣，下了一盘大棋。七十年，一盘棋！每一步，浸透了他多少的心血与艰辛！这盘棋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必定历久而弥新，历久而为更多人所理解。
  一九六六年，内地发动“文革”，南师受邀在台湾海陆空三军基地巡回演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台中空军基地演讲期间，老蒋先生曾亲莅幕后聆听，那次演讲，南师特别强调亡国尚可复国，若民族文化亡掉，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老蒋先生深为所动，并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发表《国父一百晋一诞辰暨中山楼落成纪念文》，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邀请了大批学者参与其中（包括钱穆先生等等），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老蒋先生曾邀请南师主其事，被婉辞。南师一直说，在两党间，他只买票不入场。后来，九十年代初，内地王震将军、邓力群先生等牵头的中国国史委员会，曾邀请南师任副主任委员，也被他谢绝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南师的著述在内地开始出版，并在此后持续影响着内地各界各阶层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国学”之风渐起。要知道，中国和印度，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与大众脱节。知识分子讲的话、写的著作，往往困在学术与文雅，甚至困于教条，要普罗大众听懂很难。因而大众虽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却不知传统文化之宝贵，以至于在清末衰败受侵略凌辱之际，误信少数留学归来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诋毁。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南师数十年来，一直主张道是天下的公道，最好要把道理学问讲得深入浅出，最好连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因而，他的著述大多深入浅出，洋溢着“道不远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没有酸涩死板的学究气，而且旁征博引，兼摄古今中外，浸透着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经验，因而广泛被士农工学商各界各阶层、从十几岁到九十几岁各年龄段读者所喜爱。他的书不做广告，他本人也不接受媒体采访，都是人们有缘读了他的书，受益之后，以口碑自动传扬。
  综观南师一生，自觉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香港，再从香港回大陆，一直苦心孤诣为重建中华文化奔走呼号。他亲自撰写或由弟子整理他阐释传统文化的著述，回大陆前出版了三十种，在太湖大学堂六年，又整理出版了二十多种，总共出版五十余种。有几种还被翻译成英、法、韩国、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影响广泛。《禅海蠡测》、《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原本大学微言》、《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金刚经说什么》等等著述在两岸三地一版再版，很多种书的发行数都高达几十万册以上。这些著述的共同特点，是以经解经，经史合参，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贯通古今，切中时弊。他不受传统经典各家注解的局限，贯通上下原文以求获得清晰义理，还将经典原文和同时代相关史料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变迁，联系当今的人与事，贴近生活实际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思想，以达到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目的。这样，南师的著作就填平了古今文化隔阂的沟壑，填平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成为当代各界各阶层了解传统文化的桥梁，并且对当代人做人做事也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对于有些学者的批评、挑剔、指责，南师素来抱有错则改，有诬不辩，有歧义不争论原则，坦然处之。他真诚告诉读者：“读了我的书，希望读者们从此更上一层楼，探索固有文化的精华所在，千万不要把我看作是什么专家权威学者，也不要把我讲的当作标准。我从来把自己归入非正统主流，我只是一个好学而无所成就、一无是处的人。一切是非曲直，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在太湖大学堂六年，南师公开授课五十多次，有数千中外学生当面聆听过南师精彩纷呈的演讲。演讲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管理、大众传播、金融监督，东西方文化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现代工商与人文，大会计，国学与中国文化，国学经典导读，黄帝内经与中医科学，当代教育问题，女子德慧修养，中学西学体用问题，新旧文化企业家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提高身心修养，人生的起点与终站，神通与特异功能问题，答问青壮年参禅者，如何学佛，释读《达摩多罗禅经》、《成唯识论》等佛学经典……真是综罗万象，无所不包，学识涵盖儒释道、禅净密，融会诸子百家、医卜天文、西方文化，涉足社会各行业，教化男女老少、中西精英、三教九流。南师的每场演讲，智慧通达，幽默风趣，率性真情，慈悲可爱，让不同国籍、种族、党派、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人等，都有“一次聆听、终身受用”的亲切感受。
  他不仅在讲坛上、著作中，以及平日与友朋学生的言谈里，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更令人敬佩的是，南师身体力行，经常带头或带领学生在智力、财力、人力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实际支持希望工程；实际支持设立光华教育基金会，长期支持内地三十多所大学教育；实际支持厦门大学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支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养新闻人才；实际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秘书人才；实际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建设国学院；支持江西宜丰“东方禅文化园”建设，捐建八十余尊罗汉雕塑；支持上海道生医疗科技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中医数字化“四诊仪”的研发与应用。派古道法师支持禅宗曹洞宗传承，帮助培养人才，重建洞山祖庭，已筹集捐款五千万元人民币。
  二〇一〇年，中国国学中心筹备组、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任一行，受国务院秘书长委托，来请教南师如何筹备中国国学中心。接着，北京市国学中心筹备组、北京市团委副书记邓亚萍一行，也来请教南师如何筹备北京市国学中心。南师都热情接待，坦陈己见，给予指点。同年，支持中华吟诵学会抢救中国民间吟诵文化，南师不仅给予指导，个人还捐助两万元人民币。二〇一〇年以来，南师又聘请少林武功资深传人来大学堂教学，弘扬易筋经文化；为支持“未来中国助学联盟”，南师题词并推荐两名讲师。二〇一一年，与苏州移动公司合作，开办“中国文化学堂”手机课堂，做公益文化教育。二〇一二年，南师应中国人民大学请求，为该校国学馆题词，鼓励国学院师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同时，南师个人支持二〇一一年度“新法家”学术研究及网站运营经费，要求弟子支持二〇一二年度“新法家”学术研究及网站运营经费。
  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优秀文艺作品、作家、艺术家，南师也非常鼓励，例如他对《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济公》主演游本昌先生、古琴家李祥霆先生、龚一先生、陈长林先生等等，曾当面给予其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师九十五高龄之际，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愿望，并借以弘扬人文文化，敦化民风，他还亲自关心指点吴江七都老太庙文化广场的筹建，亲笔为“老太庙”、“吴泰伯”题名，还捐出十八亩土地用于老太庙文化广场核心区建设，又派出国际知名建筑师登琨艳先生，为老太庙文化广场做义务的建筑设计。南师和太湖大学堂的同学们，还为老太庙建设捐款三百五十万余元人民币，其中一百万元是南师的稿费，他说：这笔钱，是读书人心血换来的干净钱，虽然不多，但也希望为当地人民的福祉与文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南师讲学传道几十年，受教者受益者无数。这次仙逝，等于上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堂大课。短时间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不光是中国，还有国际上的华人朋友和外国朋友。无数人在这堂课中，难过、反思、反省，甚至忏悔、发愿，要改变自己，要做功德的，大有人在。看了《怀师》网页的文章、留言，很感人，很让人佩服。而这些文章、留言，绝大部分竟是没有当面见过南师的人写下的。由此可以看到，无数人都受到了南师的学问、道德、人格的教化、熏陶。这靠的是什么？靠所谓的学术吗？靠推销自己吗？或者靠新闻媒体的宣传吗？都不是。那是他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滋润了人们的心田，不同程度地启发了、感动了、改变了人们的内心，大家发自内心真诚地感念他。看了这些留言，这些文章，我们都会体会到南师毕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心血没有白花，正在亿万人心中发酵，不断发挥着改变时代与历史的作用。
  这里有必要列举两个人，看南师教化的方法与力量。上海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在就读台湾大学电机系二年级时，感到现代物理学无法解决他心中对宇宙源起的困惑，就去找南师，愿在他门下学习，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答案。南师看了看他说，你到我这里听课要交费的，李说我家境困难，勉强交了大学学费，没有钱来这里听课。南师说，那你可以在我这里打工。李说我不知能否干得了？南师说就是打扫厕所、擦地及倒茶待客这些杂事。李高兴说这我干得了。南师问什么时候开始干？李说我现在就干，他当场挽起袖子就做起来。南师微微颔首。
  “当时老师很严格，会趴在马桶旁边看里面有没有刷干净。我洗刷的玻璃茶杯，他会拿到太阳光底下看，发现杯沿不净处就要我再去洗。尤其是当我给客人倒茶，不小心洒水到茶杯外，南师当众不客气地说：看，这就是台大电机系的学生，茶都不会倒。我常常羞愧难当，下不了台。”李慈雄今天感慨地对我说。而在几年前，有次南师向我介绍李慈雄时，也说到同样的内容。南师说，我当时就想打掉台大学生贡高自大的习气，磨难磨难他，使他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持续半年的测试，未让李慈雄打退堂鼓，南师才开始教他第一篇文章：《史记－货殖列传》。李说他当时想学的是佛学，老师讲货殖列传，开始他感到迷惑不解，我又不做生意，学这个干啥？想不到十年后，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一九八七年老师突然叫我离开美国回大陆做生意了。冥冥中老师似乎在几十年前就规划了我今天的行止。说起南师的教导，李慈雄永远记得，自己在离开美国前往上海的时候，南师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最厉害、最有效的东西就是诚实、信用，你去大陆就带这个文化理念回去。这也成了斯米克集团在上海大获成功的秘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曾就“向斯米克学习什么”专题，展开了一场持续一个月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传播了南师的办企业文化理念。日前，李慈雄说，他遵照南师意见，已在上海浦东新区建造了一座恒南书院，今年八月，南师叮嘱他可以做弘扬东西精华文化的事业了。
  提起融合东西精华文化，国外有许多专家学者十分仰慕南师，彼得·圣吉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其专著《第五项修炼》曾轰动西方管理界，被誉为现代管理学大师。中国近年来提倡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就源自于他。十五年前，他寻找到南师，请教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南师教他坚持每天坐禅一小时，同时介绍《大学》、《中庸》、《管子》三部中国经典让他修习，说其中包含人类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是个人修养、立身处世的宝典。彼得·圣吉深受启发，说真正找到了东方文化的老师。十五年来，他每年都来向南师求教，并多次率团队来聆听南师授课，也获得了扎扎实实的收获与成长。南师辞世后，他特地从美国赶来大学堂，发愿要把南师的学问和著述进一步传到西方去，传到世界去。他说中国文化对西方乃至全世界是很有帮助的，尤其这个时代和未来，世界充满了危机，非常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宝贵的思想与经验。就拿管理学来说，如果只是寄托于规则和利益管理，而不是以各自的内心观照和修养为立足之本，就不是真正好的管理。他在回国前向我表示，他回国后要立即着手组织翻译南师近年来的演讲内容，包括《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上下册、《原本大学微言》中的重要章节、段落，翻译成英语等，出版小册子，尽快送到美、英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精英手中，从高级官员到专家学者，让他们都能了解南师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危机的高度东方智慧。这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彼得·圣吉身上我深切感到，南师呕心沥血的教化，已让西方大师级专家学者充满历史责任感，并实际行动起来，努力传承南师关怀世界前景和人类未来的文化福音。这的确令人鼓舞！
  南师二十六岁发宏誓愿，到九十五岁圆寂，七十载春秋，七十年心血，毕生从事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事业，不求名，不为利，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始终如一地完成了接续中国文化断层的大愿。功莫大焉！德何劭矣！
  南师，不愧是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不愧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代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