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为浙南名邑，物产富庶，人杰地灵。建县1700年来，这片热土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优秀人物。被誉为“平阳三王”的“新闻王”马星野，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马星野，原名允伟，又名马伟。旅美时，取杜诗“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星野”二字作为笔名。中国著名报人、杰出新闻教育家，被誉为新闻巨子、新闻王。与棋王谢侠逊、数学王苏步青并称“平阳三王”，是平阳人的骄傲。
  好学少年 才华非凡
  1909年9月13日，马星野出生在平阳县万全湖岭乡陈岙村的一个书香门第。这里群山环抱，峰峦叠嶂，苍松翠竹，林木葱郁。父亲马敏中治学严谨，母亲吴佩年慧敏贤淑。马星野幼承家教，颇具文学根底。到了入学年龄，为了便于他上学，全家迁居平阳县城，先后就读于平阳模范小学（今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和平阳第一高等小学（今平阳县中心小学）。马老先生看着儿子从小就勤学苦读，喜悦的心情自不待言，望子成龙之心也分外心切。于是每年寒暑假，就安排马星野到自己创办的求我学塾或他五叔创办的颍川书院补习功课。幼小的马星野也不负众望，年方11时，在一次用“雨”“春”二字作诗眼题诗时，他便吟出“留得残荷听夜雨，聊将旧酒醉新春”的佳句，得到众人的好评。
  1923年，14岁的马星野坐进了温州第十中学初中部的课堂。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历史、地理、、词曲、戏剧等崭新的课程。当时著名学者朱自清任教于温十中，正好担任马星野这一班的级任导师和国文教师。朱自清对马星野的作文十分赞赏，平时除在文卷上细加评点外，还个别进行指导。一次在马星野的作文卷后，引李商隐的“何事荆台十万家，独教宋玉擅才华”作为评语，一时在校中广为流传。马星野的壮志像一把干柴，很快遇到了点燃的火种。这所学校的教师很多都是有新思想的青年人，他们倡导学生爱国、强国，教育学生热爱乡土，立志振兴中华，还注重发展学生的业余爱好。马星野在这里学会了写诗撰稿，后又被推为壁报和校刊主编。中学时代令马星野终生难忘，他在中国的古诗词中，找到了心灵的呼应和慰藉。他在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种下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思想种子；他在品味屈原的冤郁绝望中，感受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责任和豪情。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温州十中师范科。读了一年，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有幸体验新旧教育的不同，在新式教育下，呼吸到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这些无不给他日后的新闻生涯奠定了基础。
  投身新闻 心怀天下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南京，随后设立中央党校。马星野闻讯与十数位同学同赴应试，得益于学生时代的积累，学识坚实、兴趣广泛的马星野在揭榜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学习期间，经老师介绍兼任《黄埔军报》编辑。他选择了新闻编辑作为步入社会后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同时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他的笔墨生涯。1928年，中央党校改名中央政治学校。原党校毕业生有的留下继续深造，有的分配各地工作。马星野留校，被聘任党校同学会总干事。1929年，马星野接任《政治舆论民意》杂志主编。后政治学校教务长罗家伦调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看中马星野的为人和才华，携他北上担任校长室秘书，并负责编辑《清华校刊》。清华园风光旖旎，图书馆藏书丰富。马星野于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书籍。正巧，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昔日师生，北国重逢，马星野再次得到师长的指导。师生情谊深厚，半个多世纪后，马星野在台湾还着文追忆说：“朱先生是一块美玉，他的一句诗，一席话，都有值得长久回味的价值……他那温良恭俭让的和平神态，永远使我毕生难忘。”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马星野深知学无止境的道理。1930年，马星野留学美国，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在美学习其间，他时刻关心祖国，时常浏览中文报纸。当他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长篇连载后，熟悉了王芸生的名字。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文章寄给王芸生指教。王芸生面对一位二十岁出头的留美学子，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把他的文章不时安排在《大公报》或《国闻周报》上发表。同时他常利用课余了解美国政治动态和民情风俗，撰文寄回国内，发表在《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上。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前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马星野发表的文章有，《美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准备》（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从威尔逊主义到罗斯福主义》（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菲律宾能够独立吗？》（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罗斯福外交政策概观》（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华盛顿与南京》（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美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蒋介石会见记》（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国联改组与中国历史问题》（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言论自由与政府的新闻政策》（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等等。在《言论自由与政府的新闻政策》中，马星野借鉴西方国家的新闻制度和言论自由的情况，用西方新闻学观点评述中国的新闻事业，他说：“政府对于一般产业尚抱扶植及奖励之态度，对于报业，当然更要积极些。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不同，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一切大企业是国营的，所以苏联的报业是国家机构之一部分。在民生主义的国家里，政府一方面发展国营事业，一方面要发展私人企业，因为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以为政府如果实践进一步扶助言论出版事业之发展，至少要做到下列诸事：第一，扩大及改进中央通讯社，以完成国内外之通讯网，使报纸之新闻来源，不受外国通讯社之垄断。第二，协助报界，早日举行从业员总登记，以组织全国及地方报业协会，使记者职业之标准提高，记者之生活得保障，记者之社会力量加大。第三，积极办理报业人材训练工作，除在国立各大学斟酌设立新闻学系以造专门人才外，更要给现在的报业从业员，以训练之机会。第四，纸张油墨及机器等，由国家设法，自行制造，以廉价供给于各报，以免昂价购自外国。第五，发行问题，为办报者最感棘手者，政府一方面当扶助报纸，取缔报贩制度，使报纸收入，不致为报阀所中饱。诸如此类，政府与报纸，应共同努力，使中国报业得欣欣向荣”。实事求是地讲，当此国难当头的时刻，马星野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些意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赤子之心 报国情怀
  终身投入新闻的马星野，一路开疆辟土，奠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良基。他不只致力于人才培育，更为新闻事业树立良好典范，今天新闻界能如此蓬勃发展，马星野扮演重要的角色。1934年，马星野从密苏里大学毕业，便接到母校中央政治学校要求其返国贡献所学的电报。马星野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入学许可，从此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在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前身）外交系任教，并肩负规划新闻系创立的重任。初到政校任教时，马星野才25岁。当时的教务主任罗家伦怕他年纪太轻，镇不住学生，便安排他在外交系开新闻学的选修课程。因为四年级的学生快毕业了，是不会轰老师的。也许天性使然，马星野只要接下了一份工作，便一定会全力以赴。半学期下来，不但没有学生轰他，反而吸引了20多位同学选修他的课。在学生眼中，马先生是一位上课认真严肃，要求严格却热心的师长。既是他的学生又是妹夫的吴俊才说：马先生上课从不讲笑话，一进教室就上课，下了课准时走，完全没有半句闲话。他课堂上虽然严肃，私下对同学又很亲切。但马星野不只是希望学生有扎实的学养而已，从他先后创办《中外月刊》、《芷江民报》、《新闻学季刊》、《南泉新闻》（后易名为《学生新闻》）等实习刊务来看，不难发现他“理论要与实务配合”的教育理念。而政校新闻系，也在他的策划下，奠立了基础。为了训练高素质的新闻人才，马里野引入密苏里的新闻训练，强调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理念。马星野在新闻系的课程安排上，特别费尽心思。除了专业知识训练外，他还将社会、人文、语言等学科，都列入课程之中。那时新闻在中国不过是刚发芽的学问，专业科目的师资十分缺乏，马星野只好特别从南京到上海，延揽申报采访主任钱华、新闻报编辑主任俞颂华等杰出的实务界人士授课。
  1937年，马星野随中政校西迁巴渝，在新闻系增设新闻事业专修班。1942年兼任国民党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时常在一起讨论抗战言论。他们认为，在抗战的艰苦阶段，新闻宣传的作用特别重大，用以鼓舞军民坚持不懈的努力，顽强抗战。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把新闻同业组织起来，由此酝酿筹备中国新闻学会。张季鸾负责撰写《中国新闻学会宣言》，马星野负责撰写《中国新闻记者信条》。有感于新闻记者为民喉舌的责任重大，不只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还要有高度的道德修养，马星野起草《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十二则，作为中国新闻记者及从事新闻事业人员道德、修养和行为的标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包括十二条，前三条强调宣传贯彻“三民主义”，其余九条总结了民国时期办报的特点，参考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新闻团体的信条而制定。1941年3月16日，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二百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张季鸾起草的《中国新闻学会宣言》。马星野当选为学会理事，张季鸾当选为学会监事。而马星野起草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42年9月1日，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举行首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了由马星野起草《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等原因，《信条》只在大后方的部分地区新闻界实行，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从大陆跑到台湾，一些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人也到了台湾，《信条》先后被台湾一些新闻团体采用作为本团体的信条。这是后话。
  1945年，马星野任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在败走台湾前，它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大的党报。据有关人士说，该报创办之初，“并不是当报纸办，而是当做官办”，所以是“内容贫乏，形式简单，连续18年赔本”。到了马星野接掌才开始赚钱。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报纸杂志化，销路自是日日上升；有一个时期，刊登广告甚至排队，令人难以想象。……《中央日报》一向被视为CC派掌握的国民党喉舌，报社董事长就是陈立夫。而像陆铿、黎世芬等一群年轻人，则秉持新闻自由原则工作，以办好报纸为目标，不管CC或DD。马星野虽主持的是党报但仍有他的独到的做法，他强调企业化经营，不接受津贴，也坚守新闻职业的原则。马星野一方面尊重陶希圣主持央报言论的地位，但在新闻上则放手让他的一群学生去大展拳脚，而使陶希圣很难干预编务。因此，他主持《中央日报》，采取的是批评的态度，为了几篇文章，他曾被党部记过，还差点挨流氓的打。1947年，《中央日报》曾经登过一篇爆炸性新闻，引发了最高当局蒋介石的特别震怒，蒋夫人宋美龄甚至对蒋介石说：不把这事摆平，我就跟你离婚。最后却是“庶民的胜利”，此事不了了之。事情是这样的：时在该报任职的名记者陆铿，在“国民参政会”上听到了一名参议员质询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宋子文、孔祥熙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是怎么回事？”俞财政当然是百般狡饰与遮掩，而陆铿获悉这一新闻“线索”后，想了很多办法拿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次日就在《中央日报》的四版头条全给曝光。这贪污案件不仅事关宋、孔，而且宋美龄也脱不了干系。所以，这新闻引发的“爆炸效应”是不难想象的。此事后来的处理无须置喙，因为美国说了：“这是民主的表现。”既然美国说了，那就无话可说了。最少在一定时期，这常常是中国处理中国问题的最后价值标准。作为社长的马星野敢于将宋、孔腐败案端上版面，将这腐败案揭露出来，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其社论由中央党报社论委员会撰写，中央社电台播发，然后由各地分社刊登，以统一宣传口径，因而《中央日报》的社论常常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马星野用他的笔披荆斩棘、获得丰收。1944年2月6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言论与诽谤》，这是《中央日报》上最早的一篇关于新闻自由的文章。之后又陆续发表《言论自由固甚必要，但须自负法律责任》1944年5月26日、《新时代与新报人》1944年9月2日、《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1944年9月24日、《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1945年3月31日、《舆论政治之历史基础》1945年9月15日、《出版自由论》1946年7月8日、《新闻记者的共信与共勉》1946年9月2日、《新闻自由划界记》系列1948年4月30日、5月2日、《四大自由》系列1948年5月，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自由思潮的起源和新闻自由运动的概况，论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1948发表《四大自由》系列，1948年5月，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自由思潮的起源和新闻自由运动的概况，论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马星野在《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一文中赋予了新闻自由新的使命：“新闻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股极大的力量，以前英国政治家谓新闻纸是第四权力，在国内政治上，他的力量超过贵族、僧侣、与中产阶级，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可称之为第四武力，海陆空军以外，还有新闻一个武力，这个武力，用之不当，直接可以挑起战争，这个武力好好利用，可以根本消灭了战争。目前美国朝野发动的便是运用新闻在国际政治中伟大力量，来消弭战争永保和平，因为：第一、新闻自由可以肃清国与国之恶意宣传，第二、新闻自由可以防止国与国之秘密外交，第三、新闻自由可以消除国与国间之误会及造成四海一家的国际意识，第四、新闻自由可以组织形成强有力之国际舆论，以此舆论来制裁侵略，来抑制战争之企图，来保障和平之永固。”
  马星野对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历史和现实非常了解，思想系统，紧跟时代潮流。1948年3月，在启程参加日内瓦国际新闻自由会议之前，他动员下属将关于新闻自由的文章共11篇编辑为《新闻自由论》小册子出版。在马星野的带动和影响下，其它人士也积极撰写关于新闻自由的文章在《中央日报》上还发表。如，詹文浒的《新报风的树立》1945年4月16日，淑士的《切实保障新闻自由》1946年6月27日，曾资生的《论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946年9月24日，陆铿的《从新闻到宪政》1947年1月10日。从1946年6月24日至1948年4月18日《中央日报》上的《报学》专刊中常有介绍和评价各国新闻自由的专刊出版。这些文章将新闻自由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联系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情况，评述了新闻自由与国内外和平、民主政治、宪政、三民主义等之间的关系。尽管其中某些文章过分夸大了新闻自由的作用，但是许多创新观点如“要民主政治成功，我们首先要有自由的、独立的、勇敢的、负责任的而且普及于民众，真正做老百姓的耳目喉舌的报纸。”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山高水长 一代宗师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马星野人生的一个重要鲜明的特点，这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光辉和贡献。在接受“五四”新思潮之前，马星野就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系统、踏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现代与传统往往是双重优良质素的自然契合。我们常说，马星野和中国新闻事业是有缘的，这样的缘分更在于他的文学功底中，他的大部分文章都以他从事几十年的新闻事业生涯为创作源泉，他对中国的新闻教育独特贡献也正源于此。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新闻学院，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有才能的新闻精英，蜚声全美，享誉世界。这所大学特为新闻事业设立了一项年度“荣誉奖章」”，表彰全世界各地报刊的优异表现。马星野在留学密苏里大学学习新闻期间，他就知道有这一“荣誉奖章”。据他所知，获得过这一“荣誉奖章”的有：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基督教箴言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印度的《泰晤士报》。马星野常常在想，何时中国的报纸能获得此项荣誉。因此，他经常把中国新闻界的情况介绍给该校新闻学院院长马丁。马星野留美归国后，依然与马丁院长保持联系。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把中国新闻记者在抗战前沿采访的情况介绍给马丁。
  1941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持阶段，在东方的中国战场，抗日战争最为惨烈，马丁院长考虑将一九四一年度的「密苏里大学荣誉奖章」颁给中国的一家报纸。他向马星野了解情况，马星野把《大公报》的抗日言论和在抗战中发挥舆论导向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送马丁院长审核。同年四月，马丁院长致函《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称，鉴于中国《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教授会议中全体一致决议，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一枚赠予贵报，并嘱鄙人将该决议桉通知阁下，由衷庆幸。又本校此项荣誉奖章决定于本年五月十五日在本校举行第三十三周年新闻周时颁赠，敬希派代表一人前来参加仪式。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殊荣，其中既有中国新闻界的努力和《大公报》的贡献，也包含着马星野为之不懈努力和特殊贡献。《大公报》的胡政之和张季鸾经过斟酌，考虑到马星野的特殊身份和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特殊关系，拟派《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和特邀马星野前往美国领奖。但由于时间太紧，未能如愿，最后只好请中央通讯社驻美首席记者卢祺新代为领奖。在重庆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为庆祝《大公报》获得密苏里荣誉奖章，举行了盛大酒会。席间，王芸生在祝酒时，打趣儿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马丁与马星野同姓，因而马星野先生可谓马丁第二。”顿时，会场一片笑声。王芸生的一席话，也是对马星野的感激之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星野任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蝉联42年之久，直至1987年因病辞退。马星野在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1948年出席联合国首次世界新闻自由会议。这一年，国民政府颁给他“中华民国一等景星大绶勋章”。同在这一年，马星野筹办《中央日报》台北分版，次年出刊。1949年去台湾，继续担任《中央日报》社长。1952年辞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转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后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主管宣传。1957年出任台湾当局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顾问。同年，韩国汉城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959年出任驻巴拿马大使。任内其间巴拿马国家政府授予他“巴拿马共和国一等大绶勋章”。五年任满返回台北，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在担任中央通讯社社长任内，马星野致力于扩置电讯设备、扩大新闻报导范围、加强与外国同业合作、积极培养人才等工作。1973年改任董事长，直至1985年。其间，兼任“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1984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马星野“杰出新闻事业终生服务最高荣誉奖章。”1985年6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马星野平生著作甚丰，主要有《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史》、《新闻的采访与编辑》、《言论研究》等，部分著作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
  身在台湾 心系故土
  1949年3月，马星野到了台湾。由于在新闻教育耕耘多年，许多资深媒体工作者，如黎世芬、楚崧秋、曹圣芬、耿修业、潘焕昆等人都是马星野的学生；此外，他和知名文学家罗家伦、旅美幽默大师林语堂夫妇的忘年情谊更是文化界的一段佳话。据说，马星野是林语堂晚年的知音。从闽南山乡走出的林语堂，是马星野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林语堂晚年恢复中文写作并定居台湾，离不开学生马星野的敦促与协助。两人故里邻近，又有信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加上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一致，五十年代随着交往机会的增多而更加密切。
  马星野担任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兼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曾旅美公干，与林语堂接触过程中，分明感受到老师那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就极力相劝他去台湾走一走，便于隔海相望闽南家园。正是在马星野的动员下，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次年第一次飞抵台北散心，当时是1958年10月中旬。第二年马星野开始驻巴拿马“大使”的五年任期，曾安排林语堂夫妇前往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中南美六国游历。更值得一提的是：马星野任职期满后返台接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途经美国纽约，在朋友的宴席上喜遇林语堂，他向林语堂提出一项出乎意外的请求——为中央社开专栏。林语堂微笑着答应考虑。马星野又恳请两位好友和林先生次女林太乙从旁催促。林语堂终于同意。随后马星野驰函商量专栏的内容，不受限制，可以无所不谈。林语堂当即回信，表示干脆以“无所不谈”四个字作栏目。发稿之前马星野特地邀林太乙撰文介绍父亲的写作态度与风格。第一篇《新春试笔》于1965年2月10日正式发表，林语堂先生“自从一九三六年辞去《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编辑责任，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决定每月提供两三篇。事实上供稿初期不止此数，一周一篇源源不断，后来因为忙于编汉英辞典，才减为两周一篇以至每月一篇。截止于1968年，前后总共得180篇。
  该专栏中央社连续发稿长达四年之久，岛内外共有二十五家报社订购，台、港、泰国、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等地同时见报，华人社会反响很大，其中一篇尼姑思凡的英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佛教界人士曾提出抗议。（然而二十多年之后，台湾一位白先生却将这场风波看作是促进台岛民众现代意识觉醒的几次重要事件之一，见同济大学教授施建伟著《林语堂传》第593页注）有人则批评，中央社作为一家党营的权威性通讯社，应该多发一些国际政治经济以及与时局密切相关的稿子，而林的专栏总是那一套，孔子、《红楼梦》、语丝社、山川人物、饮食起居之类。记者出身的陈香梅女士也不以为然。面对种种非议，马星野不为所动。什么缘故？
  据有关人士看来，不外乎这么两条。一是林语堂的专栏符合马星野的新闻事业观。既然“书生论政”的办报办社时代已经消逝，就不妨加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份量，这样对于推动新闻业的发展以至全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何况林语堂“不喜欢政治”，“认为政治舞台如观剧，不足谈”，不能不叫马星野产生共鸣。其次，胡适病故后，林语堂成为台湾文坛的当然领袖，而马星野是岛内新闻界的权威人物。“惺惺识惺惺”，互相之间显然已超出通常的师生情谊。在马星野的心目中，林语堂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文豪”，其人其作乃中西文化的结晶！
  于是，在担任中央社特约撰稿人的第二年，年过古稀的林语堂返回台湾定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林语堂在台湾的最后十年中，马星野多次出现在林家的许多重大活动中，而且林语堂也经常提及他晚年与马星野谈话的一些内容，显现关系非同一般。如林语堂曾经对马星野谈起做人气节问题；“气节之事，不能不讲，士可杀而不可辱，儒学治己甚严，而对文人失节的人，看得同寡妇失节一样严重”；说“老婆对我不嫌老，既不伤春又不悲秋，俯仰风云独不愁。马星野对老师的晚年生活多有照拂，除了委托中央社一位职员客串林语堂的临时秘书，还曾带着家人悄悄祝贺老师、师母金婚；尤其难得的是林语堂谢世之际，家属希望营葬于风景秀美的阳明山麓，多亏马星野的奔走交涉，当局才破例允准。林语堂如地下有灵，谅必感叹知音难得矣！
  马星野身在台湾，而他却情系故乡的亲人和师友。多次发表怀念文章。他的父母亲于解放前夕从平阳迁居温州。建国后，得到地方政府的照顾和关怀，他的父亲常参加市政协举办的社会人士学习组，赋诗抒怀。20世纪70年代，父母相继去世。马星野闻讯悲痛万分，面向大海不知道洒下多少思乡思亲的行行热泪。他在《我生之初》一文中写道：“向着大海，陈列水果与清茶，朝西跪拜，哀读祭文……明知父母的魂魄无法飞渡台湾海峡，与我一见，但这是毫无办法中想出来的办法。”此后，每逢清明节和父母的生辰、忌辰，必进行祭奠。1980年1月21日，马老先生在中央日报发表思念故乡的文章，用深挚的感情，优美的笔触赞美陈岙村巍峨挺秀的板嶂岩，故宅内的桂花林、老屋门前水质清洌的水井等。马星野老屋门前的水井，人们俗称为“马宅井”，这眼泉井，井水清澈甘洌，冬暖夏凉，四季不枯，被人们誉称为“龙眼”。传说，马宅井水能治病祛秽，益智。村内若有人身体发烧，饮了马宅井的井水后就能退烧；有人皮肤骚痒，提了马宅井水的井沐浴，可治痒，皮肤就能光滑；有人头晕目赤，用马宅井水洗头洗脸，能清凉解毒，醒脑养眼养颜；幼儿喝了马宅井水读书就聪明。有时人们为了能饮到马宅井的井水，往往要排起长龙等水。1986年，摄影家邵家业拍摄的陈岙村头的独木成林榕树，寄给马星野先生，更是激起思念故乡的情怀。
  1991年3月11日，马星野因脑部多发性梗塞及尿道感染引发败血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82岁。新闻界人士莫不哀悼。著名作家徐钟佩女士在悼念中写道：“冠盖满京华，这一介寒士寂寂地死在一个二等病房里。他一生和浪费及奢侈作战，却节节败退。只有零落的掌声，未曾得到应有的反应。”马星野将毕生奉献给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遗下书信、文件上百件、文物数十件，现保存于台湾中研院。2011年3月11日，台湾相关部门举办了纪念马星野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除了缅怀这位新闻界元老级人物，讨论马星野在新闻教育与新闻事业上的历史意义，也期待能抛砖引玉，以历史眼光探讨马星野在新闻教育、中央日报、中央社新闻事业中的角色与影响力，并从人际交往、生活背景史的角度，理解他的思想。
  一代新闻宗师马星野离我们而去，他的付出和贡献却深植人心，他不只在新闻界树立许多重大的里程碑，更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典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写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