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鸦片战争后，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陷杭州。十一年，李委成再陷杭州。十二年五月，侍王李世贤陷湖州，八月陷慈溪。太平军连续大规模入浙，浙江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主要战场。战火所及，成千上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大量的人口直接或间接死于战火，导致1860年后一段时间里浙江人口锐减。特别是杭嘉湖地区，战时大批难民涌向上海等地。战后，战区的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浙江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恢复地方经济，1864年7月，经浙江省巡抚左宗棠奏准，浙江当局开始推行招徕垦荒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一些县还相应成立了“招农局”、“劝农局”、“招耕局”等机构，出示招垦并制定了优惠章程。如湖州府所定章程规定，凡来湖州垦荒的垦户在纳官租三年后，所垦之田十分之八作垦户自产，十分之二作为官户。当时温州府各县在这次战争中人口基本没有损耗，战前还存在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有生齿日繁，人浮于地，田不敷耕的现象。另外杭嘉湖地区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对其他府县的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来自本省的温、处、台三府和浙江相邻和相近的外省客民纷纷流向原战区，特别是杭嘉湖垦荒。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申报》有“闻杭嘉湖各属有招人垦荒之举，皆愿来。或携家而至，或结伴而行”或“春去冬归”或“集资置产不返，占客为籍焉”的记载。这些在原战区垦荒种粮，结棚而居，固称之为棚民。因相对当地原住民，又称之为客民。
在杭州府，各县县志都有客民迁入垦荒种地记载。光绪《余杭县志稿》卷五《人口》还留下了非常具体的同治、光绪间迁入余杭县客民原籍人数的记载。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余杭且有22545户97233口，其中客民有7414户28499口，户数占全县33％，人口占29.3％。本省客民最多的算是温州府籍，有841户2983人，其次是台州府籍，有330户1324人。
在湖州府，光绪《长兴县志拾遗》卷下《风俗》有“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处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民国《南浔志》卷三十《农桑》：太平天国战争后“郡西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垦”。习陈焕《德清县之物产及农村善》（《浙江建设月刊》1934年第12期）：德清县“土著稀少、客民颇多，大都由安徽、河南、温州、绍兴而来”。
在嘉兴府，金蓉镜《均赋馀议》中说，嘉兴府“自光绪间垦荒令下，客民丛集，有温台帮、宁绍帮，有河南帮、江北帮。”刘绍宽的《厚庄日记》民国三年3月5日：“在嘉善留一日，游东园各地。瓯民在嘉善种作者约三百余家，皆结茅而居。其田稍多者，皆亡雇工佣作，而已游息闾井，等于闲民，时或赌博，以丧其资，无识甚矣！”清末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浙案记略》中即有同治间温台处三府的“瘠土之民”视嘉兴各县为“乐土”，“迁入者接踵”的记载。《浙江省人口志》称“嘉兴府的客民多数来自河南、苏北、两湖、安徽等外省，本省则多温、台、处三府籍”。
《温州市志·人口》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载：“清代后期，杭嘉湖地区太平天国革命多年，人口税减，田地荒芜。清末民初，温州各地人民相率迁往，其中嘉（兴）湖（州）为多，搭棚开荒，从事耕作。”这些迁往杭嘉湖地区的温州籍垦荒者的后代留居下来，以同乡同族相对集中居住，形成至今仍保持温州风俗，讲温州话的一些温州村落。
民国《平阳县志》及1993年《平阳县志》，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能说平阳县就没有去杭嘉湖垦荒者。近年，平阳县编写姓氏志时，有些姓氏到杭嘉湖一带调查，如山门西山林姓一支，曾派人到余杭等地统计垦荒者后裔的林氏人口。我所知道与我同乡的就有二户在嘉善垦荒。一户是练川（今属郑楼镇）姜口村的刘吉卯。刘吉卯的儿子刘观万老人（今年八十七岁）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不情愿去嘉善垦荒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老家。另一户陈少东，是练川山下池地方人，他是刘吉卯的姐夫，二人同时率眷到嘉善。后来陈少东及他的儿子陈阿楠、媳妇先后死于疾病，他年迈的妻子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孙子陈碎拱回到老家。平阳县像他们一样在杭嘉湖垦荒者不乏其人，温属其他各县基本相似。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杭嘉湖地区呈现一片残破凋零的景象，土地成片荒芜，手工业、奄奄一息，劳动力严重缺乏。正是由于数以万千的客民涌入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劳动力不足，在当地成为种植的主要力量，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杭嘉湖地区的温台处籍客户众多，革命党人敖嘉熊看中了这个特点，企图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敖嘉熊（1874-1908），嘉兴人。字梦姜，号梦蛟。1903年到上海入受国学社，随后参加光复会，回嘉兴后与魏兰等组织温台处会馆，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的具体经过，《厚庄日记》民国三年10月30日有详细的记述，全文摘录如下：
“午后，到刘赞文处，询得清季敖梦姜事。敖，嘉兴人，与乐清陈乃新善，意在运动嘉湖棚民入革命党。来温，与乐人言：”温处棚民住杭嘉湖者极吃亏。凡有动案，皆委罪棚民，冤死不少，应于三府内主设一温处同乡会馆以联络之，整顿管束。善者扶之，不使被欺；不善者劝之，勿使为非；如果梗顽不化者，则听之。欲为此事，非得孙仲容先生总其事不可。乐人吴郁周、陈春波、石聘南、冯地造为言之嘉湖道，准予出示。敖遂因此置屋于嘉兴城外，向三府棚民劝捐，乃士循所知，遗吏官捕拿，敖、陈不折浙露其运动之本意，为嘉兴令何道，谓事虽甚善，而用人不妥，着行禁止。童道以告仲师，仲师甚悔来，始举办，而杭嘉湖同乡会馆事遂中止矣。”
抗日战争时间，共产党员平阳龙尾乡吴可偏，于1938年受刘英同志重托，前往余杭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他就是在温州籍客民后裔中，以同乡关系联络感情，秘密发展党员6名，建立了党支部，还组织一支50多人的杭日自卫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1940年，吴可偏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壮烈牺牲。
近150年来，迁往杭嘉湖地区的温籍垦荒者，以及他们留居下来后裔，为杭嘉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革命、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温州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浙江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恢复地方经济，1864年7月，经浙江省巡抚左宗棠奏准，浙江当局开始推行招徕垦荒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一些县还相应成立了“招农局”、“劝农局”、“招耕局”等机构，出示招垦并制定了优惠章程。如湖州府所定章程规定，凡来湖州垦荒的垦户在纳官租三年后，所垦之田十分之八作垦户自产，十分之二作为官户。当时温州府各县在这次战争中人口基本没有损耗，战前还存在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有生齿日繁，人浮于地，田不敷耕的现象。另外杭嘉湖地区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对其他府县的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来自本省的温、处、台三府和浙江相邻和相近的外省客民纷纷流向原战区，特别是杭嘉湖垦荒。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申报》有“闻杭嘉湖各属有招人垦荒之举，皆愿来。或携家而至，或结伴而行”或“春去冬归”或“集资置产不返，占客为籍焉”的记载。这些在原战区垦荒种粮，结棚而居，固称之为棚民。因相对当地原住民，又称之为客民。
在杭州府，各县县志都有客民迁入垦荒种地记载。光绪《余杭县志稿》卷五《人口》还留下了非常具体的同治、光绪间迁入余杭县客民原籍人数的记载。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余杭且有22545户97233口，其中客民有7414户28499口，户数占全县33％，人口占29.3％。本省客民最多的算是温州府籍，有841户2983人，其次是台州府籍，有330户1324人。
在湖州府，光绪《长兴县志拾遗》卷下《风俗》有“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处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民国《南浔志》卷三十《农桑》：太平天国战争后“郡西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垦”。习陈焕《德清县之物产及农村善》（《浙江建设月刊》1934年第12期）：德清县“土著稀少、客民颇多，大都由安徽、河南、温州、绍兴而来”。
在嘉兴府，金蓉镜《均赋馀议》中说，嘉兴府“自光绪间垦荒令下，客民丛集，有温台帮、宁绍帮，有河南帮、江北帮。”刘绍宽的《厚庄日记》民国三年3月5日：“在嘉善留一日，游东园各地。瓯民在嘉善种作者约三百余家，皆结茅而居。其田稍多者，皆亡雇工佣作，而已游息闾井，等于闲民，时或赌博，以丧其资，无识甚矣！”清末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浙案记略》中即有同治间温台处三府的“瘠土之民”视嘉兴各县为“乐土”，“迁入者接踵”的记载。《浙江省人口志》称“嘉兴府的客民多数来自河南、苏北、两湖、安徽等外省，本省则多温、台、处三府籍”。
《温州市志·人口》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载：“清代后期，杭嘉湖地区太平天国革命多年，人口税减，田地荒芜。清末民初，温州各地人民相率迁往，其中嘉（兴）湖（州）为多，搭棚开荒，从事耕作。”这些迁往杭嘉湖地区的温州籍垦荒者的后代留居下来，以同乡同族相对集中居住，形成至今仍保持温州风俗，讲温州话的一些温州村落。
民国《平阳县志》及1993年《平阳县志》，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能说平阳县就没有去杭嘉湖垦荒者。近年，平阳县编写姓氏志时，有些姓氏到杭嘉湖一带调查，如山门西山林姓一支，曾派人到余杭等地统计垦荒者后裔的林氏人口。我所知道与我同乡的就有二户在嘉善垦荒。一户是练川（今属郑楼镇）姜口村的刘吉卯。刘吉卯的儿子刘观万老人（今年八十七岁）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不情愿去嘉善垦荒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老家。另一户陈少东，是练川山下池地方人，他是刘吉卯的姐夫，二人同时率眷到嘉善。后来陈少东及他的儿子陈阿楠、媳妇先后死于疾病，他年迈的妻子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孙子陈碎拱回到老家。平阳县像他们一样在杭嘉湖垦荒者不乏其人，温属其他各县基本相似。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杭嘉湖地区呈现一片残破凋零的景象，土地成片荒芜，手工业、奄奄一息，劳动力严重缺乏。正是由于数以万千的客民涌入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劳动力不足，在当地成为种植的主要力量，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杭嘉湖地区的温台处籍客户众多，革命党人敖嘉熊看中了这个特点，企图在嘉兴建立“温台处会馆”。敖嘉熊（1874-1908），嘉兴人。字梦姜，号梦蛟。1903年到上海入受国学社，随后参加光复会，回嘉兴后与魏兰等组织温台处会馆，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敖嘉熊组织温台处会馆的具体经过，《厚庄日记》民国三年10月30日有详细的记述，全文摘录如下：
“午后，到刘赞文处，询得清季敖梦姜事。敖，嘉兴人，与乐清陈乃新善，意在运动嘉湖棚民入革命党。来温，与乐人言：”温处棚民住杭嘉湖者极吃亏。凡有动案，皆委罪棚民，冤死不少，应于三府内主设一温处同乡会馆以联络之，整顿管束。善者扶之，不使被欺；不善者劝之，勿使为非；如果梗顽不化者，则听之。欲为此事，非得孙仲容先生总其事不可。乐人吴郁周、陈春波、石聘南、冯地造为言之嘉湖道，准予出示。敖遂因此置屋于嘉兴城外，向三府棚民劝捐，乃士循所知，遗吏官捕拿，敖、陈不折浙露其运动之本意，为嘉兴令何道，谓事虽甚善，而用人不妥，着行禁止。童道以告仲师，仲师甚悔来，始举办，而杭嘉湖同乡会馆事遂中止矣。”
抗日战争时间，共产党员平阳龙尾乡吴可偏，于1938年受刘英同志重托，前往余杭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他就是在温州籍客民后裔中，以同乡关系联络感情，秘密发展党员6名，建立了党支部，还组织一支50多人的杭日自卫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1940年，吴可偏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壮烈牺牲。
近150年来，迁往杭嘉湖地区的温籍垦荒者，以及他们留居下来后裔，为杭嘉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革命、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温州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