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题记：这里叙述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为的是纪念中国新兴版画运动80周年，纪念革命版画家林夫、张明曹一百周年诞辰，更为纪念作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的郑野夫。
  浙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浙江的木刻运动，在抗战期间又是最活跃的。而温州，走在了前列。温州版画家为推进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为鼓动民众，宣传抗日，作出了不少贡献。这里，有必要回答几个问题，如，为什么是木版画？为什么是在温州？温州人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特殊的时期，木刻发挥了特别的作用
  木刻，也称“木版画”，是版画的一种。以八一艺社的成立和鲁迅举办木刻讲习班为标志，学界将1931年作为中国新兴版画的起始年加以纪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是以刀代笔，放刀直干，不模仿，不复制，使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创造性。鲁迅认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危难激发了在艺术王国里的艺术家们，他们纷纷走向民间，投入到美术抗战的时代大潮之中，将自己的画笔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刃锋，宣传画、木版画、漫画、壁画成为了美术家的首选。他们乐于把艺术品当作宣传品，体现艺术责任，创作了一批反映民族救亡和图存、表现人民的灾难和抗争的艺术作品。木刻版画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爱，大行其道，成为主流性的艺术形式，形成新兴版画运动以来的一个历史高潮。正如爱泼斯坦曾经指出的：历史上没有一种艺术比中国新兴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
  张明曹在当时发表于《游击》的《怎样学木刻》文章中说“这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而激起抗争的时期，每个人的胸怀充满着愤恨、反抗”，“我们要创造一种贴切的伟大的绘画艺术来”，一种“最强烈、最现实、最简单的绘画”，“而加强大众抗战的力量”。他说：“抗战时期，地不分南北，到处是残杀、抢掠、轰炸，不论印刷业如何发达的地区，都有受破坏的可能”，“木刻色彩单纯，黑白强烈的对比，最适宜表现有力的斗争题材”，“木刻印刷就是用原版来印”，“必然的适应这战时文化宣传的需要”。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抗战开头的三、四年，日寇未曾入侵温州，温州那时成为大后方同敌占区沟通经济的罕见的中转口岸。尚未沦陷的沿海港口所剩无几，温州港便是其中之一，英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外国轮船纷纷驶入温州，香港与温州往来也十分频繁。当时的温州，积极开展全民抗战救亡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成为东南各省之冠”（1938年9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在浙江省委会议上的讲话）。
  抗战急需宣传，鼓动民众，传播救亡知识，而在温州，限于当时的条件，往往无法制作锌版、铜版，只能用木刻来制作和拓印。木刻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不通过制版而直接印刷。这使得木刻大显身手，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尤其是木刻连环画，有故事情节，更能吸引人。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木刻是最经济、便利，也是更为普遍性的艺术。版画家说：有铁一样的事实证明木刻曾尽过最善的宣传和教育的责任。
  收集小学生木刻作品的《广化木刻集》1940年6月1日在温州出版。，木刻集的序言说：“这新兴的艺术，这抗战伟大的武器，在几年前已被吾们的鲁迅先生提倡过、介绍过，同时，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尤是在这个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中，更宜英勇地发挥伟大的力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吾们这小小的一群，现已握紧吾们的钢刀，随时学习，随时努力工作，使这新发展的武器，普遍地散布在每一个角落里。”
  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史上，温州版画家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业绩，可以说是有口皆碑。野夫当年的著作中有不少的记载，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陆地编著的《中国现代版画史》有许多的叙述，版画家朱维明撰写的《现代中国版画史论三篇》第一章专论“温州地区的新兴版画运动”，原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张怡珀根据众多回忆录和史料撰写两篇研究文章发表于《浙江出版史料》，刘小玄、朱彧编著《中国版画艺术源流》就抗日战争时期的温州版画，客观地说：“木刻作品、书刊之多，在全国堪称领先”。1993年出版的《浙江革命版画选集》，抗日战争时期作品选入71幅，其中温州版画家作品28幅，占到五分之二。
  温州版画主要的领头人是郑野夫、林夫和张明曹。《中国美术辞典》刊载近现代版画家22人，其中有郑、林、张三人。
  郑野夫（1909-1973），乐清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期间即参与八一艺社和野风画会的木刻创作活动，后来着手发展木刻用品的供应事业，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的李桦说“他像木刻运动的火车头”，“不仅是个木刻家，而且是个木刻运动的组织者。”
  林夫（1911-1942），平阳（今属苍南）人，1932年进上海美专读书。抗战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3月被捕，1942年6月19日牺牲。是为革命献身的版画家。
  张明曹（1911-1978），乐清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抗战爆发以后，在温州创办《抗敌漫画》，培养木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温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一群温州人，在合作中共同推进木刻运动
  野夫、林夫、张明曹和来温州中学任教的丽水人金逢孙等以结社的办法，组成版画工作者群体，不断地从理论上去指导，从实践上去努力。他们在从事木刻创作的同时，积极推进木刻运动。创立木刻用品社，编写木刻教材讲义，举办木刻函授班，创作木刻运动歌，组织木刻作品展，培育木刻创作的新人。
  抗战开始后，木刻运动最大的困难，是工具的供给。1939年8月，野夫与金逢孙、潘仁三人各出资50元，创办“战时木刻用品社”，生产木刻工具。成立之初社址在永嘉，后迁址在丽水，几个温州铁匠也到丽水。1940年8月17日，改为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1941年3月15日在丽水编辑出版的《合作前锋》（战时版第7期）刊载A·扬（杨可扬，丽水人，版画家）介绍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的文章，文章说：“通过严密的合作组织来推行木刻运动，这在艺术史上是开了一个新的纪录，而在合作事业中，参加了艺术这一部门，确也是别树一帜的新业。”当时的口号是：“运用艺术的力量宣扬合作，通过合作的组织扩大艺运。”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理事长陈仲明赞赏野夫、金逢孙等人，不断支持他们。陈仲明是经济学家，是被誉为“中国合作导师”薛仙舟的学生，曾发起组织中国合作经济研究社，并任社长。1939年农历年底，由潘仁、金逢孙、夏子颐、野夫集体创作的套色木刻《合作年画》（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由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初版1万张，分发各地。
  1940年，野夫应陈仲明之邀，用木刻连环画刻画中国合作运动史实。野夫以寿勉成《中国合作运动史》为蓝本，摘其大纲，编成系统，然后刻画，分秩成幅，合辑成集，每幅附以简短的说明，成40幅，卷首还有欧文、孙中山、蒋中正、薛仙舟4人木刻肖像。《战时木刻半月刊》第2卷第2期（即第10期，推算印行时间为1940年6月木函班即将结束时）“木运短波”刊载消息：“野夫为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刻制的《中国合作运动史木刻画集》已全部完竣，不久即可付印。”正拟付梓出版，被敌机轰炸而版毁。后再以手印画页经补充，翻制锌版，计划付印，不料又因浙赣事变，以致流产。几经周折，此书于1944年由中国合作经济研究社在福建崇安印行。丽水遭日机轰炸，野夫率领员工推手车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把木合社转移到江西上饶，改名东南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1942年4月15日出版的《木刻通讯》刊登的同学通讯录可以看到：在江西上饶二七号附四号信箱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江西办事处的有夏立如、叶蓁、王朝熙、葛克俭、杨涵、胡敏霞等人。后因日军攻打浙赣线，1942年夏，木合社再度转移到闽北崇安赤石，1943年改组成立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1944年起在福建赤石开始编印《新艺丛书》。直至抗战胜利后，木合厂迁到上海。野夫在上海美专任教，兼着迁到南京的东南合作印刷厂厂长，常往返于沪宁之间，至1947年下半年辞去印刷厂厂长职务。
  在温州，有一种思潮和运动在抗战中没有被打断，反而更为增强，那就是“合作”，为民生而合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温州人又惯于结成会社，善于集群运作。
  张树云是著名的版画家，1942年毕业于温州中学高中部。他晚年撰写《我与木刻》一文，回忆在温州中学读书时，由金逢孙老师指导，组成温州中学木刻研究社，创办《学生木刻》期刊，他担任社长，1941年创作了木刻作品《上前线》。社员王里仁、洪焕椿、樊祖鼎还合作出版了《前哨木刻集》。文章末尾还罗列了社员21人的名单。
  木刻函授班的学员为加强联络，又组成同学会，温州学员比较积极，经常组织社员举行学习检讨座谈会，在温州城区的葛克俭、陈素屏（沙兵）、夏立如（子颐）、杨桂森（杨涵）、张长弓（龙光）、叶蓁等人还创办了《木刻通讯》刊物，出版了6期，在抗战期间艰难地维持了一年多。
  1942年，叶蓁去了苏北，参加新四军，任《火线报》编辑，葛克俭、夏子颐则考入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第二年春节后，杨涵也去了苏北，在新四军继续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任《苏中报》专职木刻创作，后任《苏中画报》编辑、副主编。
  从发黄的旧报纸中可以看到：1945年10月11日《浙瓯日报》开辟的又一次全国版画展特刊，发表的版画分别是夏子颐的《望向秋野》、平野的砖刻《功课》、葛克俭的《苦脸》，主要的文章是沙兵《艺运的回顾和前瞻》。一个新的版画家群体正在茁壮成长。
  1946年，陈沙兵、葛克俭、夏子颐到上海美专半工半读，与野夫一起，4位温州人帮助筹备抗战八年木刻展。野夫，是集群运作的领军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的温州知识群体，走出乡土，活动范围扩大；放眼全球，视野极大拓展，他们身上最鲜明的特征，一是颇具世界眼光，二是特重集群运作，三是往往善于经营，四是努力追求卓越，五是受上海影响，能开风气之先。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温州人的联合能力，他们合指为拳，协同作战，聚力做强，如同“蚂蚁雄兵”，那种合作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