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正当王先生以全部身心投入新时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的多种学术成果即将源源不断地问世时，疾病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工作。
  那是在1982年2月11日，学校开学后不久，我正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查阅史料，忽然系里派人来找到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先生突然病倒了，而且病状严重，要我快去其家。
  当我赶到王栻先生的家中时，只见他已经昏迷不醒。大家赶忙把他送到南京医疗条件最好的江苏省人民医院。我经了解才得知，王先生多年患有高血压等病，他一直是带病工作。这天他遇见一位友人来访，高兴之余，就与那友人下起了象棋。也许是用脑过度，也许是高兴激动，他在下棋时突发脑溢血晕倒，病像凶险。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立即对王先生进行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王先生的病情稳定下来，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神智却未能恢复，一直在昏迷中。
  我与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和教师，站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心情十分悲痛难过。医生告诉我们，王先生的病情一时难以好转，希望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配合医生，做好长期的护理。经王先生的家人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协商，决定，在王先生治疗期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雇请一位护工，在白天对王先生进行护理，而在每天晚上，则由王先生的几个儿子和我以及另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俞政轮流担任护理。我立即答应并开始了工作，因为我想，这是我这个做学生的，对敬爱的王先生在这时所应做、所能做的的事了。为了能挽救王先生的生命，哪怕能延长他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生命，我啥都愿意做，啥都愿意付出。
  从那天开始，我和王先生的几个儿子以及俞政轮流担任王先生的夜间护理，从晚上七时直到第二天清晨七时。尽管当时我正写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间紧迫，但轮到我值夜班时，我都提前从南京大学赶到医院。我为王先生擦拭身体，清理大小便等，并尽可能流通病房的空气。夜深人静时，我看着昏迷中的王先生的苍白面孔，流着泪祈祷，愿王先生尽快恢复健康！
  但王先生的疾病在不断恶化。一天深夜，正是我值班，忽然发现王先生的呼吸急促，脸色变得灰白，这是病危的迹象。我立即喊来医生抢救。医生对我说，必须打开王先生的头盖骨，洗净溢出的血迹，而这很危险，必须要王先生的家人与单位领导签字，越快越好。我立即骑着自行车冲出医院，在深夜的南京马路上疾驰，喊醒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茅家琦和系总支书记孟克，把他们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签字和商讨，直忙到天亮。手术成功了，王先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仍然没有能苏醒过来，而且更加昏沉了。
  医生终无回天之力，王先生在昏迷一年多时间后，终于在1983年2月13日去世。南京大学为王先生举办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的夏鼐先生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讣告后，托人献了花圈，并寄来挽联：
  三千里外凶闻，岁首成佛成仙，著史宏才君未尽；
  五十年来风雨，交情胜金胜石，伤心老泪我无多。
  对王栻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整理和出版他的论著，继承他未竟的学术事业。
  首先是《严复集》。这是王先生早在1962年就应中华书局之约而接受的任务。多年来，他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整理点校，倾注了全部心力。王先生去世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王先生的研究生抓紧时间编校，终于在1986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五册，收集了严复的全部诗文、书信、日记、翻译按语，附录严复年谱等。署名王栻主编。该书是目前所有严复作品集中收录最全、质量最好的集子，成为研究维新运动尤其是研究严复的必备书。
  其次是《维新运动》。王先生在“文革”后已经对此书内部出版的初稿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王先生去世后，由他的研究生进行整理，于1986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字，以大量的史料作基础，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在戊戌变法达到高峰的中国近代维新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深刻的分析论证，注重学术创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王先生还有几部未刊行的手稿，现为温州学人方韶毅收藏，包括《严几道年谱》《甲午战后之联俄政策》《清代汉大臣身家考》《清代汉臣身家表》等。我希望有关部门能资助出版印行这些论著，以告慰王栻先生于九泉之下，并惠及学术界。
  王先生，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友人，你的同乡，你的学生，都将永远把你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