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80年9月1日，我再次踏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成为王栻先生的研究生。
  进校的第一天，我便去拜望王先生。那时他全家住在南京大学南园一座古老的大屋顶建筑里。全家几个人挤在一起住，狭小的客厅和几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显得拥挤不堪，但却充满了书香气，这是被十年“文革”扫荡而久违的书香气又重返大学校园了，使我十分兴奋。王先生在客厅里迎侯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69岁。我看到他是中等偏高的身材，不胖，头顶部已“秃顶”，头发已经很稀少，多已白了，额头上闪着智慧的亮光，皮肤白皙，相貌堂堂，鼻梁挺直，双目含笑，衣着整洁、风度儒雅。他的夫人，就是我的王师母，在旁扶住他，个头比他矮些，但显然身体比他要好些，像个知识女性。他们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与我亲切地交谈起来。
  我首先向王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王先生说，他都了解了。他称赞我的考研成绩很好，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两门专业课考得好。他说：“看得出你的知识面广，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我与几位教师在出这两门专业课试卷时，除了出几道问答题，考你们考生的分析能力，另外特地多出名词解释题，共有60道，就是想考考你们的知识面。想不到在这么多考生中，只有你如数家珍，全部答出来了。特别是‘沈葆桢’这个词条给我印象深，你不仅答出他的生平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还写出他晚年到南京任两江总督四年，为江苏治水和海防等四处奔走，最后死在南京，尤其是你还写明沈是林则徐的女婿，是与林则徐一脉相承的。这些知识在目前的教科书里都是没有的。这说明你读书较多，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超过了其他考生。所以今年我只招收了你一个研究生。望你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听了既高兴、感动，又十分惊讶，想不到如此高龄的王先生在忙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对招收一个研究生竟如此认真、细致，并寄予热烈的期望。我能不倍加努力奋进吗？
  王栻先生给我简单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的要求、课程和学习注意事项。王先生拿出他不久前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的《严复传》和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的《维新运动史》上、下册送给我，作为学习资料。他告诉我，前一年哲学家李泽厚特地到南京大学来拜望他，向他了解严复生平和论著的一些问题，因为王先生是海内外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和最优秀的专家。王先生热情地尽其所知告诉了李泽厚先生。不久，李先生就在北京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严复》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影响很大，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我在当时反复看了多遍，对我报考研究生的复习发挥了很大的的作用。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篇论文里也有我们王先生的贡献啊。我怀着感激与敬佩的心情离开了王先生的家。此后我就经常往王先生家跑了，那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开学不久，我终于等到了王先生给我开课。王先生自国家恢复高考后，在1978年秋招收了一个研究生，在1979年秋招收了三个研究生，这四个研究生是我的“学兄”；在1980年只招收了一个研究生，那就是我。因此，这年王栻先生开课时，只有我一个学生去听。王先生行动不便，每次我都是到他家中的客厅里去上课。当我到王栻先生家中时，王师母给我倒一杯茶后，就与家中其他人离开客厅，回避到房间里，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王栻先生两个人。后来我得知，王先生给前两届研究生开课时也是这样。王栻先生全家为培养研究生作出了很多牺牲。这年，虽只是对我一个学生开课，王先生教学却总是十分认真、严肃。他慢慢地讲解课本，讲解严复的原著，介绍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谈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举例详尽，分析细致。他在讲解维新运动志士和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时，对温州籍的黄体芳、黄绍箕两人（著名演员黄宗江、黄宗英的先人）讲解尤为详尽，带着深深的敬意，显示了他对家乡温州的广泛了解和深厚感情。王先生给我开课约一年，两个学期，使我的知识不断增长，使我的分析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戊戌变法前后的近代启蒙思想史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影响等，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走上研究的道路。我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得到了王先生的首肯和支持。这篇论文的写作不仅使我得到了一次学术写作的锻炼，而且打下了我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可以说，王先生是我一生学术道路的引路人。
  王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他曾动情地对我说：“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自1937年7月抗战之日起，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前后四十年，正当我壮年及成熟时期，却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与做学问，浪费了光阴，成果不多。直到目前，看到祖国前途光明，我们大学教师也可以认真做点学问了，但我已经垂垂老矣，感到精力衰颓。回想我自清华毕业以后的四十年中，最多只能挤点时间，读点书，写几篇文章，还要担惊受怕。我现在的学识积累，最多不过像三四十岁人的水平……。”自责之切，殷殷可见。我听了百感交集。是啊，像王先生这样天资聪慧，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在当时的中国本就不多，凤毛麟角，他们本可以大有作为，为学术和教育做出更多的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的。但历史却捉弄和折磨了他们，使他们才无所施，仰天长叹，空白了少年头。然而这能怪他们吗？不！这是那个时代的过错，而并非个人的责任。日本的侵略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十多年的灾难；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的所谓“和平年代”里，也是运动不断，折腾不断，中国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到了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全国的各类学校竟被全部砸烂，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凌辱和摧残，冤死者不知凡几，能苟活者已属不易，只求偷生于乱世，哪有心思与条件去钻研学问？全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一片荒凉。王先生真诚的倾诉，正反映了那个时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以及未能尽展才华的深深遗憾。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王先生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仍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冒着风险，克服困难，抓紧点滴时间和一切难得的机会，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钻研学问，写作论著，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在抗战前后的动荡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化》《汉代的官俸》《籍俸与陋规》《谈清代的考试制度》等多篇论文；在1940年，他与沈鉴合作编著的《国耻史讲话》，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1948年12月，他独立完成的《慈禧太后传》，由正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在史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史和严复、张之洞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1960年写成数十万字的《维新运动》上下册，作为大学教材，于1964年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内容丰富，资料齐全，文字流畅，发前人所未发，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此专题的学术著作，深得史学界和学生们的赞誉。1981年，王先生在夫人陈秀梅和五子王平的协助下，对此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第四章，准备送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先生晚年投入最多的，是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研究。他写成的《严复传》，于1957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的专著。严复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被清政府派遣英国学习海军，深入钻研了西学，对西方近代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回国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校长”。1895年以后，他在甲午战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先后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雄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名著，以一种全新的思想，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风行海内，洛阳纸贵，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心高气傲的康有为也对他十分敬佩；胡适誉他为“近世介绍西学的第一人”，毛泽东更把他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之一。但严复的译著，文字艰深，学术界多年没人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作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论述。王先生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严复传》是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生平与思想的专著，不仅论析和肯定了这位思想家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实际活动，而且分析了他的译著的先进思想与理论贡献。王栻先生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这位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因为他对严复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严复传》才写得全面而深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文革”结束后，1976年，王栻先生将《严复传》修改，增补了《严复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一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欢迎与赞誉。
  正由于王先生是研究严复的第一人，成果斐然，1962年，中华书局特地约请王先生编辑校订严复的全部著作，准备出版《严复集》。王栻教授立即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部分中青年教师，日以继夜地投入了工作。但因王栻先生的健康和资料匮乏等诸多因所困扰，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袭来，使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和王栻先生的其他研究生一道，从入学开始，就在王栻先生的安排和领导下，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在抄录和整理严复的论著时，看到了王栻先生多年来亲笔写下的研究和整理严复译著的许多手稿和批语，写得那么工整、认真和细致，不仅使我学到了严复思想学术的精髓，而且得到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锻炼。
  王先生虽年高体弱，行动不便，但他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还关心着国家时政大事，关心着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是个老系，解放初院系调整时由几家高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又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矛盾重重。1981年冬天，系里教职员工在对系里发展战略和道路上发生了分歧和激烈的争辩。按理说，已七十高龄的王先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理不睬。但他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他衷心热爱的历史学发展，心情难以平静下来。他经认真的调查和思考，精心写下了他的意见。系里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那天，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严寒日子，王先生特地穿上一身新棉衣，让我们搀扶着，从南京大学的南园住宅区，步行走到北园教学区的西南大楼，登上三楼，走进历史系的会议室。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意见，陈述了他的论证。与会全体人员未必都同意他的全部见解，但大家都被他的满腔爱国、爱系热情和精神所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七十高龄的王栻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公众集会活动与发表讲话。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那感人的场面。
  王先生对朋友的热情和真挚也曾深深感动了我。那是在1981年12月17日，一个寒冷的冬日，王栻先生参加我上一届几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答辩，主持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汤志钧教授。汤先生也是王先生的多年学友。我担任论文答辩会的记录，亲眼看到王栻先生对汤先生的尊敬和热情。答辩会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王先生回家，当走到南京大学南园八舍前的道路上，突然听到王栻先生惊呼一声，挣脱我的搀扶，快步走上前去，与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先生热烈地握手，连声问候，脸上荡漾着由衷的欢笑。我被王先生的这一举动和难得见到的热情洋溢感染了，呆呆地站在一旁，很久才把这两位老学者送回家。事后王栻先生告诉我，那位老教授是他的温州老乡、考古学家夏鼐。他们两人已经相识相交几十年，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这次夏鼐先生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特地到南京大学拜访王先生和中文系的管雄教授两位旧友。我感到，在无数“运动”和“文革”浩劫深刻广泛地破坏了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这种历经风雨始终不渝的互相信任和深厚友情，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
  王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指导我，在生活上也关心我。特别是在1981年暑假，我离开南京，回到我在“文革”中工作过的地方，家庭生活一度发生了一些波折和困难。暑假结束我回到南京大学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向王栻先生汇报和求教。王栻先生微笑着迎接我。他说他在暑假中就及时知道了我的情况。他挥了挥手，根本没当一回事，对我说，现在不是“文革”那时代了，国家在向好，人民在向好，学校在向好，因此每个人也都会向好，个人生活上碰到一些波折和困难，在人生道路上是难免的，很快就会过去。只要努力，前途广阔。他要求我不要多想个人生活上的得失，而要更多地投身到史学研究中去，那里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呢！我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原来，王先生在时时关心着我啊。我感到他真是一笑解我千愁！他是我的学术导师，同时还是我生活上的父辈。在我生活道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王先生给了我指点、勇气和信心，而他的家人则给了我生活上多方面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顺利渡过难关，奋发而前行，我后来能有许多进步，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王先生以及其它许多老师对我的关心、指点和鼓舞，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