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温州平阳在中国科举历史上的辉煌让今天的我们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文科状元、探花、榜眼竟然全齐，武科状元更是数目不少，在全国占有很高的比例。温州第一个状元就出在平阳。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美誉的平阳，文脉绵长，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这里还有石棚墓、东狱观、钱仓双塔等著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迹。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哺育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特别是南宋期间的嘉熙二年（1238）和淳祐元年（1241），周坦、徐俨夫接连夺魁，令世人惊叹不已，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好学少年
  周坦（1196—1263），字平甫，号瑞江，平阳东门外柏洋人。据史料记载，周坦出生前，他的母亲孔氏就寡居在柏洋村。后来瑞安永安的周君朝奉前来入赘，生了周坦。周坦幼小时，父母相继亡故，弃下了孤零的周坦，生活无依无靠，幸好得到舅父孔庆夫的安排，葬于坡南新罗山（今工人文化宫西北边）。从此周坦的生活起居就由其舅父安排照顾。由于舅父当时尚未有子嗣，就收养周坦为子。年幼的周坦很懂事，经常下地放牛、拾柴禾，为家里分忧。相传有一天，他放牛时不慎走失一头牛，因惧怕受罚而不敢回家，只得在村外桥下露宿。夜间，遥见一队人马提着灯笼簇拥而来。至桥边时，突然有人高声大呼：“状元在此桥下！”周坦猛然惊醒，见夜色已深，这才赶紧回家。他每天外出放牛时，总要路过村子里的学堂。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周坦多么地想上学呀。可他知道舅父家中也不是很富裕，哪来的钱供他上学呢？看出外甥心思的舅父决定自己亲自来教周坦读书，舅父一边教他诵读，一边教他写字。有了读书的机会，周坦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埋头苦学。遇到难解的词儿，就及时向舅父请教。看着周坦勤奋好学的样子，舅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后来舅父生来一子，取名梦斗，由于家里的各种原因，不得已送周坦到其祖居地瑞安永安居住。
  在瑞安，周坦被送到著名寺院常宁寺读书。常宁寺位于瑞安仙降镇寺东村，始建于唐咸通八年，在浙南闽北一带也是一座比较有名的寺院。听当地老人们讲常宁寺方圆占地几十亩，非常宏伟。寺里有个古钟，一人多高，一敲五里地外的人都能听得见。因南宋理宗嘉熙年间和尚生活堕落不修正道，勾结当地方腊反朝廷余部山皇寨。瑞安县府大为震怒，请示府台，调来大批官兵，一举攻下了“常宁寺”，并放火烧了整个寺庙。最后，只剩下大雄宝殿和两厢十几间厢楼。清光绪十一年晓柔法师重建寺庙，鼎盛一时。这是后话。周坦在常宁寺学习时非常刻苦。那时常宁寺香火旺盛，每当初一、十五，八方香客从几百里赶来齐聚常宁寺，焚香祁祷，甚是热闹。这时，周坦经常关起门来，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读书。每天从早到晚，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知休息。到了晚上，疲倦得直想睡觉。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学苏秦“刺股”的故事。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常常坚持读书到深夜。夜深了，常宁寺佛殿里经常传来周坦朗朗的读书声。由于周坦自幼天资过人，过目不忘，一览成诵再加上勤奋刻苦，很快就声名远播。
  二、富阳拜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坦知道了有一位名师叫慈湖先生。在富阳兴教办学，名扬四方。周坦就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拜慈湖先生为师。慈湖先生名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另据全祖望记载：说他是鄞迁慈者），乾道五年（1169），进士及第。初调富阳主簿。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对杨简的才德十分赏识，向朝廷推荐杨简，丞相史浩也荐举他。宋孝宗就派杨简为浙西抚干，督三军将兵。杨简改任乐平县知县后，大力兴办学校，训导士民。绍熙五年（1194）杨简被召为国子博士，后为朝奉郎官。嘉定元年（1280）授秘书郎，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以后又做过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曾出任温州知府，后官迁驾部员外郎。杨简曾师从陆九渊，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个系统，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之义理的“义理之学”；从狭义上讲，是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共称。因为无论程朱之学或陆王之学，都把“理”（或称天理）作为其学说的核心范畴。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和巨大的。作为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创始人的陆九渊，自然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陆九渊的心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心，这就是人的本心。人的一切恶行都源于“失其本心”，所以人的一切修养功夫都应该力求保持本心，而不让其丧失。在他眼中“本心”即存在于人心，又充塞在宇宙之中。什么是人的“本心”，有两个关于陆九渊以禅宗机锋的方法来说明什么是“本心”的故事。一个故事是：杨简到富阳为官，适值陆九渊途经富阳，杨简慕名邀其至寓所，交谈之间有相见恨晚之感，杨简问陆九渊“如何是本心？”陆九渊以孟子的“四端”回答杨简，说“此即是本心”。杨简说：“你所讲的，我儿时便已知晓，然而毕竟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只好重复前边的说法，如此几次，仍然无法解杨简之惑。正讨论间，有一桩纠纷告到县衙，由杨简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原来是一件关于“扇子”的讼案，杨简听完双方的理由后，片刻便断定了双方的曲直。案毕，又问陆九渊“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因势利导，对杨简说：“今天你听讼时，诉讼双方，必有一是一非。你当时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谁是谁非，这不是本心又是什么呢？”杨简听后，急问陆九渊：“仅仅如此吗？”陆九渊厉声问道：“除此还有什么？”杨简退下，拱坐达旦，终悟本心之旨，虽陆仅长他二岁，于是执弟子礼，正式拜陆九渊为师。另一个故事：是陆九渊坐在那里，他的学生詹阜民陪着他坐着，陆九渊突然站了起来，詹阜民也跟着站了起来，陆九渊对詹阜民说“还用按排否”。以上二个故事说明陆九渊说得本心是无须加以思考，自然而然的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每个成熟的人都有自己稳定的良心，他是和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一致的。后来杨简潜心研究心学，并对陆九渊的思想作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周坦在富阳慈湖先生处学习时，得到了慈湖先生的赏识。慈湖先生在教学中提出的：“心是万物万事之源的精神性实体，心皆”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于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霆雨露霜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很有人生哲理，特别是慈湖先生在教学生时说到“人心本为善，皆可以成为尧舜，所以有恶是“意”（意识活动）的干扰。因人心本明，意动而昏。所以修养方法只能是“毋意”。即使心保持寂然不动的“明镜”状态，不思、不虑，不接触外物，顺应心的本然状态”这些思想观点都能引起了周坦的共鸣。还有慈湖先生在教学中引进佛家思想，教到“毋意”的要求和佛家的“无念”相一致。但也有相异之处，“心”，即有知觉能力，又具有伦理品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道心之中固自有。这与佛家把心分析为各种心理状态，“性中不染善恶”的观点不同。因强调“毋意”的修养方法，而否定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提倡无恩无虑的蒙昧主义。认为“有知则有意”，“无思无虑是谓道心”。“无知”是圣人的“真知”，圣人知之实乃无知，圣人所认识的“非智识”、“非事物”，而是“心”。故“如蒙如愚，以养其正，作圣之功”。慈湖先生秉性刚正，博学多才的思想无不影响周坦以后的人生道路。
  三、传播心学
  时间过得很快，周坦在慈湖先生处学成后要回归温州老家了，慈湖先生亲自予以送行。临别时，先生深有感慨地对周坦说：“吾道南矣！”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学说，都要靠你去南面传布了。周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先生回到家里，他牢牢记住先生的临别赠言，一边传播先生的心学的观点，一边学习准备迎考。宋代是我国科举考试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朝代。就进士考试而言，宋初大抵沿袭隋唐五代的做法，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只是录取人数很少，且不举行殿试。自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宋准榜开始确立殿试及唱名制度，到淳化三年（992年）孙何榜时采用糊名考试的办法，科考制度遂逐步完善。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又确立了三年一次会试，并严格执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科举考试是封建帝王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但这一制度一开始就有失公允。宋初在没有殿试时，一般情况下一切程序均由礼部主持，最后只是将结果告知太祖赵匡胤。自有殿试以来，每科状元的确定，也并非公平竞争的结果，有的只是取决于皇帝的一人的意志或者说是迎合了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这在宋代科举制度产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四、状元及第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的那年的春天，周坦风尘仆仆来到了京城临安（今杭州）参加“戊戌科”殿试。所谓的殿试始于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其它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通过当面对话，赵匡胤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三传”学究中的刘睿知识浅陋，回答问题时张皇失措，牛头不对马嘴，就下令将他们刷掉了。这科是翰林学士李昉担任权知贡举（即临时负责科举考试之事），而武济川是他的家乡人，因此赵匡胤很不高兴。事后，未被录取的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状告李昉卖人情，取舍不公允。赵匡胤就这个问题征询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意见，卢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赵匡胤就命令贡院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人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三月十九日，将这些人全部召见，选了195人，其中包括徐士廉。加上宋准等已经录取的38人都发给卷纸，另外再考一场诗赋，并另委考官主持其事。两天后，赵匡胤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试卷，共录取进士26人，其他“五经”、“三礼”诸科共101人，都赐及第。宋准、徐士廉均在进士科录取之列，仍以宋准为榜首。并且，赐给宋准制钱20万以举办庆祝宴会。李昉则被贬为太常少卿，和他一起主持试事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了处罚。从此，殿试就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道必须经过的程序。周坦在殿试时，文思泉涌、下笔千言，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他在422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一，成为南宋第三十七名状元。名列戊戌科榜首（状元）。据传：周坦的状元，险些被邵泽夺走。原来邵泽廷对时，内侍中有人见邵泽所磨京墨甚佳，就向其索要，而邵泽毫不吝啬。内侍告诉邵泽：“主上御苑新建一亭，命名为‘定一’，皇上说：‘若有人用此立说，当取为状元’。”邵泽知道后，挥毫如飞，内侍见其文采，回奏，理宗大喜，于是搜求此卷，欲置首选。但此时已取周坦为状元，所以定邵泽为榜眼，群臣贺道：“喜陛下今得周、邵。据坊间相传，周坦赴京赶考前夕，一次在朗读诗文时，被一位双目失明、擅长审音辨事的江湖术士听见。此人大惊，连忙上前作揖说：“状元在此，在下有礼了！”周坦听了不禁哑然失笑，以为对方是瞎人在说瞎话。谁知事隔不久，他果然廷试夺魁成了状元。这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安排好了，周坦注定就是状元。状元有文武之别，但武状元的地位远不及文状元。这是因为封建时代重文抑武，武将职位再高也得受文官节制。连《剑桥世界近代史》也说：“中国人一贯尊崇读书人出身的文官，轻视武夫。”武科开开停停，而文科考试延续1300年不曾间断。武状元往往久沉下僚，名登史册者寥寥；文状元则数年十数年后身躐高位、出将入相者甚众，所谓“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可想而知，中了文状元的周坦在当时是多么的荣耀。
  五、衣锦还乡
  周坦中了状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温州。这一天，温州城风和日丽、花团锦簇。街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家争先恐后都要一睹状元郎的风采。这时，远远过来一列仪仗整齐的马队，为首的是一位三十多岁风流俊雅的男子，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炫耀过街。他就是新科状元——周坦。瑞安、平阳两地的县衙都争先恐后的赶赴温州迎接自已的状元郞，当周状元的舅父庆夫君听到瑞安永安周家也派人去远迎时。就笑着说：“父母之邦岂以穷达有间耶！”于是他就派遣他的子、姪等人赴温州郡城迎接，并撰写一联，书写在欢迎的红绸旗子上。联语云：“来迎上国文章伯，归拜昆阳父母邦！”正当左右为难的周坦看到红绸旗子上的联语时，立即奔赴平阳祭拜父母。
  南宋虽偏安于淮水以南，但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朝代。历史证明，经济是推动文化兴盛的重要条件。周坦的功成名就，正是得益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得益于昆阳这方钟灵毓秀的土地。昆阳地处浙江省平阳县东部，古称罗阳、横阳。地处飞云江流域的万全平原，水网密布、田园纵横，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自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以来一直为平阳县治所在地。1700多年的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使昆阳荡涤着令人荡气回肠的古风幽韵。传统文蕴深入昆阳人的骨髓，造就了民风醇厚、文气如虹的地域文化特色。据史料记载昆阳在历史上就是浙南闽北的陆路交通咽喉，旧时浙江南下福建历来只有两条路，一是浙西江山仙霞岭经二十八都镇进入福建南平浦城，另外一条就是经过平阳昆阳的通福门过分水关进入福建福鼎。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墨客曾经路径昆阳，都曾留下了许多琅琅上口的不朽诗篇，其中有宋代的王十朋、陆游、清代俞曲园等，其中著名的如陆游的《平阳驿舍梅花》，“江路轻阴未成雨，梅花欲过半沾泥。远来不负东皇意，一绝清诗手自题”。
  六、建功立业
  周坦状元及第后，淳祐元年（1241）五月，以特差充镇东军节度判官，佐理事务，旋除秘书省正字，掌订正典籍讹误。（签判：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省称。该官职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设置，设于诸州、府，以京官充任，领判官之职，助理该州、府行政长官处理州、府政务，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徽宗时改名司录参军。宋高宗建炎元年复旧名。）。淳祐二年（1242）五月进官校书郎，掌校雠典籍。淳祐三年（1243）擢为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淳祐四年（1244）四月再擢著作郎，主修日历。在京为官多年，他一直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始终保持清廉正直的操守品行，决不趋炎附势、随流逐波。是年七月出知安吉州（今属浙江湖州）。周坦在安吉任职期间，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除了执政，周坦还开堂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安吉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淳祐五年（1245）周坦出任工部郎官。（今建设部、水利部副部长）老少沿路搀扶着来送他。他入朝奏对，说：“把喜欢顺承，厌恶异己的私情全部丢掉，好的政令都施行，坏的政令都废除，那么百姓的怨恨自然消失，也不会发生祸乱。”淳祐七年（1247）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言秘书少监王爚失职，致爚罢为福建提点刑狱。淳祐九年（1249）十月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言太常少卿知建宁府杨栋任成都制幕时，元兵来时载库存珍宝先遁，诏褫栋职。后官至刑部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身为朝廷谏官，周坦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曾多次仗义执言，上书揭发过秘书少监王爚、太常少卿杨栋、转运判官包恢等官员的渎职不法行为。也就在这一年，他又干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上书弹劾理宗皇帝宠信的宦官董宋臣。令满朝文武肃然起敬。
  周坦在朝廷为官时，正是南宋朝野上下醉生梦死的苟安时代。自1206年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君臣对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就彻底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心安理得地龟缩在半壁河山，守着一勺西湖水，酣歌醉舞，苟且偷安；加之朝廷政治日益腐败黑暗，敏感的文人士大夫深知偏安久大义难明，清醒地意识到朝廷、社会已是膏肓危病，无法救治，他们满怀爱国激情，却受制于软弱无能的朝廷；他们有心卫国保家，却又遭遇投降势力的阻挠和迫害；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却又屡屡遭到现实的打击；面对当时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周坦时而悲愤痛心，时而心灰意懒，但他还是放不下内心深处不可割舍的家国情怀和自已的处世原则。
  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平常最善观言察色、拍马逢迎，因此深得皇上欢心。仗着有皇帝撑腰作靠山，他与权臣丁大全表里为奸，内外勾结，弄权纳贿，无恶不作。朝廷上下，人人侧目而视、切齿痛恨，暗地里都称他为“董阎罗”。可就这么一个为非作歹的太监，由于皇帝的纵容包庇，朝廷官员慑于权势，都对他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敢怒而不敢言。有的甚至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周坦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觉得御史台为朝廷的监察机构，自己既然身为其中的一员，面对“董阎罗”的恶劣行径，就应该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决不能置若罔闻作壁上观。于是，他不顾一些好心同僚的劝阻，甘冒“引火烧身”的风险，搜集了有关董宋臣不法的劣迹与证据，奋笔疾书，毅然向皇帝上了一道弹劾奏章。谁知奏章上呈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原来，理宗皇帝一意偏袒董宋臣，见到奏章后根本不加追究，反责怪周坦无事生非。只是碍于他是状元出身，在朝臣中享有一定声望，才放他一马，没有加罪。怕他继续惹事，便将其调离御使台不再担任谏官。如此以来，董宋臣、丁大全之流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横行霸道了。
  宝祐四年（1256），丁大全勾结董宋臣和后宫阎贵妃，向理宗皇帝进谗，弹劾宰相董槐。此举终于激起朝野上下的公愤。太学生陈宜中、刘黻、陈宗、黄镛、曾唯、林祖则等“六君子”，伏阙上书，要求惩办丁大全。周坦也联络一批刚直正义的官员，全力以赴进行声援。一时间，群情激昂，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本来理宗皇帝已开始动摇，打算改变主意了。但由于阎贵妃从中作梗，形势又急转直下，结果董槐还是被逐出相府，陈宜中等人被拘管，支持他们的官员也分别遭受打击，周坦被外调至徽州为官，丁大全却堂而皇之地进入枢密院，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宰相。直到开庆年（1259），丁大全终因隐匿军情之罪而被罢相。次年，他被贬送南康军，所乘之船经过藤州时，被将军毕迁挤落河中溺水而亡。丁案发后，陈宜中等“六君子”得以平反昭雪，周坦也官复原职，以殿中侍御史擢升刑部尚书而致仕。
  七、魂归故里
  景定四年（1263），周坦在京都临安病逝，朝廷追赠光禄大夫，谥号文肃。此时的理宗皇帝对周坦倒是赞誉有加，御赐赞辞中有“天欲平治，笃先元哲，炳炳魁台，若合符节。伟哉典型，水清玉浩，嘉熙翼步，盛名日扬。等词句。这看似泛泛而论的溢美之辞，其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是对周坦平生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周坦逝世后魂归故里，葬于昆阳柏洋东门山山麓，其墓至今尚在，新出土的墓碑现存柏洋周氏宗祠内，碑文上书：宋刑部尚书周坦之墓。不久前，一位姓叶的老人在万全镇吴岙村老年活动中心后面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宋状元官刑部尚书周公墓”等字样。“碑身的字迹看来还很清楚，对历史很感兴趣的叶老先生判定这可能是宋代状元周坦的墓碑。那应该是文物啊，怎么被随意搁置在那儿。”老人感慨之余，给当地报社打电话，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并尽快采取相应保护措施。2014年的3月份，平阳县文保所组织专家，前往吴岙村对碑文及现场进行勘查。现场看到一块墓碑倚在墙边，有字的一面朝外，墙头还搁置着一块砖头大小的残缺墓志铭，上边也刻着字，周边散落着很多石头。经初步测量，墓碑宽约50CM、高约72CM、厚约5CM，而残缺墓志铭长约15CM、宽约8CM、厚约3CM。碑身正中央为宋体直书“宋状元官刑部尚书周公墓”。墓碑左侧的落款时间为雍正六年。县文保所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后代重立墓碑的时间，其余字斑驳难辨，不可考。墓碑右侧还有八字对联，上联为“山高水长百世永昌”，下联无法全部辨认。在残缺砖制墓志铭上，能看到“安人郭氏世居温之平阳”等字样，其余无法辨认。县文保所专家说，以前平阳发现过周坦墓碑，碑身上书“宋刑部尚书周坦之墓”，而这块书写的是“宋状元官刑部尚书周公墓”，这个“官”字的出现似乎不合规范，后人为何重刻此碑，待考证。另外，地理上相差很远。据记载，以前发现的周坦墓碑的地点在昆阳镇白洋村东门山麓，距离此次墓碑所在地吴岙村距离很远，并且内容与白洋村周氏宗祠族谱记录不符合。所以该墓志铭虽放在墓碑旁，但并不能断定与周坦有联系，而且现存史料并没有关于周坦妻子的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坦生平著有《平甫先生文集》，现已失传。《东瓯诗存》卷7收入周坦诗《施岩》仅录诗之后四句。“人烟绝处逢仙迹，草木深时听鸟悲。记取画工描一幅，出山长若在山时”。后来在《民国平阳县志》卷95据《南雁荡山志》录有全诗题为《游普照院》应补前四句。“惟闻三岛人间绝，谁识施岩万状奇。吴氏有铭留铁塔，钱王遗德照珉碑”。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凡能在正史入传者，或因德高、或因政绩，或因才学、或因忠义、或因节操，总有可传于后者的。由唐至清的一千年间，许多状元都是有才学的。历代状元有作品传世者均有不少。唐代多为单篇诗赋，宋代起则以诗集、文集、专著传世为多。周坦除这首《游普照院》应景之作外，再也找不到的其他作品了。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今天我们看不到周坦所著的《平甫先生文集》，就无法从文字里体察他的思想轨迹，也无法对他做一些评述了，这不可不说有些遗憾。
  参考书目
  ［1］平阳县志卷二十八选举志一
  ［2］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十杂事志二
  ［3］郑思恭《东昆仰止录》卷四《文学》
  ［4］《林景熙集补注》卷一，元章祖程注，陈增杰补注
  ［5］《宋历科状元录》
  ［6］《宋人轶事汇编》
  ［7］《浙江通志》
  ［8］《东瓯诗存》
  ［9］《温州地方文献订补－全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