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朱自清先生1920年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等都是他的学生。当时，还有一位同他们一道在“一师”学习的同学，他就是李芳，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子。1923年，朱自清先生去温州教书。不久，李芳“从故乡平阳出来”，带来一本自撰的新诗集《梅花》，请先生删改并作序。因忙于他事，朱自清先生当时并未动手。1923年8月，李芳因患急病亡故于上海。得此消息，朱自清先生“虽悔莫追”，遂动手删改，然后作了那篇感情真挚的《〈梅花〉的序》，刊于1924年4月7日第116期《文学周报》：
  平平的生，不如无生。
  你看那无知的海潮，
  他们至少也要留些痕迹在岸上呢！
  （《一夜》）
  正如海潮留了痕迹在沙滩上，李无隅君留下这一卷诗在人间。当海潮还是一日两度的来着，李君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卷诗是他二十年来仅剩的痕迹。我们覩物怀人，怎不兴无穷之感呢。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去年我来温州教书，他从故乡平阳出来，将他的诗集叫《梅花》的交我删改。我因事忙，隔了许多日子，还未动手。而他已于八月间得了不知名的急病，于一二日内死在上海！我不能早些将他的诗修改，致他常悬悬于此，而终不得一见，实是我的罪过，虽悔莫追的！”
  据这篇序，李芳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家里从前殷富过，后来却衰落了。为了求学，李芳吃了不少苦，“因病及其他的缘故，不能安心在一处读书，”五年中换了五个学校。然而，“在这辗转彷徨中，他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就是求爱。”从序文中所引诸李芳诗看，恋爱的不成，现实的晦暗，希望的渺茫，大概都在交替伤害着他。种种愤懑、感伤，发之于诗，调子便忽而激昂，忽而低迷，如序中所引的这半首《错误》，便表露了他的低迷情绪，且充满不祥气氛，有如谶言：
  我将拼却我底一身给痛苦压碎了！
  我只得佝偻着我底背，踯躅着我底两脚，
  一步一步地
  把他负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宫”里去了。
  倪焕之那样算得上坚强的，也被社会吞没；像李芳这样有追求的人，也不知被社会扼杀了多少。求爱不成，或许是其早逝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恐非主因。
  在这篇序文的末尾，朱自清先生写道：
  抄录这一卷诗，给它编了目录，又供给我许多关于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谢林醒民君！他是一个最忠诚的朋友！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三日于温州
  林醒民是李芳“最忠诚的朋友”，朱自清先生又何尝不是呢？因忙于教学、写作及其他杂事，不能及时删改李芳诗集，这是可以理解的。李芳虽不幸病故，也算不上朱自清先生的“罪过”，他却“虽悔莫追”，然后抽时间删改诗集并作序，这不是很令人感动吗？（另，这篇序文亦可见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朱自清散文》下卷P133，但文末的几条注释被删去了。）
  虽然朱自清先生早在1924年2月便将李芳诗稿整理完毕，却找不到肯出版的商人，“不幸碰了四回壁”，出版的事只好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才有“开明书店主人”表示愿意出版：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1924年2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的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背影《背影·白采》〈梅花〉后记》，江苏教育版《朱自清全集》卷一，P77）
  这里提到的1924年2月序，即刊于1924年4月7日第116期《文学周报》的《〈梅花〉的序》，不过，由于《文学周报》前后共有三个刊名，凡是提到它的人，都有可能出错，朱自清先生竟然也不例外。《文学周报》出至第116期时，正式的刊名已经是《文学》了，虽然报上同时有“原名《文学旬刊》”的字样。
  这部《梅花》的出版，竟然如此不易，倒也不难想像，因为李芳根本没有名气，写的又不是“法门寺”之类的准诺贝尔作品，或者“密码”之类的畅销小说。可是，他的家境如此贫寒，以至死后棺木一连在上海停放四年，却是我难以料到的据这篇《〈梅花〉后记》，为了能得到护送棺木回乡的运费，李芳的父亲、友人林醒民只有等待《梅花》早日出版：
  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背影〈梅花〉后记》）
  看到这里，我很奇怪。既然运费“不过几十元”，就算朋友们一点点地筹集，也不至于在四年之后还凑不齐。没人肯出这笔钱，还是他的父亲不肯接受？这些，如今大概都说不清了。
  为了《梅花》的出版，朱自清先生又碰了怎样的“四回壁”呢？或许，这些也都是不堪说的。总之，为了这部诗集，朱自清先生的确做了许多努力。所以，当获知其终于可以出版，才提起笔，回顾此事的前前后后。按理说，至此，这个多年的心愿已经了却，本该欣慰才是，可在这篇《〈梅花〉后记》的末尾，朱自清先生将笔锋略略一转，又将自己及读者的思绪由诗人的不幸，引入国家的不幸。面对国仇家恨，“最好的日子”，却也泛着“秋意”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国耻纪念日
  从朱自清先生与诗人李芳的这段交往经历看，需要帮助的时候，朱自清先生就能够襄助到底，实在算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当初，学生李芳找他删改《梅花》并作序，他完全可以以事务繁忙为由推辞，然而，他却应承下来，哪怕对方只是自己的一个普通学生。李芳病故，他又主动为其删改诗稿，并为《梅花》的出版而奔走四年之久，直至得到它将要出版的消息才罢手。如今，有多少老师肯为一个家境如此贫寒的学生而奔走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朋友这样奔走呢？朱自清先生尽心尽力，完成了这个不是承诺的承诺，这真是：“梅花般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