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九二三年年初，确切地说是在二三月之间，朱自清来到温州。新学期，他将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任教。在未开学的时候，一位叫朱维之的高年级学生在新教员名单上见到朱自清的名字，喜出望外，手舞足蹈，“简直不相信的自己的眼睛”。但上课时，才知道教务处并没有安排朱自清担任他们年级的课，沮丧之至，“像从希望的顶峰上坠入失望的无底深渊”。朱维之觉得未得名师教导，是平生最大的损失，便怂恿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联名去做去旧迎新运动，鼓动同学罢课，结果成功了。朱维之虽然从此被校方看为头痛的分子，但他却觉得“有无上的胜利的快慰”。
  朱自清在温只一年来光景，影响却深远。期间，不仅创作了《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等名篇，而且“擎了新文艺火炬到温州，使那里的新文学运动顿放光明”。朱维之、苏渊雷、金溟若等学生不满足课程上所得，还时常跑到他的住处请教，递上自己平时写的诗歌、散文，朱自清总是愉快地接受并很快地批改，加上评语。正是从那时候起，这几位学生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朱维之小时候就读到过《圣经》，喜欢其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到中学的时候又喜欢上其中的诗歌。那一首“沧海看见就奔逃，约但河水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羔羊”，朱维之为“其想象力之丰富而惊倒，觉得其中的美学要素浓厚，必定是一部文学的书”。但当时谁也不研究《圣经》文学，对于希伯来文学（即《圣经》文学）问题是无处问津的，便向朱自清请教。朱自请说，《圣经》中有不少很好的文学作品，像《雅歌》就是民间的情歌。这个简单的答话，肯定了《圣经》的文学价值，使朱维之“放心把它当作文学书来研究”。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奠基人。
  一九〇五年三月，朱维之出生于浙江平阳县朱家岛村（今属苍南县）。初名维志，单名智，后改维之。朱家岛村中有两个河中岛，四面环水，一派南国水乡景象，风光秀丽。小时候，朱维之最爱在水边玩，大自然在他眼中是一部“看不完的大画册，读不完的大书”。
  朱家岛村以朱姓人家为主，现有一千多户人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信奉基督教。据《温州市志》记载，一九二〇年，温州有三百二十一座基督教教堂，其中就包括朱家岛村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一座教堂，可惜毁于解放初期。朱家岛村村民信仰基督教历史久矣，朱维之父母均是虔诚的信徒。因此，朱维之不仅很早接触到了《圣经》，而且曾在温州城区一所教会办的崇真小学读过书。由此可见朱维之终身研究希伯来文学的渊源。或许，这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他“放心把《圣经》当作文学书来研究”这句话里所透露的年少时曾经的忐忑了。
  十四岁时，朱维之考上浙江省立第十师范。朱自清来温那年，这所学校和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合并，仍称省立第十中学校。
  中学时代，朱维之与苏渊雷、金贯真、蔡雄等志同道合，曾组织“血波社”，以文会友，抒发情怀，交谊甚笃。
  一九二四年，朱维之中学毕业后，去金陵神学院继续学业。金陵神学院可以免费入学，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深入一步研究希伯来文学。
  而此时苏渊雷仍在老家。他给朱维之写了一封信——
  “维之足下：别将一载，清音久绝。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良有以也。追怀往昔，岂不惆怅？记否松台暮色，籀圃秋色？风月留人做主，湖山一别依稀。伊人天末，水各一方；春生南国，望断淮西。想燕子矶头，遥付澄思于海上；莫愁湖畔，长留佳迹于人间。水月秦淮，金粉六朝之梦；荒台烟雨，朝云十二之峰。吟鞭所指，逸兴奚如？仆自阳城别后，乏善足陈。江南春色，殊无聊赖。放宕形骸，只觉误才误学；蹉跎岁月，应怜磨墨磨人。夏素君将出，奋翔天南。旧雨新雨，风流云散。送客情深，胆似秦时之月；怀人意淡，心如岭上之云。千里神交，幸承恩于雅范；十年一度，再相见以文章。因风遥寄，幸惠玉音。中常顿首”。
  金陵神学院选课较自由。朱维之专攻中外文学，特别是宗教文学。读有所得，便写成论文寄给杂志发表。第一个学期，他把中学毕业时在校刊上登载的《墨翟的人生哲学》略作加工，请老师推荐给上海的《青年进步》杂志，想不到很快就刊出了。该刊主编很喜欢这篇文章，以为作者是教师，没有料到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接着，朱维之又在该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诗仙李白》。《青年进步》创刊十周年拟出特号，内容有关十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主编问朱维之能否写一篇《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朱维之想：“那十年文学中，以‘新文学运动’为最大的事件。这篇文章当以新文学为主。自以为历来对此是注意的，平时和同学们对新作家有所议论，不会是人云亦云的平庸论文。”于是，答应了下来。这篇文章不仅如期刊登出来，而且日后成为朱维之走上大学讲台的敲门砖。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南京，热血青年朱维之与同学薛水一起投笔从戎，西上武汉，参加了邓演达和郭沫若领导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武汉政府垮台后，回到上海，进入《青年进步》杂志所属青年书局。一九二八年，整整一年，朱维之都在书局做编校工作，在繁华的大都市过“刻板的生活”。当然，那一年，他没有停下手头的笔，创作的小说《玛瑙一般的希望》、《天堂里的烦恼》及短剧《忏悔》，论文《戏剧起源于宗教》等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一九二九年，新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和国文系主任王治心来沪招聘新文学课教师。朱维之正有心离开大都市刻板的生活，到山水清秀的地方去和青年学生一起活动。于是，拿了《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一文去应聘，得到同意。从此，朱维之以教书育人为业。
  朱维之在协和大学教了一个学期后，又来了一个机会。校长林景润安排他外出进修一二年，地点由他选择。朱维之决定到日本进修。在协和大学学习了一年日语后，一九三〇年秋，朱维之去了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的研究科进修。在山口刚教授的启发下，研究“中国文艺思潮史”。早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朱维之“因为羡慕西洋文艺思潮的眉目清楚，有条有理，使读者容易把握历代文艺的精神，很想编写一部中国文艺思潮史，使我们头绪纷繁，枯燥无味的文学史，也能成为眉目清楚，又简要又不枯燥的东西。”可是从浩如烟海的作品和零星的论文中找出一条线索来，谈何容易，且短时间决办不到。朱维之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山口教授著有《支那文艺思潮》，正是这方面的专家，给了朱维之诸多指点。他“心中的混沌逐渐有了模糊的轮廓”，参考胡适《白话文学史》、高须芳次郎《东洋文艺十六讲》、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等用新观点整理中国文艺的著作，完成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初稿。
  回国后，朱维之用此初稿作讲义，在协和大学和沪江大学讲课。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由上海长风书店正式出版，一月后即再版。当正要出三版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长风书店内迁，不料途中此书的纸型毁于战火，准备在后方出版意愿落空。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接连出了三版。
  我曾偶得一本大连关东出版社昭和十六年十一月版《中国文艺史略》，“读书丛刊”之一，署朱维之著，内容与《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无异，应是盗版本。昭和十六年为一九四一年，钻了长风书店版与开明书店版之间的空挡。关东出版社资料不详，还曾盗版过老舍、茅盾的著作。
  解放后，开明书店改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再无印行。一九七八年九月，香港港青出版社未经作者授权偷偷印了一版。一九八八年四月，《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经修改增补为《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种种，可见《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一书受欢迎的程度。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史上一部富有创见、具有价值的著作。赵景深读到该书后，在《在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一文中评论：“我自己知道，我的前两本文学史的缺点在于偏重各个作家的作品，忽略了各时代文学的趋势和各种文体发达的原因。但我的‘纲要’即第三本文学史却改变了这种倾向，采用了很多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中的话，最近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出版，我觉得这是一本比张著更好的书，他拿西洋的古典、浪漫、写实、象征等主义名词附会上去，并不显得牵强。文笔也轻松活泼，简直像一本创作。但我们反过来说，也不能只注重时代环境，而忘记了个人；或者说，我们也不能只记得法国泰纳，而忘记了法朗士。将张朱之作做极好的参考书是对的；如以为这就是文学史的全貌，那就偏而不全，只能看到一面了。大凡偏的著作都各有其特色，每每是最好的研究必备书”。
  一
  沪江大学是一所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朱维之在此工作了十六年，与施蛰存、余上沅、章靳以、朱东润、徐中玉并称沪江中文系“六教授”，其中，朱维之到任最早。八年抗战时期，沪江大学从军工路校区迁移到租界。在“孤岛”，朱维之不仅完成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而且撰写了《基督教与文学》一书。
  朱维之在是书导言中写道：“我写这书的时候怀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基督徒青年多发生文学的兴趣，随时注意基督教本身的文学，使自己的宗教生活美化，深刻；更能接受文学的新挑战，扩展基督教文学新的前程。第二，希望我国文学青年多发生对基督教的兴趣，多注意世界文学中基督教元素的重要性，更能接受基督教的新挑战，使我国文学发出新的光辉。”
  《基督教与文学》“以文学的眼光看基督教，又以基督教的眼光看文学”，对后世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为该书作序。他与朱维之“同籍东瓯”，同是沪上基督徒作者团契的契友，而且朱维之少年时曾从其弟刘廷蔚学习过西文。尽管此时他躺在仁济医院内科病房，可“病中读完全稿之后，听一夜的暮春冷雨，白衣者数次来巡，使人深觉夜长；但凄迷的冷雾，到底与黑夜同去了，海色入窗时，和煦的阳光接踵而至，窗上垂帘，床畔屏风，都抵抗不住”。刘廷芳竟忘记了绑带所捆扎的，使他呻吟的病痛，洋洋洒洒写下长长的序言，高度评价：“基督教在文学史上的成绩至巨大而且重要，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论者只能举其大概，至有系统的著述，在基督教先进国中，也不多见。朱君此编，在我国实为空前的第一部。”刘廷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美病逝，朱维之即撰《中国基督教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悼刘廷芳教授》，刊于当月《天风》杂志，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基督教与文学》一九四一年五月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九一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基督教与文学》和《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六册和第十册，同时被抽印为单行本发行。
  “孤岛”时期，朱维之还撰写了二十多篇论文，结集为《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一九五一年出版。有论者认为：“在《基督教与文学》中，他对基督教的亲近和弘扬态度是没有掩饰的，但《文艺宗教论集》中的有关文章，表明他一定程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宗教的看法，这使他的研究更带有科学和客观的色彩。”
  如果说后来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学研究观点发生了某种转变，徐中玉《回忆靳以在沪江大学》一文所记是很可以说明些背景的。
  他说：“沪江大学是所教会大学，在我进入的时候，管理权早已由中国收回，教会色彩已非常淡薄。中文系的一位资深‘助教’丁景唐就是共产党员。后来才知全校早已有了‘党组织’。上海解放时全校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进步教师事前自发组成一个‘革新会’，配合具体工作，协助华东教育部领导即来校正式接受，我们的说法是沪江‘新生’。果然，这个大家盼望已久的‘接收’、‘新生’负责人靳以同志等都来了，明确被华东教育部请来当教务长和中文系教授，同时担任沪江大学工会主席。大学教授也被认为‘工人’，有自己的工会，是对大学同人的一大喜讯，即承认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了。‘工人阶级’当时对学校中人乃是求之不得，极为高兴的事情。……靳以来沪江后不久开始了一段时期的‘思想改造’，中文系小组即在他所住的一个较大的客厅里举行。领导怎样计划和要求的，大家不清楚，我只是在北京报纸上先已读到了一些老前辈的表态或检查性文章。我们这个小组参加的除系里六个教授一个助教与两个学生代表，及一位新来的干部外，并无别人。靳以是组长，教授即朱东润、余上沅、施蛰存、朱维之和我。沪江全校有文、理、商、教育、社会、音乐等十多个系，所有包括文学写作‘大学语文’课程全是我们分担的，互相理解尽力担任，一向非常融洽。各人经历自然不同，却都历史清楚。讨论中，各自介绍过去经历，教过哪些课，做过哪些研究，到过哪些学校。在各自所专的方面，究应如何批判旧思想，对封建时代包括国外资本主义、各种学派、学说究应如何批判分析，多表示教学、了解、弄清楚还很不够，应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
  就在这次学习结束后，“六教授”各奔东西。“当年一起开会学习的六个同事，分手后就从未再一道会面过。”
  一九五一年秋，朱东润应徐中玉之约任沪江大学教授。他后来在自传中谈到对朱维之的印象：“中文系主任朱维之是一个老好人，但似乎太老好了，拿不出多大主张。不过他对于同系的人没有任何猜忌，任何排挤，在我所遇到的中文系主任中，应当说是最好共事的。但是在他手中，中文系很难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他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也是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
  确实，朱维之在性格上有与世无争的一面。一九五二年，朱维之北上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没有任何职务。
  此后，朱维之一度中断了希伯来文学研究。他晚年回忆说：“解放后的思想改造时期中，一时难以写出可观的文章，因此暂时转到翻译，用以解除手痒问题。又因解放初期学习俄文的风气盛极一时，我也跟着风气学习，同时因为我在三四年代初在日本学过一段时期的俄文，便用日俄对照的方法学习，翻译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和玛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两个俄国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维之专事弥尔顿作品翻译，亦成大家。他翻译的弥尔顿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无人可比。
  三
  朱维之翻译成就固然非常高，但他内心所系还是对希伯来文学的“探险”。
  朱维之不止一次用到“探险”一词，在我看来意味深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还在沪江大学任教时，曾编过一本讲义，内收梁启超《诗经解题》、陆侃如《诗经时代的鸟暇》、顾颉刚《起兴》、郑振铎《先秦的散文》等论文，题为《中国文艺探险》。一九八〇年，学界乍暖还寒，他即《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强烈表达了探索研究希伯来文学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期待”。
  探险之途多曲折。朱维之少年问学朱自清前，尝到过无处问津希伯来文学问题之苦闷；青年立志研究《基督教与文学》，体会了新旧传统激烈碰撞之震撼；当他想一如既往走下去时，时代的大船却载他驶向另一个方向。朱维之采取了迂回策略，从翻译弥尔顿作品入手。弥尔顿作品多取材于圣经，但却是受马克思认可的一位作家。马克思赞扬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了《失乐园》”。然而即使有马克思的“支持”，在文革期间，朱维之还是戴上了“基督教吹鼓手”的帽子，可谓险象环生。直到晚年，他才终于可以义无反顾了。《古犹太文化史》、《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学简介》、《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文学故事选》、《圣经奇文妙语选》等著述喷涌而出。他的学生崔宝衡说：“这些著作既与朱先生早年的宗教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又是它的发扬光大”。
  朱维之曾在《自传》中写道：“以往别人谈欧美文学的源头，只注重希腊文学，不涉及希伯来文学，我不盲目从众，兼谈‘二希’。其实，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文学衰落后，并不是历史的空白，而是以早期基督教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的传入，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的交汇融合，便成为欧美文学的新起点，开创了西方文学的新纪元。这是我对历史的一个大翻案，也是文学史的一个大翻案。”
  对于朱维之的学术成就，他的老友苏渊雷早有论及。一九四六年，朱氏家族重修家谱，苏渊雷特撰《赠朱维志教授序》：
  “与维志别逾二十年矣，世变纷纭，所更非一溯。自髫年同学，雅契苔岑，佳日偕游，奇文共赏，问松台之冷月，挹华盖之停云。回首前尘，恍如梦寐，曾构党祸，七载幽囚。君渡扶桑，学成归国，文史优游，蜚声讲席。虽音书久阙，而千里神驰，故人天末，渺匕予怀。自东夷猾夏，违难巴中，君独留沪，执教黉舍。西风故国，落日沧波，忽又八年，凛夷夏之防，严义利之辩，出其绪余，疏通文哲，新知旧学，相得益彰。所著若《基督教育与文学》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诸书，类能钩玄提要，机杼自成绝异，钞胥徒工排比。仆早岁失学，中更忧患，偶有会心，辄同陈迹，闲情浪藻，久窃浮名，返视君文，真堪覆瓿，因展来书，勉为短序。呜呼！河山历劫，文字飘零，论世知人，倘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