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由于文稿甚多，复印了几天，这才印毕。1998年1月21日，我和内子赶往杭州，这才知道寻找手稿的曲折过程：
  岳父的文稿，原本是用绳子捆成一捆，堆放在孤山脚下的书库里。那里的古书、文稿很多，堆放杂乱，所以部分文稿在那里遭到虫蛀。在1985年查找时，当然“情况不明”，很难查到。后来，经过清理，在文稿内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写的一张书目清单，断定这些文稿有学术价值。另外，清单上还标明的一句作者介绍：“杨悌（子恺），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凭这句话，也判定文稿有一定水平。这样，这堆文稿“升级”，送入山顶上的杨虎别墅——“青白山居”，与林则徐、马一浮、张宗祥等名人手稿放在一起，再也不受蛀虫的欺凌了。
  虽说文稿的“境遇”改善了，但是，这一回倘若不是遇到细心人，仍会“情况不明”。
  幸运的是，我的信落在徐永明先生手中。他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1996年8月来到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在这里才工作了一年多。徐永明工作认真负责，他分管善本书库。于是，他着手查找书库登记本上的目录。在文澜阁里，有上千箱古籍、手稿、字画、碑帖，浩若山下的西湖。登记本上的目录，是按入库先后登录的。徐永明分析，那些文稿可能在名人手稿库里。他逐页逐行查阅名人手稿登记本，终于在“第1498号”见到“杨悌（子恺）文稿，三十七册”，这一行上还盖着“九二清点”、“九六清点”的红色方章，表明在1992年和1996年进行过两次清点。
  徐永明按照“第1498号”这一编号，在文澜阁二楼的一只木箱里，找到那一大捆“杨悌文稿”。于是，他给我写信，报告这一喜讯……
  文稿找到之后，复印也是重要一关。这些手稿是很薄的花笺纸，年久发黄发脆，而且多处被虫蛀，一碰就碎，复印很麻烦。幸运中又遇幸运。负责复印这些文稿的沈雅君，她花费几天功夫，仔仔细细复印。其中有两册手稿，由于是利用已经写过字的花笺的反面写成的，复印时不得不把手稿拆开来，一页一页摊平复印。全部手稿的复印件，总共达一千一百一十二页！
  虽说是复印稿，我们也视若珍宝。
  我用电脑打印出从杭州运回的岳父全部手稿目录：除《通鉴事纬》之外，还有《汉事绀珠》、《汉书摭词》，《汉书刑志法补》、《读汉书百官公卿裴疏记稿》、《味镫存稿》、《毛诗通训》、《韩集后语》、《补三国职官志》、《三国文类》等。
  统计各卷字数，算出手稿总字数，竟有六十四万字之多！
  在进行整理、装订后，我埋头于阅读书稿的内容。我特别看重《通鉴事纬》和《味镫存稿》两书。《通鉴事纬》是岳父研究《资治通鉴》的力作。
  关于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除了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著《资治通鉴音注》和清初严衍所著《资治通鉴补正》之外，鲜见于世。岳父的这一长篇遗著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在年轻时就喜欢读《资治通鉴》，把阅读时的见解随手写在《资治通鉴》上。后来，在这些批注的基础上，着手写《通鉴事纬》一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手下有刘分文、刘恕、范祖禹等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更何况司马光是“奉旨修史”，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岳父却是孤军奋战，在艰难的条件下写作。
  在散稿中一个小本子里，我见到岳父所写著作目录，得知他的著作甚丰。这次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找到的，只是他一小部分文稿。
  从手稿中查证，岳父的著作总共有一百二十三部之多！当年，他倦于官场，退隐书房，青灯黄卷，谢客著书。在他看来，“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他的著作在当时没有机会出版，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书房笔耕不已，这种毅力是令人敬佩的。他在史学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岳父的一生：“平生著述无虚日”。
  在打印出这些文稿的校定稿之后，出版也将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学术性著作出版不易是人所共知的……
  由于内兄的努力，终于把《通鉴事纬》全书校毕，并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然而，接下来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努力使尚未出版的遗书整理出版，使这批文化遗产变为社会财富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