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国务院文件下达以后，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10日，组建了中共苍南县委、县府班子。由于新建县办公条件尚不具备，11月2日苍南县机关暂驻平阳党校办公。说实话，当时对于分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讨论，现在确定下来了，有些人就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县城的选址，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此，灵溪镇一些干部和群众就特别地敏感。9月26日，灵溪镇一些人以镇属40个单位的名义，向县委发出《就苍南县县城定址问题致县委的公开信》。10月11日，又以“45个单位及广大群众”的名义提出《几点意见和要求》，威胁县城改址要“付出代价的”，“莫谓言之不预”，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次年年初，一个苍南籍的专家借回家探亲之际，勘察了敖江南岸，对县城选址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2月3日，《浙南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2月4日，灵溪镇双灵、双联、樟浦三个大队，贴出《告灵溪人民书》，一些人在散布流言：“苍南县址已经改变了”，“改变县址的报告已经上报了”。煽动“县址如果不放在灵溪，我们就拦截车辆，阻断交通，使中央知道”，“现在就是要起来把事情闹大，等国务院改变县址的方案批下来就迟了”。5日，300余人在区中心小学签名聚会，成立“捍卫国务院（1981)68号文件指挥部”，募捐派款，私刻印章，制作大旗，发放袖章，散发《宣言》、《告全国人民书》。6日和7日，召开誓师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占领广播站，控制邮电，强令全镇罢工、罢课、罢市，同时拦截车辆，阻塞交通。8日起，切断浙闽公路干线。
  6日，温州市委知道这消息以后，打电话给灵溪区委。但此时，灵溪区、镇委已受到冲击，发挥不了作用。7日和8日，市委和苍南县委立即组织工作组陆续进驻灵溪。当时，县委还在矾山镇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因灵溪镇尚不具备食宿、开会条件），我作为县委办公室人员也在矾山搞会务工作。县委抽调我参加工作组，随即下山，当天下午县领导布置我起草县政府五条通告对外发布，但已失去他们的信任，不起作用。9日，事态继续扩大，国道线上有30多辆长途车被拦阻。11日，省委、省政府下达了《紧急电话通知》，次日，市委、县委组织了180多名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进驻灵溪镇，宣传《紧急电话通知》；省、市、县委并未作出关于改变苍南县址的任何决定；所谓的“指挥部”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拦截交通、强占广播站、控制邮电是违反宪法和触犯刑律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这一《通知》是发挥作用的，干部和大多数群众吃了“定心丸”。但有少数人还跳得很高，针锋相对地贴出“强烈要求省委立即收回镇压群众的五条措施”，“省、市委纵容苍南县委镇压群众绝没有好下场”等大幅标语，策动近百名所谓“警卫人员”扛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白旗，抬了两具贴着“为国务院尊严而死流芳千古”的白纸标语的棺木，在工作组驻地前面举行示威。但这些行为已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到了13日深夜12时，在强大政治攻势之下，他们也被迫同意停止活动，恢复交通。市、县工作组继续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清查事件，搞好善后工作。
  到了3月3日，公安机关逮捕了参与闹事的两名骨干分子，消息传出，一些人就煽动群众，冲击工作组驻地。下午5时40分，工作组驻地周围聚集了二千多人，有40多人冲进了工作组房间，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特别是冲到工作组负责人、市委副书记张维森的房间后，关了电灯，对张拳打脚踢，架出房门，连推带打，狂叫“打死他”。后被在场干部突围救出。当天，在场干部被打19人，重伤3人。
  “3·3”事件后，一方面严肃惩办肇事者，逮捕9人，收审4人；一方面抓紧了县机关搬迁工作，3月17日，县委、县府领导机关及部分人员搬迁到灵溪山上水利局水管处的院子，因陋就简，开始办公。县城规划和建设也抓紧进行。从此，这一风波得到完全平息。
  县城风波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但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后人应该认真汲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利益多元化，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政者要有敏感性和预见性，尽量争取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出了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原因，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尽量以疏导为主，把工作做细做深。而群众这一方，要学会用法律、政策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毕竟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只有法制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