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今年是平、苍分县和苍南建县三十周年。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批复从平阳县析置苍南县。从此，这个有1700年历史的古老大县“一分为二”。实践证明，分县的决策是正确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分县有利于加强领导和管理，有利于调动两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发展，平、苍两县经济、社会进步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是苍南县，在江塗上崛起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城”——龙港镇，县行政中心的两次迁移促进县城所在地灵溪镇加快了城市化步伐，78省道的改造和千米鹤顶山隧道的贯通大大拉近了浙江最南端的山区与县城的距离。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分县是分不开的。笔者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现将其所历、所见、所想记叙如下，给后人留下一些参考资料。
  一、平、苍分县，势在必行
  老平阳是在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建县的。分县之前全县面积23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160万人。境内除东北部有小块平原外，大部分为山区。交通不便，从县城昆阳镇到最南端的霞关镇，公路长达一百余公里；人口众多，为全国人口特大县之一，当时全县有13个区、3个直属镇、136个公社（乡、镇）；再加上建县以来出于军事、政治安全上的考虑，县城位置偏北，离瑞安县城仅十几公里，而离本县最远的乡镇有一百多公里，过去交通、通讯条件极为落后，所以领导和管理不便，行政指挥不是那么灵捷，“鞭长莫及”，对广大山区，特别是西南部山区的发展极为不利。在过去政治高于一切，农业上自给自足的年代，尚能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到了改革开放、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就显得捉襟露肘、力不从心了。于是，分县摆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这仅是在少数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酝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清楚的。
  到了1981年初，正式决定分县。布置我代县委起草一份上报的正式报告。报告除了陈述分县的理由外，提出分县的方案，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分；二是新县的县名、县城所在地。
  当时老平阳大体可分为昆、敖，江南、南港、北港四大块。根据“宜粗不宜细”，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怎么分”有三种意见：一是把昆阳、敖江地区和江南地区合并为一个县，仍为平阳县；把南港和北港地区合并为一个新县；二是“一分为三”：昆、敖和江南地区一个县，南港地区一个县，北港地区一个县；三是昆、敖地区和北港地区一个县，仍为平阳县，南港和江南地区一个县。记得县委在讨论时，温州市委书记郑嘉顺也来到平阳指导工作。他的意见是，第一种方案不行，分出一个贫困县来（因为南、北港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些）；第二种方案除了分出贫困县以外，县划分太小。于是采纳了第三种方案。
  至于新县名，当时也有几个。一是“灵江”，取灵溪和江南合并之意，但与邻省福建一个县名同音，容易搞混；二是“灵溪”，以县城所在地的镇名为县名，这在全国也不乏先例；三是“苍南”，取玉苍山以南之意，郑嘉顺书记极力主张这个县名，他说，南港和江南地区合并，都有一个“南”字，又在浙江省南部，玉苍山以南，还是“苍南”为好。于是就定下了这个县名。至于县城，自然就考虑了“灵溪镇”，因为它是个交通要道，位置适中，历史以来都是集市中心。当时龙港还是一片江塗和一个小渔村，谁也不会想到“龙港”。
  现在看来，这种分县方案也不尽完美。我想，如果按第一种方案，昆、敖和江南地区合并，说不定早就批下一个城市来，而不会成为现在“划江而治”的局面，出现许多互相牵肘的毛病，阻碍了敖江两岸的交流、融合的发展。南、北港地区人们语言、生活习惯、观念比较接近，传统上交流比较密切，融合也更容易；如果按第二种方案，虽然县小一些，但在全国来说，四、五十万人口一个县，也算一个中等县，全国十多万、二十多万人口的县比比皆是。地区之间互相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至于分出一个“贫困县”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证明，南、北港地区发展很快。可以讲，现在水头镇、灵溪镇，交通繁忙，经济繁荣，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已经成为平、苍两县老百姓生活富裕的地区之一。
  那么，如此分县的原因何在呢？我想，这也与当时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观念，靠行政指挥系统来促进发展，自然那样“贫、富均搭”有利均衡发展；如果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观念，那就另当别论了。其次，当时还是领导拍脑袋说了算。如果按照毛主席、共产党历来教导的那样，走群众路线、尊重科学，那就应该把此事公开，咨询专家，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稳妥的方案。可是在实际决策中，往往违背了这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群众路线变成少数人神神秘秘的路线，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如果再扩大为民主化的现代观念，那就应该把各种方案及理由原原本本交给全县人民，来一个“全民公投”，恐怕效果就大不一样了，也就不会出现分县不久的苍南“县城风波”了，
  二、分县以后的“苍南县城风波”
  国务院文件下达以后，经过紧张的筹备，10月10日，组建了中共苍南县委、县府班子。由于新建县办公条件尚不具备，11月2日苍南县机关暂驻平阳党校办公。说实话，当时对于分县，广大干部和群众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讨论，现在确定下来了，有些人就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县城的选址，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此，灵溪镇一些干部和群众就特别地敏感。9月26日，灵溪镇一些人以镇属40个单位的名义，向县委发出《就苍南县县城定址问题致县委的公开信》。10月11日，又以“45个单位及广大群众”的名义提出《几点意见和要求》，威胁县城改址要“付出代价的”，“莫谓言之不预”，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次年年初，一个苍南籍的专家借回家探亲之际，勘察了敖江南岸，对县城选址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2月3日，《浙南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2月4日，灵溪镇双灵、双联、樟浦三个大队，贴出《告灵溪人民书》，一些人在散布流言：“苍南县址已经改变了”，“改变县址的报告已经上报了”。煽动“县址如果不放在灵溪，我们就拦截车辆，阻断交通，使中央知道”，“现在就是要起来把事情闹大，等国务院改变县址的方案批下来就迟了”。5日，300余人在区中心小学签名聚会，成立“捍卫国务院（1981)68号文件指挥部”，募捐派款，私刻印章，制作大旗，发放袖章，散发《宣言》、《告全国人民书》。6日和7日，召开誓师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占领广播站，控制邮电，强令全镇罢工、罢课、罢市，同时拦截车辆，阻塞交通。8日起，切断浙闽公路干线。
  6日，温州市委知道这消息以后，打电话给灵溪区委。但此时，灵溪区、镇委已受到冲击，发挥不了作用。7日和8日，市委和苍南县委立即组织工作组陆续进驻灵溪。当时，县委还在矾山镇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因灵溪镇尚不具备食宿、开会条件），我作为县委办公室人员也在矾山搞会务工作。县委抽调我参加工作组，随即下山，当天下午县领导布置我起草县政府五条通告对外发布，但已失去他们的信任，不起作用。9日，事态继续扩大，国道线上有30多辆长途车被拦阻。11日，省委、省政府下达了《紧急电话通知》，次日，市委、县委组织了180多名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进驻灵溪镇，宣传《紧急电话通知》；省、市、县委并未作出关于改变苍南县址的任何决定；所谓的“指挥部”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拦截交通、强占广播站、控制邮电是违反宪法和触犯刑律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这一《通知》是发挥作用的，干部和大多数群众吃了“定心丸”。但有少数人还跳得很高，针锋相对地贴出“强烈要求省委立即收回镇压群众的五条措施”，“省、市委纵容苍南县委镇压群众绝没有好下场”等大幅标语，策动近百名所谓“警卫人员”扛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白旗，抬了两具贴着“为国务院尊严而死流芳千古”的白纸标语的棺木，在工作组驻地前面举行示威。但这些行为已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到了13日深夜12时，在强大政治攻势之下，他们也被迫同意停止活动，恢复交通。市、县工作组继续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清查事件，搞好善后工作。
  到了3月3日，公安机关逮捕了参与闹事的两名骨干分子，消息传出，一些人就煽动群众，冲击工作组驻地。下午5时40分，工作组驻地周围聚集了二千多人，有40多人冲进了工作组房间，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特别是冲到工作组负责人、市委副书记张维森的房间后，关了电灯，对张拳打脚踢，架出房门，连推带打，狂叫“打死他”。后被在场干部突围救出。当天，在场干部被打19人，重伤3人。
  “3·3”事件后，一方面严肃惩办肇事者，逮捕9人，收审4人；一方面抓紧了县机关搬迁工作，3月17日，县委、县府领导机关及部分人员搬迁到灵溪山上水利局水管处的院子，因陋就简，开始办公。县城规划和建设也抓紧进行。从此，这一风波得到完全平息。
  县城风波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但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后人应该认真汲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利益多元化，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政者要有敏感性和预见性，尽量争取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出了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原因，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尽量以疏导为主，把工作做细做深。而群众这一方，要学会用法律、政策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毕竟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只有法制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