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现位于上海老城厢永宁街20号的梅溪小学（原址梅溪弄，今蓬莱路），是我国第一所近代新式小学。清光绪四年（1878）张焕纶创办“正蒙学院”，八年（1882）改名“梅溪书院”，有学生四百多人。当时的苏松道台邵友濂对张焕纶的“用志之宏，任道之毅”甚为赏识，拨巨款扩建校舍，并开设洋文书馆。二十八年（1902）改为官立梅溪小学。民国六年，时任大总统冯国璋赠匾《成绩卓然》。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时，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致词说：“吾国教育上海发达最早，而上海教育梅溪实开其先”。温州宋恕等先贤，与梅溪小学及张焕纶渊源甚深。
  张焕纶（1846-1905）字经甫，号经堂，清道光年间出生于上海县城内梅溪弄一家书香门第，因著《历代方略纪要》和创建梅溪书院名重一时。光绪十一年（1885），时任江苏学政的瑞安人黄体芳以为其才可用，调优赴南京省试，不料临场患病，赴考未成。由于年届四十，遂绝意科举。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座师、瑞安名儒孙锵鸣（号止庵）掌教上海龙门书院。宋恕时年26岁，于家难之后，随从岳父至沪，襄阅课卷。是年冬，孙锵鸣携宋恕游梅溪书院，赋诗《梅溪书院观学童投壶习舞，诗以美之，即赠张敬敷》，盛赞“锐志廻颓波，伟哉子张子。”宋恕“步外舅孙止庵师韵”，作诗《梅溪书院观学，赠张经甫》，感慨“中原有本病，二千余载矣”，赞叹“安得汉郡县，学校皆如此”。“季冬十八日”，作《感兴赠张经甫、唐雨苍，简诸同人》，感慨“伤心人才稀，原疾师友弛”，“坐令西方人，谓我国无士”。张焕纶时著《救时刍言》四卷，宋恕作《书张经甫“救时刍言”后》文，自称“（光绪）十三年，存礼始客沪，与张君一见如故，时相过从，从容论当世务甚合。居顷之，索读此稿，举本不腐，指标不泛，首卷四条中‘时文一日不废，实学一日不兴’二语尤为本中探本。”特于此际提出：“要之，论治不可不知三始。三始者：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废时文始，欲化文、武、旗、汉之域必自改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开议院始”。并“愿与张君约：他日立朝议政当持初见也。”后著《津谈》犹称：“忆昔丁亥岁，见江南张经甫所著《救时刍言》中有六种俗儒之论，讽刺极为痛切。经甫与袁爽秋同出刘融斋之门，其学高于爽秋百倍，然当世人人知有袁爽秋，不能人人知有张经甫者，则以一媚世，一不媚世故也”。
  光绪十四年（1888），宋恕随岳父孙锵鸣居龙门书院。所撰《莫非师也斋六字课言》，“深悔往者自是之误，幸存先民分阴之惜，标举心、身、古、今、缘、嗜六字，依以自课。”该文传观多人，得到好评。张焕纶阅评：“简要精实，弟无以易也”。黄庆澄次年致书，云：“旧读《六字课言》，钦佩不已，欲再读以为模楷”。宋恕其后自署“六斋”，即由于此。
  平阳名宿、著名教育家刘绍宽晚年手撰《年谱自传》稿云，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是时局势日变，新学萌生，吾乡宋平子衡（宋恕）在上海大倡广兴西学之说，黄源初（庆澄）与之游，屡有信与稚师（金晦），师辄出以相示。于是知经世之务，不在于戋戋之科举，而思想益为变迁。盖余自志学以来，至此始一转也”。黄庆澄（1863-1904）号源初、愚初，与宋恕同为平阳人，早年师事孙诒让、金晦。俞樾说他“擘精算学，于中西之法皆能贯而通之”，乃“当代一振奇人也”。十五年（1889）七月十五，宋恕偕同黄庆澄抵沪，同一寓处。后宋恕往杭州，和陈虬等参加已丑恩科浙江乡试。“秋试被黜，榜后以闱作质曲园师，承师极赏。”（《津谈·词章》）黄庆澄留上海于梅溪书院任教习。冬，庆澄函告张焕纶母亲逝世，宋恕作《挽张母》联，有句“嗟贤母兮不少待只”，下注“经甫先生，天下奇士也。”十六年（1890）孙诒让《与黄仲弢（即黄绍箕，瑞安人，黄体芳子，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书》称：“平阳黄茂才庆澄，学识兼人，勇于任事。……前年从金稚莲兄（即金晦）治经，于汉宋途径，皆能讨核。嗣至申江，从张经甫谈经世之学，深相投契，经甫延充梅溪书院教习。近治西学，亦有心得。”
  十七年（1891）宋恕居瑞安。许景澄为出使俄德奥荷钦差大臣，奏请宋恕为随员。宋恕因此抵沪，不料事又生变，随员资格被取消。十一月廿八致妻孙季穆书称：“十五五更到上海，寓城外客栈，其日即往梅溪书院晤张经甫”。关于被取消随员事，“经甫云：‘此差使外间人要者极多，想系被外人硬谋去也’”。信又谈及“愚初在此极贫，与其妻女昼夜勤苦，事必躬亲，不雇一人，然每月尚须拾洋。盖上海房租极昂，愚初所住止一间耳。”又嘱托“在沪寓处不定，如寄信出来，信面可填西门内参将署东首梅溪书院张惕铭少爷，请其转致我为妥！附一封经甫与陈介石信，可遣阿福送交渠处。”张惕铭为张焕纶公子。十二月初十又致孙季穆书称：“张经甫已往台湾，我现寓出使英法随员苏州举人（赵元益）赵公馆。房舍雅洁，主人好学有大志，谈论甚投，留此过冬，不复他往，明春开冻，即往天津。愚初夫妇卧病，无钱无米，可怜可怜！”仍嘱托寄信由张惕铭代收。
  在赵宅，宋恕与赵元益次子赵二南（字颂南，名诒寿）甚合。二南“数叩经世要。因笔述四篇六十四章，凡数万言，命曰‘卑议’。”宋恕时行年三十。十八年（1892）五月携“卑议”到天津谒见中堂李鸿章，系统提出“三始一始”的变法主张：“盖欲化满汉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李鸿章单独传见，赞其为“海内奇才。”《六斋卑议》实为当时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献。“三始”的构想即是宋恕1887年向张经甫提出的，当时为呼应张在《救时刍言》中提出的“时文一日不废，实学一日不兴”的主张，宋恕提出了废时文、改官制、开议院的主张。
  光绪十七年（1891），原苏松道台邵友濂升任台湾巡抚，是年冬张焕纶应邀赴台，主持基隆金砂局。次年六月十三日，宋恕致妻孙季穆书称：中堂赐见，十分青眼，从容谈天下事甚合。又告知：“张经甫在台湾，大得意，以提调行总办事，兼节制湘淮营勇，出必升炮”。张焕纶后在台湾主持商务局工作，一直到甲午（1894）十月返回上海。丁酉年（1897）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开办，受聘为总教习。但只做了一年，即因病辞职，但仍主持梅溪学堂事务，直至1905年逝世，享年60岁。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讲到和张焕纶及梅溪学校的因缘。胡适出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当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胡适出生后两月，父亲胡传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四月台湾割让给日本，父亲在台东办后山防务。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七月初三病死于厦门。胡适父亲胡传和张焕纶原是上海龙门书院同学，在台湾相遇相知。《四十自述》称：“我父亲平生最佩服一个朋友——上海张焕纶先生（字经甫）。张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办了一个梅溪书院，后来改为梅溪学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书院住过，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进了梅溪学堂。我只见过张焕纶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读中国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锋了。他死了22年之后，我在巴黎见着赵诒寿（字颂南，无锡人），他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他说他在梅溪书院很久，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胡适进梅溪学堂时，是1904年春。只有13岁。一年的“梅溪”生涯，胡适创造了一天升三个班，一年升了四个班的奇迹。《四十自述》还讲到梅溪学堂课程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作文论题有：原日本之所由强。而年轻的胡适当时连日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宋恕在1887年写的“梅溪书院观学”中写过“中原有本病，二千余载矣。”这就提出了要根治中国文明病根的课题。梅溪学堂的老师出过“原日本之所由强”的论述题要学生回答。可见日本问题已是当时人们关心的焦点。十三岁的胡适来到上海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段胡适日后的回顾道出了日俄战争与反清排满的关系。1904年宋恕晚年的朋友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时报》，少年胡适是热心的读者。其“独创体裁，不随流俗”的办报风格影响了青年胡适的人格形式。胡适在1933年6月24日的日记中把宋恕列入“戴学”。日记记载：“读宋恕《六斋卑议》。宋恕受颜习斋、黄梨洲、戴东原的影响最大；我读他的《卑议》，此为第二次；其自序中不提及戴学，然他《留别求是书院诸生》诗，有‘谈经最是戴君高’之句，自注云：‘东原先生深于性理，所著以《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为大，被摈朱阮，不能行世。行世者乃其小种，世贤未见其大，辄加恶声。此为奇冤之一，衡癸巳年所著《先哲鸣冤录》中曾力鸣之’”。胡适曾著《戴东原的哲学》，对戴震评价极高：“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在哲学的方面，二百年来，只有一个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认为胡适的名学研究是继承并发展了章太炎所开拓的诸子学，发现作为思想家的戴震也应归功于章太炎。其实，太炎是受到宋恕的影响，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重诂”确实是继承了宋恕、章太炎的思路。
  以日本为师，亦是一时潮流。宋恕、黄庆澄即是以日本为师的先行者。文史学家胡珠生在《温州早期留日学生》文中讲到：“清末温州名流赴日观光考察的，以平阳黄庆澄为最早，1893年著有《东游日记》。其后有宋恕（1903）和黄绍箕（1906）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温州曾一度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其中，瑞安和平阳更得风气之先。黄绍箕即黄体芳之子，晚清进士，入翰林，晚年致力于学务。黄庆澄在梅溪书院任教习二年余，光绪十七年（1891）任安徽潜山县幕僚，上书巡抚沈秉成，提出兴革建议，受到赏识，被推荐赴日本考察。十九年（1893）得驻日使馆使臣汪凤藻资助，得以成行。访日历时二月，所撰《东游日记》，孙诒让为之作序。廿二年（1896）七月三日宋恕致日本友人冈鹿门书，称“自幼闻贵邦山水之佳，文物之盛，神驰久矣！吴人张经甫与恕善，每论东土，必及先生。经甫，敝邦第一流人也，而心中有先生，于是恕心中亦有先生矣”。后宋恕畅游日本近半年，曾述“觉一切文明事业浩如烟海，述不胜述，梦不胜梦。”又与刘绍宽谈：“日本学问几括中西之全。专以西学论，当以美国学校为最。若统中西之学而论，自当以日本学校为五大洲之冠”。三十年（1904）八月，刘绍宽携同陈振椒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历时70天。回国后著《东瀛观学记》，对日本的学制、学校管理、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及社会重视教育情况都作了具体介绍，并努力付以实施，大力推进平阳以及温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基于张焕纶先生矢志于近代教育精神的感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