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南宋后期的中国诗歌，大都是以脱离现实为主要特征的，当蒙古铁骑无情地踏碎了宋末学子的酣梦，使他们真正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和悲哀时，在宋元易代之际出现一批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翱、王英孙、陈则翁、谢枋得、汪元量、郑思肖、真山民等。他们以悲壮激越的调子，抒发离乱之情和亡国之痛，谱写了一曲曲抗争之歌，表达了誓不仕蒙元的民族气节，给整个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宋诗重放光彩，有了一个圆满的终结。在南宋遗民诗人中，林景熙与谢翱齐名，并称翘楚，从创作的实际艺术成就来看，业内人士有“林景熙婉约过之（谢翱）”之誉。林景熙的地位和成就超过了谢翱。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别集类中说：“霁山风节冠世，其诗格律高秀，尤足洗宋末江湖诗派之浅俗。”李笠在《霁山先生诗集注跋》一文中说：“笠谓霁山先生诗雄浑古茂，高出四灵之上。”
  有宋一朝，外患频仍，南渡之后，更是国事日非，风雨飘摇。祥兴二年（1279年），在元兵追击下，崖山一战，南宋全军覆没，陆秀夫抱八岁幼帝赵昺投海，南宋遂亡。南宋诗坛经受着时代凄风苦雨的洗礼。爱国诗人面对亡国的奇耻大辱，痛心疾首，扼腕捶胸，谱写了一曲曲或慷慨激昂，沉郁哀切的诗篇。爱国主义成了南宋诗歌最深刻、最动人、最光辉的主题。它不仅在陆游、文天祥等诗坛巨擘创作中有着强烈的表现而且在宋亡以后诸诗多遗民诗人的篇什中也有着鲜明的反映。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就是其中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唱：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玉碗建溪茶。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书陆放翁诗卷后》当作于“冬青之役”以后。从诗题可知，诗人写作的直接契机是读陆放翁诗，情动于中而命笔。陆游（1125-1210），号放翁，山阴（今绍兴）人，他生活的时代，适值金人南侵、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危机四伏、残局难支；中原百姓不堪离乱之苦。诗人蒿目时艰，力主抗战，收复中原，却屡遭打击，请缨无路，壮志难酬。陆游临终时，不提身后的家事儿女事，只嘱咐待到官军一旦收复中原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胜利的喜讯告诉他的在天之灵。
  林景熙诗承《示儿》诗的境界，又从中化出，再铸入亡国遗民的深切感受，寥寥数语，从另一角度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比《示儿》更加感天动地，更加悲切沉痛的意境，表达了报国愿望与亡国现实的深切矛盾。结句“家祭如何告乃公”是全诗的“诗眼”。
  鲁迅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这些论述道出了唐宋诗歌的一般的发展轨迹，但决不能以此否认宋诗的成就。且不说苏轼本人及陆游等名家的成就，单就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来看，也可以说明，主理的诗未必寡情，情理交融的诗亦有它的审美价值。有宋一朝，理学兴起，诗人感受着多灾多难的时代脉搏，关心国运，留意世道，把理性的思考与感情的抒发结合在一起，是必然的。
  林景熙的《书陆放翁诗卷后》比较明显地具有宋诗情理结合的品格，有血有泪，不无有别于唐诗的另一种审美情趣，数百年来，不知拨动了多少爱国仁人志士的心弦，甚至令人不能“不为滴泪”，其世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由此可知。在陆放翁逝世迄今的七百多年间，能以诗歌如此深情而痛楚地颂扬、追怀他，并以此寄托自己炽热的爱国情怀的，当首推林景熙。
  林景熙的诗多以怀旧思宋为内容，如《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等，比比皆是。山水诗数量不少，也表达出深沉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其中有以象征意象来表现的，更多的山水诗不用喻象而用兴象。诗人把亡国之恨，倾注到山水景物之中，借景抒情，意余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