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的父亲华业都是位老红军，生前享受副省长级待遇。在我的眼里，他平凡得就像草原上的一棵小草，高山上的一块小石头。然而，对于这样平凡的人的逝世，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刘锡荣都来电表示慰问，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及苍南县的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部门以及许多老同志、老战友都送来花圈……
  父亲1913年10月出生在平阳县凤卧镇西部山区樟洋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1931年7月，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他告诉我：有一次送信，必须夜宿荒野。二十岁左右的他将破草席往草堆上一摊，由于极度疲倦，躺下就睡着了。朦胧中，感到身下有东西向上顶，他在梦中说：“我困得很，别打扰我。”那东西果然就不动了。一连反复几次后，倒也安静下来。清晨，卷起草席才发现，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毒蛇被压死了。
  1934年5月，父亲参加革命，并于1935年5月加入浙南最早的革命武装——浙南红军游击冲锋队，成了最早的16位持冲锋刀的战士之一。后担任该冲锋队的班长，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智缴国民党宜山镇伪保安团武器、袭击灵溪国民党警察所、攻打国民党北港伪区署等战斗。他笑着对我说，有一次战斗，一位战士高喊：“冲啊！冲啊！”将冲锋刀扎进一个石墙的洞里，费了好大的劲，才拔了个木柄回来。所以，此后只有15把冲锋刀了。那一次战斗，敌团长只身跳进厕所，全身浸在粪便之中，只留一个头在上面。虽然捡得性命，却狼狈不堪。而咱们的红军队伍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缴获武器，真是可惜。打水头伪区署那次，红军队伍就比较成熟了。我父亲用这把冲锋刀缴获了敌人一挺机枪后，又砸开一扇门，朝里面的敌人扫了一梭子子弹，从而俘虏了一大批敌人，并和战友一起击毙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楼钟声，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给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由“发展党组织，加强抗日统一战线”转变成“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所以，刘英同志带领的浙江省委、龙跃同志带领的浙南特委、郑海啸同志带领的平阳县委经常在我们老家这一带秘密活动。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派重兵包围我们，妄图消灭浙江的革命力量。父亲说，这段时间他被编入过平阳县委和瑞安县委的武工队队员、担任过浙南地委机关特务队小队长、浙南平阳县平西区武工组政治指导员和小队长等职务。
  父亲经常提到当时吃“白饭”的事：“白饭”不是容易混淆的白米饭，是吃饭时没有菜的“美称”。其实，就是饭也经常只是些野草、树根罢了。寒冬腊月，经常只穿一件破棉衣，一条短裤，一双长满冻疮的脚上套着的是破草鞋。
  这艰苦的生活还不算什么，父亲和他的战友坚持了下来。可部队还要经常与敌人周旋和打仗，那可是掉不掉脑袋的事。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经常为三级机关站岗和带路，多次成功突围，屡建奇功。
  有一次，部队在大白天进行转移。由于目标大，我父亲带路时只能走隐蔽的小路。可是这条小路要穿越一道二百多米长的悬崖峭壁上的石头路，这石头路不但很窄，宽度不到一尺，而且上面长满像刀锋一样尖利的石棱，当地人称为“菜刀背”。那天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重病在身，又偏偏下着大雪。峭壁上面挂着长长的冰柱，下面是百丈深渊。我父亲背着郑海啸同志，双手紧紧嵌入结了冰的石缝，两腿跪在粗糙的石棱上，慢慢向前移动，并对前后的同志说：“万一我掉下山崖，你们不要管我，要抓住郑海啸同志，把他背过去。”过了“菜刀背”，我父亲磨破了膝盖，虽然是大雪天却汗流浃背。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凤卧镇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将负责省“一大”的保卫工作交给平阳县委，郑海啸书记命令我父亲负责会场所在地的警卫工作。在近十天的日子里，我父亲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仅夜以继日站岗放哨，而且将内线警卫和外线保卫、侦察工作、保密工作等结合起来，出色完成了任务。父亲自豪地说：会议之后，郑海啸书记表扬了他，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1941年5月，我三级机关在凤卧赤沙村被国顽军五路包围。在刘英等首长的指挥下，由我父亲带路，从半山腰撤退到樟洋村的一条叫乞丐墓的小路上。正当部队准备沿路上行的时候，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父亲向老海同志提出不能继续向前，因为路的前方经满田通往文成的公阳乡。老海同志很赞同我父亲的看法，立即报告刘英同志。刘英同志命令部队从侧面隐蔽迂回。不一会儿，一个加强连的敌人便沿着乞丐墓路迅速冲下山来，真是好险啊！就这样，我们粉碎了国顽军妄图一举消灭我三级机关的阴谋。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担任过浙南第十区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浙南平阳县警卫队队长、大队长。他亲临战场指挥了浙南著名的三大战斗，曾多次受到省、地、县各级通报表彰和嘉奖。
  双吊岗突围战和穹岭头伏击战的战斗场面虽然不大，却是浙南的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的转折中的关键一战。我父亲用石头打击敌人，并和郑子雄同志一起，抢占后山制高点，掩护县委机关撤退。然后，神出鬼没甩开了敌人。在接下来的穹岭头伏击战中，他灵活机智，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从执行守卫山岭要道的任务中及时调整为主动向敌人进攻，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部署，使青景丽游击队摆脱被动局面，一起围歼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晓坑岭战斗中，我父亲在发动群众，联系各村党支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向副区队长颜庆富同志建议，主战场不能放在上双岙这个地方。当时的情况是：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约300多人，武器比我们先进得多，有好几挺机枪。而我们只有42个游击战士和40多个只拿刀、梭镖、鸟枪的党员群众，敌我力量悬殊。虽然上双岙道路的两边都是山坡险峻，可以埋伏起来向下射击，但这段道路较平坦又较长。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守住这么长的地带。敌人在受到打击后，可以组织反攻，从我们力量薄弱之处冲上来。这样，我们就危险了。应该将主战场放在地势险峻的晓坑岭，等敌人从晓坑岭下行的时候，追着敌人的屁股打，则他们只有挨打的份，根本没有反击的可能。两位指战员的思想统一了，手握在一起了，使这场战斗成为浙南著名的以小胜强的典型战例。
  在1949年4月的营前战斗中，敌人有1000多人，50多挺轻机枪，8挺重机枪，6门六0炮。我们只有县委机关警卫队40多人和一批新战士，另外，还临时大规模发动了民兵参战。根据领导的安排，曾永金同志带领的部队埋伏在飞云江营前一带左岸的山坡上，负责主攻，我父亲带领的队伍埋伏在右岸的山坡上，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可是，从文成大泶出来的敌人却从飞云江右岸向下游撤退。如果让敌人退到瑞安和温州，必然对这两个地方的解放带来很大的压力。我父亲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起主攻任务。他一方面命令埋伏在山坡的战士向下射击，另一方面又命令一部分战士抢占后面的制高点。果然，战斗一打响，一群敌人越过我军兵力薄弱之处拼命向该制高点攻击前进。如果该制高点让敌人占领，我们埋伏的阵地全部处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好狡猾的敌人！当敌人发现该制高点已被我军占领，只得扫兴地向下退去。而我父亲依靠黄怀虎同志从江对岸送过来的一挺轻机枪，率领战士冲向敌群，缴获了一批武器，包括四颗枪榴弹。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使用过枪榴弹，我父亲试射的第一、二发分别打到江对岸和江水中，射程太远了。我父亲索性将枪榴弹竖直向上发射，心想：“豁出去了，就让它从头上掉下来吧。”结果，最后两发都在敌群中开花，一位敌营长老婆的鼻子都被炸飞了。敌人看到我们有炮了，吓坏了，哪里还肯为国民党卖命，纷纷投降。在我军的两面夹击下，营前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
  解放后，我父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第五军分区第六独立营营长、平阳县大队大队长、平阳县人武部部长。转业后，担任洞头县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又担任温岭县和玉环县的总工会主席。我父亲从来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一心为党和人民贡献余热。
  1965年，由于身体欠佳，我父亲“带职荣誉退休”后（1980年转为离休），一直住在水头镇，直到去世。离休期间，他还担任过平阳县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等职。
  父亲从来不居功自傲，把“当官”也看得很淡。解放战争时期，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同志就曾经亲自点名要我父亲作为有些重要领导岗位的候选人去特委培训班学习。而我父亲以当时大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为由，再三要求领导另派他人。转业后，组织上为了培养他，让他到速成学校学习文化，毕业后，又让他在洞头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岗位上锻炼，期望他在文化、业务和普通话方面都能全面进步。而我父亲却跟组织上说：“我文化低，普通话又不懂。法院院长这个工作事关人命大事，我不适合。”他经常对我们说：“我是大海的一滴水。如果说我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那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他还对我们说：“我文化差，应把领导岗位让给有能力的年轻人。你们也要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做普普通通人民中的一员，不要给党和领导添加任何麻烦。”
  经过千锤百炼的父亲，在“文革”中也有很多让我回忆的事情。记得当时有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分别叫“红造”和“联总”。我父母原打算都不参加，但拗不过朋友和熟人的劝说，心想：反正是毛主席的部署，随便参加一个算了。加入“红造”不久，就传来消息说“红造”是反革命组织。我父母生气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为什么要打压一派？”倔强的父母偏偏戴上“红造”的红袖章满街跑。
  后来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打击。母亲被所谓的“群众专政”组织关押了近一年，父亲被挂了一个十六斤重的牌子进行游斗，牌子上写着什么走资派、牛鬼蛇神之类的东西。挂了牌的父亲只被游斗了两天。一天是南湖、闹村一带，另一天是我的老家内塘、樟洋一带。父亲毕竟上了年纪，被斗得筋疲力尽，连脚大拇指的指甲都掉了下来。后来听说还要游斗十天，第三天是腾蛟一带。谁知这两天的游斗激怒了许多老区群众，到处骂声一片。腾蛟的老区群众还做好了躺椅，准备抬着我父亲去游斗。那时的革委会头头见势不妙，只好作罢。
  所有这些，父亲都若无其事。后来，当时的一些革委会头头都向我父亲承认错误，我父亲对他们说，这是林彪、“四人帮”的错，你们也是身不由己，不怪你们。父亲还对我说：“这些人中，有的还是我们老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带出来和培养起来的呢！”父亲宽广的胸怀又一次深深感染了我。
  父亲对老战友和老同志以及老区人民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对我们说，他是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的，他有幸受到粟裕和刘英同志的教导、是他们和郑海啸等同志教给他革命道理，并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使他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革命队伍中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互相帮助，生死与共，也让他感到无比的温暖。父亲说：“老区的人民群众热爱我们、帮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站岗放哨、送情报和送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父亲十分关心革命老区建设，并要求我们帮助他撰写革命回忆录，对以后的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永远传承革命精神。可惜我和哥哥由于工作忙，只写了《我们的刘英首长》和《从双吊岗到穹岭头》两篇。
  父亲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经常说，自己经历了130多次战斗都没有负过伤。然而，子弹擦身而过不下30次。最危险的一次算是子弹击中自己心脏部位的那次，是上衣口袋里的一瓶清凉油救了他。那瓶可怜的清凉油盖一面被打穿，另一面只是有点凸出来罢了。
  在我看来，父亲的长寿，取决于他对我们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爱。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们说：“你妈给了我一个家，她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还要多活几年，看看祖国的繁荣富强，看看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他从不放弃抽烟和喝酒。九旬的他还开玩笑说：“我每天酒要吃饱，饭要吃醉。如果不抽烟不喝酒，那就是要走了。”他早睡早起，每天少吃多餐，喜欢散步，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父亲不懂昆阳的方言，不愿和我一起住在昆阳。他住惯了水头，这里有他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如他每天七、八点钟都要到水头的老白同志的家门口去会会老同志，真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他知道我们子女工作忙，但他要求我每星期的休息日，都要去看他。以至于母亲去世后的七年时间，养成了我每星期至少去一趟水头的习惯。有时我有事，迟到一会，他就叫保姆给我打电话，提醒我一下。然而，当他看到我后，就说：“看到就行了，你走吧。”每次我回到家，他还要我打电话给他。否则，他会睡不着，担心我路上出事。父子之爱，用语言怎能表达？
  父亲43岁才有了我这个儿子；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了；我大学毕业，他已步入古稀之年。然而，七旬的他，还能打打猎，八旬的他，还能钓钓鱼；九十岁后，还经常比试比试打拳的架势，并在母亲病重期间，搀扶着母亲，帮助料理一些生活琐事。就是一年前，他还能拄着拐杖，一口气走了大半个水头街道，连保姆都差点赶不上他。后来，他摔了几跤，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了。随着越来越少的饭量，越来越流食化的饮食，越来越长的卧床时间，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他还是顽强地又活了一年。就在去世前十七天，他还参加了晓坑岭战斗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坐在台上的他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父亲对死看得很开，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早一点迟一点罢了。我是跨世纪的近百岁老人，没什么不满足的了。”
  在他停止了抽烟和喝酒一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发现医疗仪表上的血压和含氧量的指示开始慢慢下降。突然，他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看到我和亲人都在身边，立刻又放心地闭上了。之后，尽管医生尽力抢救，他的心跳和呼吸还延续了一个多小时，但他的眼睛却再也没有睁开了。父亲去世了，享年98岁。他走得很安详，这对我们也许是一种安慰。
  父亲留下了他的故事，留下他对祖国、人民、亲人深深的爱，也留下了我和亲人对他无尽的思念……
  我最喜欢从父亲的眼神里揣测他深奥的情感世界。记忆中第一次感受到这眼神的情景不由得又浮现在脑海里。那是在我4岁的时候。当时，我和十几个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在干涸的溪滩上玩耍。突然，我父亲来了，他扫了我们一眼，便立刻停留在我的身上，然后，朝我点点头，微笑着走了。
  父亲对我们慈祥又不失原则。记得小时候，老家隔壁电厂的一只油桶裂了一条缝，柴油一滴一滴渗入地下。我觉得可惜，就用碗接了一些。爸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我。并要我们立刻还给电厂。这件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的印象是很深的。
  还有一次，我又做错了一件事而受到父亲的批评。感到委屈的我故意不吃饭，夺门而出。这时，我远远看见老师走了过来，怕丢面子的我急忙又往家里钻。父母当然知道我的心思，故意拦着我不让进门，直到我认错和答应吃饭后才饶了我。
  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父亲钓鱼回来，满身被晒得发黑，一脸的汗水透露着疲惫。母亲心疼地唠叨着：“给你休养都不知道享福，何苦这样。”在吃饭时，我们兄弟也故意不吃他钓来的鱼，还挖苦说：“不好吃。”起初，父亲憋了一肚子气，慢慢地又自娱自乐地吃起鱼来，真叫人又心疼又好笑。
  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随时体会得到父亲在战争年代的作风和习惯。他艰苦朴素，对衣食从不讲究，决不浪费一点东西。做事要求雷厉风行。如赶七点钟出发的汽车，他六点就要到车站等，说：“宁可多等一会，也不可老油条”。静坐一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他仍可以“稳坐钓鱼台”。有一次我跟他去打猎，追逐了半天，没有打到一只鸟，我两腿发酸，索性不走了。而父亲却满不在乎，成竹在胸。他把我带到一棵大树底下守候。果然，天快黑的时候，那只鸟儿归巢了。我父亲举枪就射，鸟儿应声从树上掉下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在建立共和国的征程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在推进共和国成长的事业里留下了自己应尽的力量；在走过的人生道路中留下了自己璀璨的风采。
  文章总有结束的时候，就用一首拙作的小诗寄托思哀吧：
  踏遍青山斩魔链，
  遍地灿烂不争艳。
  甘做小草无人识，
  但留风采在世间。
  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