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林景熙死后二十四年（元统二年，1334年），同里章祖程为他的诗集《白石樵唱》作的注释脱稿了。章祖程说：“愚尝熟玩其诗，大抵皆论物比兴，而所以明出处、紧人伦、感世变而怀旧俗者至矣。卷首数篇，尤为亲切。其他题咏酬唱，虽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尝不行乎其间，读者倘以是求之，则庶乎不失其本领，而有以知其诗之不苟作也。”（《题白石樵唱》）又说：“予当伏读而且窃爱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于是童课之暇，不揆僭踰，爱辑旧闻，为下注脚。间有见其意之所指、义之所在，亦辄为发挥，而不敢隐焉。”（《注白石樵唱》）
  历来对章祖程的注释评价较高，郑喜说章注“辞义兼得”，鲍渌饮说自己所以要刻《霁山集》为的是：“庶几昆阳之注，或由此不致泯没尔”。大学者孙诒让说章祖程的注“原原本本，精审居多”，比之任渊注山谷诗，李壁注荆公诗。（见夏绍俅《船屯渔唱笺释跋》）
  1960年中华书局版《霁山集》，全部保留章祖程注。细读章注后，我认为《霁山集》卷三《梦中作四首》题注，绝不是章祖程原注。题注：
  元兵破宋……在元时作诗，不敢明言其事，但以梦中作为题。
  元人注同时代人的诗，能说“在元时作诗”吗？这显然是后人口吻。这条题注，很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忽然悟到，原来是与明吕洪《霁山先生文集序》许多句子是全同的，不妨抄出，比勘一下：
  题注：
  “元兵破宋，河西僧扬胜吉祥行军有功，因得于杭置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以管辖诸路僧人，时号扬总统。尽发越上宋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筑塔于宋内朝旧址，其余骸骨弃草莽中，人莫敢收。适先生与同舍生郑朴翁等数人在越上，至陵上，以草囊收拾之。又闻理宗颅骨为北军投湖中，因以钱购渔者求之，幸一网而得。乃盛二函，言佛经，葬于越山，且种冬青树识之。在元时作诗，不敢明言其事，但以梦中作为题……”
  吕洪《霁山先生文集序》：
  “丙子，元兵破杭，有扬总统，尽发越上宋诸陵墓，弃其遗骸於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愤不己，乃与朴翁佯为采药，偕行陵上，以囊拾之，盛以二函，言佛经，埋瘗越山，植冬青树以志之……
  《梦中作四首》题注与吕洪文许多句子全同，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一、吕文抄章注。这不可能。吕洪是“惧岁月愈久，［霁山集］散亡愈多，辄敢僭，正其亥豕，整为五卷，总为一帙，题曰《霁山先生文集》，将锓诸梓以广其传。”他整理霁山集，是要刻印以广其传的，而在自己写的序言中，却照抄章注成文，岂不自抹黑脸。二，是还吕洪先写了序言，又在《梦中作》题下加个有许多句子几乎全同的注呢？也不可能。吕洪是通人，文思不至于枯窘到这样地步。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吕洪这篇序文写于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天顺七年后，吕本行于世，有人摘录吕文。写在《梦中作》题下，又不加以说明，以致被误认为章注原文。
  清康熙时，汪士鋐刻本内有吴瞻泰序：“章祖程注《白石樵唱》又云，扬总统尽发越上宋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筑塔于宋内朝旧址，其余骸骨弃草莽中，人莫敢收。适先生与同舍生郑朴翁等数人，相率为采药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吴瞻泰就曾看到这条题注，并误认为章注。吴瞻泰序文写于康熙酉（1963年），就是说这条题注是在天顺七年致康熙酉二百六十年间有人补写进去的。
  在这二百六十年间，现在所能知道的霁山集有两种刻本：一种是辽藩光泽王本（序写于嘉靖七年，即1528年）；一种是冯彬本（序写于嘉靖十年，即1531年）。据知不是斋本鲍正言序，辽藩本是不重视章注的，删除殆尽。冯彬本虽任意割裂，失其本真，却保留了章注。汪士鋐本是据辽港务本开雕的。辽藩本既然“删除章注殆尽”，就没有补写注释以至混淆的可能。这样，补写《梦中作》题注最大的可能却是保存章注的冯彬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