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中国解放就六十年了。
  我是平阳南雁小施山人。当年我参加地下工作，只是由于人家认为我是个老实人，交托我为革命办点事，我也能尽心尽力。同时了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兄弟姐妹五六个，只靠薄田几亩，再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骨子里憎恨国民党政府。
  1945年，南雁小施山地方已成为中共一块小根据地，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小施山毗邻碗窑，与桐山（福鼎）山山相连，这一带地方都有我中共游击队在活动。
  我在廿一、二岁时为革命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时中共平西区区委书记徐柏春（当时我也不知其为区委书记，只是心理感受到他是个革命人物，平时他经常有向我宣传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有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面前，说：“招山，你今天要为我送一封信到桐山，信很重要，备必于今天亲手交给某某人。”
  我回答说：“一定完成任务。”
  信是送给福鼎前岐半山犁尾树的一个小客栈中的一个叫桂花的女人。信是封好的。从他的语气上我知道这封信很重要。
  当时，我不是中共党员，不明白徐柏春同志为何这样相信我，也许是因为我为人一贯诚实的缘故。
  我于当天中午饭后，从小施山出发经过闹村状元内，过腾洋、过碗窑、过分水关，于傍晚时分到达前岐目的地，亲手交给一个叫桂花的我中共地下联络员。并于晚饭后安全返回。
  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我一共为革命送过九次信，都是徐柏春同志交给我的。经过党的多次考验，我于1947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次送信都是安全来回，其中有两次差点出危险。
  一次是1946年6月，我奉命送信至福鼎蒋家山联络点黄大榜家时，已是傍晚六点，回来到桥墩，刚好碰到国民党保安巡逻队，大约有一个排，十几支手电简。当有一束电光打到我身上时，刚好路边有一片芦苇丛，我急忙纵身一跳，进了里头，但弄出了很大的声音。
  保安团巡逻队哇哇大叫：“这里有人！”于是手电光一齐打来，并开了一排枪。有几个巡逻兵想到芦苇丛中来搜索，有几个兵看看芦苇丛一片烂地，不知道我是否带武器，他们也怕死，就说：“算了，即使抓到也不确定是共产党”。
  就这样，我避过一场危险。因为，当时浙闽边界是浙江省国民党主要防共区，夜里一般老百姓是不走动的。所以，当我遇到国民党巡逻队第一反应，就是撒腿就跑。
  一次是1947年春，徐柏春同志派我送信至玉苍山“玉苍寺院”，该寺院是我地下联络点，联络员为李阿凤。回家时，已过晚上12点了，我生了火，刚在自己大厝面埕洗脸，准备休息。突然发现国民党便主已出现在我家门前，我想上山向游击队汇报已经来不及了，其中陈某、周某二个便衣是地方人，他问我三更半夜回来是帮“土匪”不是，并大声嚷嚷要把我绑起来审问。这时便衣中的一个头目曾某是山门九墩人，他说二个便衣嚷什么，我马上辩解说自己准备出发水头，所以起早。他也表示理解“山头人下街道要起早”，并让二个便衣到我屋内摸摸灶坑是否火热。结果放了我。
  事后，我方知那天晚上国民党共出动三个分队，一队去南雁溪南，一队去大施，一队就来小施。三面合抄，围剿游击队，当时小施山上共有我游击队武装28位同志，27位全部突围，其中一位牺牲。
  几天后，游击队同志又返回旧地，并住在山顶。我刚好上山砍柴，遇到游击队员站岗放哨，也许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就让我直接进入驻地，二人带驳壳枪领导模样的人正在抓虱子，其中一个半开玩笑地问我说：“为国民党当特务是吗，这么东张西望？”（后来，我知道这位同志叫黄加斌，解放后在市里当领导。）另一位领导非常和蔼，要我砍好柴早点下山（后来，我知道这位同志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业都）。
  自我48年入党以后，我发展了几位同志入党并上山参加游击队，在小施山老家，也成立了党支部，并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党员有林声兰、林书金、李招同与我。会议内容现在我基本忘记了。
  特别记得清楚的是水头解放。1949年5月8日，一大早，徐柏春同志就到我家叫门，并且大声说话，兴高采烈。他说：“招山同志，水头今日解放，我已通知布置大家杀猪宰羊纳布鞋，犒劳浙保六团起义成员。你再去通知一下，叫民兵到水头土枪土炮不要带，注意军容。回来，我们先去水头。”
  事后，我知道水头为什么解放那么迅速，主要由于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经过三大战役后已土崩瓦解，军无斗志。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功势下，我地下党通过与浙保六团团长洪彪开展思想工作；且水头四边在游击队的控制下，生活给养不再供应水头，已够浙保六团断粮断饷，军心不隐，不得不投诚。
  为了表示起义诚意，浙南游击支队要求洪彪处决几个民愤极大的便衣份子。于是，洪彪照办，这样，水头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