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东虹（原名吴锟），平阳宜山梧桥（今属苍南龙港）人，1916年生，青少年时期在南京、上海求学，1931年刚16岁便在南京参加学生抗日请愿活动，旋又在上海参加声援马占山抗日的学生运动。有次与一批学生一起为救援南京来上海串连的一名全国学联代表，捣毁上海西门警察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凯旋回校。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在南京参加要求抗日游行。在学生时代就显示他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
  1937年卢沟桥炮声震撼中国大地。平阳广大人民在刘英、粟裕率领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和中共平阳县领导下，抗日救亡浪潮如火山爆发，各地救亡组织纷纷成立。当时，东虹（当时改名吴剑生）在鳌江小学任教，与其他老师、爱国青年一起组织晨呼队、歌咏队、演剧队等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
  正当东虹领导的演剧队缺乏女演员，宣传工作受到影响时，吴毓同志委派从上海回乡工作的地下党员林怡同志带着4名女同志来到鳌江，要求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说这4名女同志先参加戏剧工作，以后如有需要，还可以补充一批文艺战士。这真是久旱逢甘雨，演剧队便在林怡帮助下迅速扩大，改称“新生剧团”，杜畴任团长，东虹任副团长。接着，林怡同志又把山门、水头的宣传队并到新生剧团，鳌小沸腾了，锣鼓震天，歌声动地。林怡同志又从鳌小入手，进一步以青年教师项经川，杜贤宏、梅康等联合平津、沪杭返乡的大专院校学生王栻等，创办《平阳战报》，继而成立“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鳌江建立分团，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秋末一天，为了打击江南奸商抢购粮食、走私资敌，东虹随林怡同志去宜山，他立即在五显庙召开群众大会，林怡登台演讲，揭发奸商无耻行为，激起群众义愤，很快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建立了宜山抗敌后援会。宜山镇有座小山——球山，上面的“憩楼”，是东虹同学、进步青年陈湘开的诊所，青年们便团聚在“憩楼”周围，以诊所为掩护，开展或明或暗的救亡工作。
  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敌后援会也有国民党人参加。有天，在宜山小学召开群众大会。作为抗敌会主任的宜山区长陆伯平在大会上诉说“捐收不起来，壮丁抽不到，工作太困难，群众太落后”时，当场就遭到抗敌会宣传部长吴明允、宣传队长东虹驳斥，揭穿他假抗日、真资敌的阴谋，把陆伯平轰下台。可是他们心不死，事后在抗敌会的经费上处处刁难。青年们再次忿怒了。东虹站出来说：“这个马蜂窝，捅了它算数，看他们还有什么好戏唱”，于是会同吴明允、陈湘、孙伊秋、黄伯华等人商量，要同以陆伯平为首的假抗日派斗争。他们早就发现陆是个淫棍，在一个夜里现场捉住这对奸夫淫妇，并连夜在东虹家中写标语、传单及报导新闻，次日将陆伯平丑闻刊登在《战报》上。当徐用县长来到宜山时，群众一方面组织欢迎，一方面分发严惩陆伯平传单，高呼“打到贪官污吏陆伯平！”“驱逐淫棍陆伯平！”等口号，要求县长严办。开明的徐用县长，当即宣布陆伯平撤职查办，押送平阳，斗争取得很大胜利。
  1938年1月，新生剧团与抗日救亡团合并，改编为“平阳县政治工作队”。东虹到平阳参加一个月训练后，发生了两起事情，这明显是向他的抗日活动发难。一是陆伯平被撤职，心怀不满，向法院诬告东虹侵犯人权；二是徐介眉自杀。东虹等人了解到徐贪污嫌疑，押送平阳县府，徐自觉无颜，半夜吊死，政府虽以自杀结案，但徐介眉儿子、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徐某为此回乡，仍向法院起诉为东虹所害。这两起案件均落在东虹头上，于是东虹被谈话、审查，顿觉难以在平阳进行抗日活动。可此时，吴明允、陈湘等未参加集训，林怡同志也失去了联系，东虹便同陈传梧，王××商量，决定离开平阳，奔赴延安。当即去找平阳有名的爱国人士王理孚，告诉实情。王满口称赞：“年青有为，有志抗日，殊属难得”，遂送一百银元作川旅费；他们又找梅康，写了介绍信，3人便背起饭包，也不敢回家告别，匆匆在鳌江上船，经丽水、南昌、武汉至西安。一路来20多天，沿途看到男女青年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唱着抗日歌曲走上抗日前线，东虹等虽遭到一些顽固派军警的阻拦，但终于化险为夷。西安第八集团军办事处根据大家自愿，组织去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三个大队，分头派人护送至延安。
  东虹等三人分配到郇邑看花宫陕北公学第30队，经过几个月紧张学习，东虹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思想觉悟上都大为提高。结业后与同乡战友金淳请求上抗日前线。他们佩戴校徽、拿着结业证书，在一片“别了同志们，再见在前线”口号声及抗日歌声中，含着热泪离开延安，誓为抗战奔向前方。
  但当他们抵达郑州时，传来武汉失守。武汉去不成，同金淳商量，重返浙南。就在此当儿，找到了一位共产党员，介绍说安徽宿州外围有抗日游击队，于是跟着他直奔宿州。在宿州游击队，东虹负责上政治课，并组织咏剧队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战斗了两个多月，游击队失败了，队员分散。此时敌人张贴通告，缉拿两个南蛮子（指东虹及金淳），他们便千方百计逃出虎口，到了金家寨（安徽临时省会）找到了新四军兵站，分配到安徽青年抗敌协会。在青抗会，东虹到各县协助建立十多个脱产的抗日救亡工作团。干了半年，正当他工作受到安徽省领导廖磊、章乃器赞赏时，时局发生变化，省青抗会奉命撤退，东虹等奉命转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同志欢迎他们的到来，分配东虹去江北游击纵队三营二连任党支部书记兼文教；两个月后调政治部文工团。1939年秋，离开文工团，随路东（津浦路）前委方毅到成钧为团长的十团。当时十团正准备投入战斗，政治处主任王善甫忙将东虹交二连政治指导员，随连队行军，夜袭一敌占据点。当部队来到一个寨门前，寨门紧闭，只有一个高数丈的窗口，东虹自告奋勇。指导员便指挥战士把他高高举起，进入窗口，小心地打开寨门，全连悄悄地乘敌不备，未发一枪，全歼守敌，这就是十团胜利袭津里的战斗，东虹在新四军首立战功。
  在十团，东虹参加了一系列战斗，定嘉山，战涧溪，解放盱眙，淮南地区逐渐连成一片。除战斗外，他还积极参加扩军、征粮等工作，经常受到奖励与好评。不久，新四军五支队成立，东虹调五支队工作。有天，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找他谈话，告诉他党委已批准他为中共党员了，东虹非常激动，此后他更以党员的要求积极做好党的工作。
  1940年春，成立津浦路东军分区，东虹调任分区文工团团长。文工团初建，他便千方百计从部队和苏南艺专学校物色、挑选男女团员，几个月下来，歌咏、戏剧都搞得有声有色。接着成立“东军区司令部火线剧团”，接受地方邀请，到来安、六合、涧溪、仇河等地巡回演出，在外奔波半年，取得显著成绩。不久又调抗大八分校，负责文艺工作。在忙于学校读台词、练歌咏、排练节目的同时，又在淮南重镇——桐城组织青年业余剧团，建民教馆，进行赈灾演出，既教育群众，又活跃了地方文化生活。
  1942年参加整风后，东虹调至旅文工团。旅长是原十团团长成钧提升的，是老领导；还有机关党支部书记、成钧夫人周月湘，系同乡战友；文工团许多团员都是以前一起学习过的学员，大家熟悉。他任艺术助理，主要负责戏剧工作；编剧本，自导自演，工作既紧张又愉快。当敌人大扫荡时，东虹又同周月湘等3人隐伏在一人家里，月湘为负责人，政治上、生活上非常关心东虹，更使他感动。于是在整风时受到审查带来的不愉快情绪渐趋消散。反扫荡结束，调东分区政治部复任原来的“火线剧团”团长。半年后，时局变化，机构合并，剧团奉命解散，东虹调来安任城区宣传部部长，也和在桐城一样，团结城镇士绅、工商界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民教馆，逐步繁荣了城市文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东虹和大家一样欢呼雀跃，准备去南京接收。不料时局遽变，内战爆发，不但不能挺进南京城里，相反部队要撤出来安城。当时一部分人员随主力部队从淮南向淮北撤退，一部分去地方团队，留下东虹等外籍干部奉命带领本地干部家属向北转移，过了淮河渡口到了淮北，找到了边区党委，把所带的地方干部家属交边区党委，然后东虹被安排到射阳一个地方党校工作，任党校第二队支部书记，主要是审查、清理、整训地方干部，然后一部分回原地坚持工作，一部分充实部队。
  当此项工作结束，领导决定派遣东虹等几名外籍干部去白区，与原来组织关系脱勾，以单线联系开展秘密工作。当时有些人思想不通，但东虹认为这是党的需要，况且他同国民党里某些人本来熟悉，因此当社会部长林修德向他征求意见时便一口答应；然后章京才同志专门向他讲了关于白区工作方法、纪律以及遇到险情如何处理。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休息，军人生活习惯去掉了，帽额和绑腿印痕、手茧都不见了，面红肤白，恢复了书生习气，便在章京才护送下，在“再见在南京”之声中走向白区。
  这次奉命到白区，计划打入敌人腹地，是党对东虹的信任，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他引以自豪。东虹先回当年不告而别、近十年未回过的老家。妻、儿相会，泪珠涟涟。不幸的是老母已去世，未能服侍、送终，深觉不孝。向老父解释过去为抗日大义，未能供奉父母，今后要自谋职业，养老抚幼，要求父亲帮助。父通情达理，随即同意介绍国防部上校舅父陈钟熙、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黄通和上海扬子公司经理陈钟声，任其选择联系，保证不会有失业之忧。
  在家住20来天，东虹便匆匆往宁沪求职，先在南京会见舅父陈钟熙及黄通，又找到了同乡、在京做官的张启民。不料他们不是官气十足、推辞，就是讽刺挖苦。东虹一气之下，又来到上海，找到了扬子公司经理陈钟声，递上父亲推荐信。陈叫他先当学徒，东虹认为不适合，又去找嫡亲姑表兄陈进谦，他仅是个上尉，管监狱的牢头，能有什么帮助？正处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之际，接到南京黄通派人送来的台湾省社会合作事业管理委员会任职的委任状，来人还关照说：“黄先生不日也迁往台湾办公，有事，他日在台湾会面时再议。”东虹当时想，台湾已成国民党政府后方基地中心，在台湾立足，是个极好机会，于是欣然同意，即刻从沪乘船迳直台湾上任。
  1947年夏，东虹（又改名吴立）就任台省社会合作事业管委会第三科科员，为要“立足”好，就必须广交朋友。他选择一些进步青年，在台北各机关悄悄组织读书小组，继而创办文化补习班，作为指导各个读书小组活动中心，再而同陈青秀、陈庆生成立党支部，青秀任支部书记，台北由东虹负责，宜兰由陈青秀负责，基隆由陈庆生负责。三人定期碰头，单线联系，先后在三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宜兰组织农校师生罢课，反对内战；在台北发动反贪污、反裁员斗争，向省政府请愿，要饭吃，讨复工。这些实际都是配合大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工作中难免引起某些人注意，一方面东虹凭着黄总经理介绍，认为人家不敢怎样；另方面亦须提高警惕，于是通过其弟吴锐（1945年去台，在土地银行工作）帮助，又疏通黄经理夫人，瞒过了黄经理调到花莲分行。事后黄通获知便顺水推舟，叫东虹很好工作，三个月后再调总行任用。在这三个月内，台北关系托陈青秀，除定期去台北碰头外，在花莲就没有进行新的社会活动，三个月期满，调回台北总行。
  调总行时，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消息传入台湾。大陆去台人士纷纷要求回乡。为向大陆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东虹设法乘船离台，回到了大陆。讵料，事与愿违，到了温州，即受审查。后虽原派遣他去白区工作的社会部部长林修德证明，恢复了一切政治待遇及党龄、工龄，继而调长安航空学院工作，但在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都反复受到审查，直到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之后，才拨开乌云，全部还他清白，获得光荣离休。1985年被邀请参加长安航空学院校庆，东虹正值七十寿辰，学院颁发寿星章及纪念品，从而对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离休后居住上海。1996年，这位来自平阳的新四军老战士病故他乡，终年八十。

（本文以东虹遗著《忆旧随笔》异征求金德宣、陈青秀、陈庆生等同志补充意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