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每当我回忆起在内蒙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总想把一些真实的故事写下来。权作对已逝去的青春年华的纪念吧。
  奋勇堵决口
  1970年，我在四团九连。记得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早早就钻进被窝进人梦乡了。突然一阵紧急集合号把我催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下意识地翻身起床披上衣服边系裤带边往门外走。集合时才知道，附近的大渠决口了。连长立即带领队伍，顺着大渠堤岸朝沙金套海方向奔去。
  赶到出事地点，大渠堤坝已经被撕开了十几米宽的大口子。从一百多里外引来的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毫无阻拦地向堤外倾泻。情况紧急，现役军人、副连长柯庆和率先跳入水中，接下来我也随几位战友跳了下去……
  我们四团位于河套平原黄河灌区的末端，5月1号左右正是每年黄河解冻后的第一次放水，那时从黄河流出的水中还带有不少的冰碴呢。刚从热被窝里钻出来不一会儿，跑得身上发热，一下跳进冷水中，钻心的寒气刺激着周身的每一根神经，真是哇凉哇凉啊。但是我也顾不了这些，赶紧与战友们手拉着手，否则就会被急流冲走，就这样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在大渠的决口处筑起了一道人墙，水势有了些平缓。岸上的战友趁机抓紧向我们身前倒土，慢慢地我们脚下的泥沙逐渐增高，这种效果虽然很慢，但毕竟决口是在缩小。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决口在逐步合拢。一些体质较弱的战友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上岸，而我一直咬紧牙关挺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7点钟时，决口总算被完全堵住了。整整过去了8个小时，自始至终坚持到最后的唯独我一个。当我被战友们拉上岸时，整个人就像是一根冰棍似的全身僵硬。战友们赶紧给我端来了炊事班送来的姜汤。我喝下之后，慢慢的四肢才有了知觉，意识也清醒了许多。看到大渠的决口已被堵住，战友们个个欣喜万分，此时我也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英雄！正当做着“美梦”时，连里的点名却让我又从头凉到脚——几乎全连同志都受到嘉奖表扬，而唯独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就连排长、班长对我的“英雄事迹”也只字未提。我的心又再一次哇凉哇凉了。事后我细细琢磨刚才连领导点名时的最后一句话：还有许多表现好的同志这里没有能一一说到，就算是做一个无名英雄吧！这无名英雄也许指的就是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又觉得宽慰了许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次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年还颇有那么点阿Q精神呢！
  怒砸火车站
  1976年初春，寒意还未退去，“农业学大寨”的春潮已经滚滚而来。那时我随拖拉机组刚从机运连下放到五分场，就立即投入到检修农机具的紧张备耕工作中。各种农机具都已维修完毕，就是那台播种机因年限已久，难以修复，经上报巴盟农管局同意给我们调拨一台新的播种机。分场领导派我跟随机运连汽车到巴盟农管局二级站领取。正巧机运连战友葛为群也要到头道桥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跟我相伴而行。为抓紧时间，我们相约：先把葛为群送到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我去提播种机后再来接他，一起回团。然而，当我将播种机装上汽车，到火车站接他时，只见葛为群一人正坐在车站门口发愣。我问他行李托运办完了吗？他说：“车站的人都下班了。”我一看时间刚下午三点半，车站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呢？葛为群委屈地道出了原由。他来到车站时办公室里还有两位女工作人员，当他正办理手续时，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示意向他要烟，正巧葛为群不是烟民，口袋里掏不出香烟。大概那时凡是来办理托运的都要给“铁老大”们敬烟，这也是当年办事的潜规则吧？听了葛为群的这番叙述不由我怒火中升，哪有这般道理，我说咱去找她们理论理论。葛为群说：“刚才我得罪了那两个已经拿着包下班了，现在我找遍整个车站也没有找到一个工作人员。”我说：“这好办，只要我们把车站砸了，人就一定会出来的。”话音未落，只见葛为群已经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径直朝车站办公室门窗砸去。这时我们几位战友也都纷纷捡起砖块朝着车站办公室一顿猛砸。还真灵验，果真有一位中年男子大声喝斥着朝我们走来，大概就是这个小站的站长吧。他指责我们蓄意破坏公共财物。我们向他辩解，说这是被逼无奈，目的就是要办理行李托运。这位站长岂能容我等这般理论，随即就拨通电话，叫来了两位民警，把我们这帮不速之客“请”进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就我们砸坏公共财物一事，要我们写深刻的书面检查。而我认为损坏公共财物的做法是有些不妥，但事出有因，是车站工作人员不对在先，现在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干工作，而他们却在上班时间擅离岗位，要检讨也应该他们先做检讨。同时我又指出：车站必须为我们办理行理托运手续，不得耽搁，因为我们还要及时将播种机运回农场。谁要是给耽搁了，那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我的这番话果然奏效，那派出所民警嘟囔着说：“你们兵团这些知青就是嘴皮子厉害，这样吧，车站负责把行李给托运了，你们拿出五毛钱作为损坏玻璃的赔偿。”至于检讨也就没有再提起了，对这样处理我们表示可以接受。待我们结束了这番折腾，夜幕已经降临了，解放牌卡车载着崭新的播种机和我们爽朗的笑声，顶着满天的星斗，又驶向了乌兰布沙漠的深处。
  百里去献血
  1977年的“五四”青年节即将来临，我当时担任太阳庙农场五分场团总支副书记，正在紧张准备在青年节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这时场部传来消息，一位职工身患胃溃疡，需要立即施行手术。手术必须输血，现在场部卫生队已派人来分场检查血型，如果血型相符的就要立即赶赴磴口巴盟农管局医院为患者输血。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自已是哪种血型，也匆匆来到场部要求化验。场长说：“你明天还要在会上发言，就不用去了。”我说“发言稿已写好，如果我不在就请其他同志代念吧！”通过化验我的血型是“O”型，原来我还是个万能输血者呢！没啥说的，我随着其他几位血型相符的战友搭乘场部开来的解放牌卡车，冒着寒风在那坑坑洼洼的沙泥路上颠簸了近二百公里，走了五个多小时才赶到农管局医院。这时天已黑了，食堂也早已经过了开饭时间，按说献血之前应先喝些水，但看着那空空的食堂，想找到一口热水喝都没有。救人要紧，我们只能舔舔干渴的嘴唇去为患者采血。当护士拿着粗大的针管扎入我的静脉向外抽血时，我的鲜血却在针管里凝固了，护士说：“你的血不好采，就别抽了吧！”我说：“这只手不好抽，你就换只手再试吧。”护士无奈将抽血的针头又再次扎向我的另一只手臂，这次总算是成功了，鲜血瞬间充满了针管。抽完血后，尽管我觉得头有些眩晕，但我还支撑着疲倦的身躯，重新爬上了刚才送我们来输血的那辆解放牌大卡车。这时一个外号叫“蛤蟆”的战友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几根冰棍分给大家吃了。
  回到连队，许多战友还等着我们回来，并送来了一些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那次输血使我着实伤了元气，一个月后身体还恢复不过来，而那位患病的职工身体却早已恢复如初。多少年过去了，有一次一位算命先生对我说：“你曾经救过三条人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其中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