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祖国南方的十月，正是秋风送爽，金桂飘香的时节。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求学问道而负笈远行。忍对离愁别绪，击节高歌吟诗作赋，亦难排遣心中对故乡、亲人的思念！
  然而，在1970年10月2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一群少男少女，满怀对新生活的渴望和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毅然离别故乡，义无反顾奔赴完全陌生的目的地：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他（她）们是原平阳县城关（现昆阳镇）、鳌江、灵溪、金乡、宜山、矾山、桥墩等城镇的知识青年。他（她）们中绝大多数尚不满20岁，刚刚离开学校，就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
  大兴安岭地区（亦称大兴安岭特区）地处黑龙江省最北端，与原苏联接壤，素有“高寒禁区”之称，是中国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林木生产基地。大兴安岭林区自1965年党中央批准开发以来，已接纳了全国数十万知识青年参加林区建设。
  1970年10月29日下午，平阳县380多位知青，经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大兴安岭林管局塔河林业局。包括笔者在内的170多位平阳县知青，被分配到塔河林业局樟岭林场，按部队编制、被编为“樟岭四连”。初到大兴安岭，我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冰天雪地”，什么叫“茫茫林海”。
  大兴安岭的冬天，自10月初下第一场大雪起至次年5月底化雪止，寒冬期长达半年之久。此时的樟岭林场，早已是寒风凛洌滴水成冰。举目四望白茫茫一片，分不出山峦沟壑。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犹如无边无沿的银色海洋。这里气温夜间最低达到零下40多度。当时物资奇缺，生产、生活资料全靠铁路运送，人们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我们这批从小在南方长大的知青，骤然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我们这些知青，年轻好胜，适应能力强，在当地党组织和老工人的关心鼓励下，迅速进入新的生活。连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连队领导不论酷暑寒冬，每天早5点钟，带领我们进行军训，使我们锻炼了体魄，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在知青连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同时，我们在林场老工人的指导下，逐步熟悉了森林作业的全过程。如“森林调查、采伐、集材、归楞、装车”等。
  林场领导在我们知青连中，选送了一批人去学习森林机械操作，担任运材车驾驶员、油锯手、绞盘机手、拖拉机手等。在短短半年的学习、实践阶段，我们虚心学习，逐渐掌握了生产技能。由一个个初出茅芦不谙世事的小知青，变成了合格的有技术的林业工人。
  我们这批“温州知青”组成的樟岭四连，有文化知识，组织纪律性强，能吃苦耐劳，特别有战斗力，深得林场领导倚重。1971年6月，我们樟岭四连，作为主力连队，支援邻近的盘古林场生产建设，被塔河林业局整体调往盘古林场，并改编为“盘古六连”。安营扎寨后时间已近10月，我们知道，一场严峻的考验：大兴安岭林区的“冬运大会战”正在等待着我们。
  1971年10月15日，盘古林场党委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召开了“冬运大会战”的动员大会。自此，全面拉开了冬运大会战序幕。
  “冬运大会战”这种形式，在我国北方林区普遍实行。它是利用寒冬季节，漫山遍野厚达2米以上的积雪，和木头在高寒条件下内部水分结冰的自然条件，便于采伐和集材及处理原木的枝杈，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木材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重要战略物资，由国家林业部门以“命令”形式，层层下达生产任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级领导对“冬运大会战”都十分重视。
  当时，笔老担任盘古六连生产调度，作为一线生产的组织者，亲身经历了“冬运大会战”那波澜壮阔的场面。
  “冬运大会战”开始后，我们连每天要向林场调度室报告当天的出勤人数，拖拉机台数、生产、运输多少原木等数据。林场调度室根据我们的生产任务，下达每一天的生产计划。如果白天完不成，必须夜晚加班，那时我们称之为“夜战”。那时每逢夜战，真是“倾巢而出”。全连几台50医马力的集材拖拉机，披着一身“红装”，象冲锋陷阵的坦克，冲向远处山上的集材点，配备拖拉机的集材工人则上窜下跳，用钢索把一棵棵伐倒在雪地的原木串在一起，由拖拉机拽到装车场。远处简易公路上装载原木的运材车，亮着刺眼的大灯，“咣当咣当”急驶而来。待汽车停稳、装车工用大型绞盘机的钢索捆好待装的原木的两端，一个手势指示蓄势待发的绞盘机手，操纵机器缓缓升起又缓缓放下，数“吊”之后，满载的汽车又急驶向远处的储木场，如此周而复始……装车场上油锯的“哒哒”声、伴随连队领导声嘶力竭的喊叫和接班知青的嘻闹声此起彼伏。冬运的“夜战”是那么的错落有序。
  夜幕降临，装车场上亮起了电灯，我们围坐在用树技堆起的篝火边，吃着连队后勤人员送来的面包。在篝火快要熄灭之际，旁边早有人将一脸盆柴油泼在火上，大火重又燃起。大火在寒冷的冬夜将我们前胸烤暖，而刺骨的寒风象无数把尖刀扎在我们的后背。这十分形象地印证了当地的一句民谚：“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们就在这一明一暗篝火的陪伴下，一直奋战到天亮。这就是大兴安岭林区的“冬运大会战”。笔者在大兴安岭的十年，其间不知度过多少个这样的不眼之夜。
  1980年12月，笔者告别了战斗、生活10年之久的大兴安岭，调回了平阳鳌江。此前，原平阳籍赴大兴安岭的男女知青，在“返城”潮中，以各种形式回到了故乡。人虽归来，然大兴安岭情结未了。战友碰面或10月23日支边纪念日老知青大聚会都会情不自禁地“把酒话当年”。大兴安岭艰难的生活经历，使我们都具有了不怕任何困难，成为我们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