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这是萦绕在我脑海里达三十几年的一个名字，这是凄惨而又不堪的一段真实的往事。现在把它写出来，只是想告诉人们，当时的年代是多么地荒唐。
  其人
  他叫树，与我同姓，也是我的少年好友，后来又一起去了大兴安岭支边。他大约一米七三的个子，体形微胖，眼睛大大的，鼻子直直的，长得挺英俊。他很爱美会赶时髦好打扮。记得冬天不干活的时候，经常穿一件带绒领的兰色棉衣，裤脚窄窄的，手戴一双白手套，一个一个宿舍地乱窜。他的这身行头与当时一律黄棉衣，大裤腿的普通穿着是那样地不同。平时他的衣兜里还放了一个小圆镜子，没事的时候经常会拿出来照照，捋捋头发或整整衣领。这些在那个年代里是比较出格的。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口才极好，说话又诙谐，经常说些笑话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久而久之，大家就戏称他为“活宝”。他还很会唱歌，天生一付好嗓子。不知道在哪里学了一些当时犯忌的歌，比如《知青之歌》之类的，旋律听起来很悲伤，不但自己唱，还教别人唱。这些歌后来在知青中悄悄流传。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单调，业余时间无所事事，他也就成了大家的开心里。所以他在我们这班支边青年中有很好的人缘。
  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有的年龄稍大的知青刚到大兴安岭就谈起了恋爱。的确，男欢女爱能给人带来快乐，尤其是给当时单调、枯躁的生活带来色彩。树和我一样，在连队里算是小的，但他谈恋爱却很早，大概是他早熟的缘故。由于连队里的男女比例是3∶1，竞争非常激烈，连队里也没有哪个女的青睐过他，他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外面。有一次，他溜到河北某地玩，顺便谈了一个对象。回来后他跟我说，这个女孩对他很崇拜，也很依恋。不久，女朋友给他来了封信，他欢天喜地把信拿给我看，并要我替他回封信。他说，如果是让他说，怎么着也不会打怵，写就不行了。他还要求我写得好一点，水平高一点，不能让女朋友低看了他。这种信是情书，那时叫恋爱信。我从来没写过这玩艺儿，本来想拒绝他，又经不住他的软缠硬磨，就尽自己的所能替他写了回信，署他他的名字寄出去了。想来好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写过情书，而第一份情书竟是替别人写的。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代树在信上跟他的女朋友谈起了恋爱。当然，我写的内容他都看过，经他同意的，有时他也授意写点他想说的。总之，我成了他的情书枪手。他的恋爱对我是一点也不隐瞒。更有意思的是，收到女朋友的来信，除了首先拿给我看以外，他还会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跑，把信里比较精彩的内容念给宿舍里的人们听，直到把全部的男宿舍跑完念完才罢休。于是，在他的身后就留下了一串串笑声。只是他不好意思往女宿舍跑，念给女生听，但看得出来，他心里是想让那些女生知道他有女朋友的，可他不知道，经他这样大肆宣扬后，谁还能不知道呢。我很了解他的禀性，是在炫耀，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表面看起来，树的性格很开朗，但是他的内心却孤独、忧郁。他曾经多次跟我说过，做人真没什么意思，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意思。他说，最好是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搭几间草屋，一个人生活，远离人群，远离红尘，慢慢老去直到死亡。这样也就没烦恼，无忧愁了。我对他的想法很不以为然，当时也就是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直到他死后才联想起他说过的这些话，“性格决定命运”。他的自杀，除了社会的，时代的，环境的诸种原因外，与他的忧郁的性格、厌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树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知青，又是一位有着丰富感情、双重性格的人。
  祸起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支边生活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那是一九七五的初夏。初夏的大兴安岭到处草长莺飞、郁郁葱葱。冰雪已经消融殆尽，鱼儿在消澈的河水里畅游，鸟儿在蔚蓝的天空上飞翔；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争先怒放，落叶松披上了翠绿的新装，白桦树象少女般亭亭玉立，茫茫林海一派葱笼；和煦的阳光普照着大地，清新的空气中透着一股森林特有的芬芳。人们告别寒冷的冬天，心情也象这季节一样变得轻松欢快起来。
  我们从部队下地方来到十八站林业局快一年了。在这之前，我和树有过近两年的离别，他随着连队从碧水纤维板厂转战到阿木尔32公里继续修铁路，而我们十来个人则留在了板厂。一九七四年八月，我们又一起下地方来到十八站而得以重聚。连队的近二百号人分在了十八站林业局工程处，这工程处是负责为全局建房子的，下设几个工程队和一个制材车间。树和我一起分到了制材车间，制材车间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把大小长短不一的木头（圆木）加工成各种不同规格的板方材，供应给各工地盖房子用。
  那时的年轻人是单纯的。白天我们干着繁重的活儿，晚上照样聊天扯蛋谈恋爱，夜里睡上一觉，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去上班。有时我们也开会学习，看书读报，过团的生活。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直到树出事的那一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班过程中，有一位我们一起的女知青（那时我们被东北人叫做小温州，姑且把她称为温州女知青吧）内急去离车间不远的厕所方便，不一会儿就慌慌张张就跑了出来。后来我们得知，原来她在女厕方便时，只觉得厕所下面有反光，好象是隔壁男厕有人拿镜子照她。当时她跑到车间办公室找到团支部书记、一位姓蒋的上海女知青，把这情况告诉了她。这位团支书听后义愤填膺，这时正好有一个男知青要上厕所小便，这位蒋支书就让他看看现在是谁在男厕里。不一会儿，这位知青出来说是树在里面。再过一会，果真见树从男厕里出来。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使用的厕所，是用木板钉起来的，男女厕之间用木板或者板皮隔开，大的缝隙是绝对不会有的。不管男女厕所里都是蹲位，两个蹲位的距离一般都有五十厘米。男女厕之间最近蹲位距离应该也在一米以上，何况中间还有板壁隔着。偷窥是完全办不到的，如果说用手从下面抻过去也不太可能，因为距离太远。但是，这位温州女知青却是说的千真万确，看起来也不象在说谎。再说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孩，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乱说的。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个疑团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也无法解开。看起来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树从始至终也没有承认。后来有人分析，那天是个大晴天，阳光照在厕坑里反射出来，就象镜子的反光一样，女孩惊慌失措把它看错了。还有人说，树本来喜欢照镜子，蹲在厕所里没事拿镜子照自己，恰好反光映射到隔壁女厕去。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也符合逻辑，但只有天知道。可悲的是，两位女知青当即就把此事报告了工作处和路教队的领导，并认定就是树干的。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时刻绷着的。所谓的路教队全称叫路线教育工作队，由林业局派出，每年到基层单位进行一次路线教育。他们大权在握，单位的大事小情都能说了算。记得当时路教队领导是个姓孙的指导员。当他闻听此事后，马上意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认为，你这个树好打扮赶时髦，经常做些出格的事情，资产阶级情调浓厚，有做这种事情的思想基础；家庭出身又不好，有做这种事的阶级缘由（树家庭成份是地主）；再说平时喜欢揣个镜子，有做这种事情的物质条件。于是，他当即下令把树扣了起来。
  跳井自杀
  树被扣后，关进了我们车间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白天黑夜都有专人看管，失去了自由。我们看见他去食常吃饭或是上厕所时，后面还有人挎着枪跟着。当时我们无从知道他到底受到了怎样的拷问和折磨，只是见他脸带浮肿，神色黯然。一次，乘看管的人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到底有没有拿镜子照人家。他跟我发誓赌咒说绝对没有，不然就不得好死。我看他说得这么坚决，不象假话，就相信了他。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听说树偷跑了，不知去向，这还了得，死不认罪，还公然潜逃，这不是公开唱对台戏吗！路教队和处领导连夜出动了几乎全处的人员四处寻找，找了一天，终于找着了。其实树并没有跑远，只是溜出关押他的屋子，跑到一公里外的砖厂（也是工程处的下属单位），躲在一堆木工留下的刨花堆里。他也知道，逃是逃不远的，也无处可逃。逃回家，路途遥远没有钱根本不可能，就是回到家也不能保证不会重新被抓回来；挑进森林，那就会迷路，再说没有吃的，饿都会饿死。原来，就在树被关押的当天，孙指导员在制材车间办公室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说：有的人做了坏事死不承认，这样的人给他往嘴里灌屎，看他说不说。他是故意讲给树听的，因为办公室的外间就是关押树的木工房，而树也无疑真真切切地听见了孙的话。他的出逃，是由于害怕，也是抗议。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种逃跑的行为，又一次自己惹来了灾祸。
  树被找回来后，重新关进了那间屋子。路教队对他的不驯行为非常恼火，对他就更不客气了。后来我们得知，关进屋子后，看守们给他戴上了手铐，而且来了个“扁担拷”，就是一只手在上，另一只手在下，扭在背后再拷上手铐。德树本来是个公子哥，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哪里受过这个，他疼得是嗷嗷乱叫，呼天叫地。但是，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个时候又有谁能救得了他。就这样，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此同时，路教队一再向他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逼他承认自己的流氓行为。令人奇怪的是，树并没有屈服于刑讯逼供，而是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让路教队什么也没捞着。
  当时，我们所在的工程处有几百号有温州知青、上海知青、东北知青，也有本地的工人。村的事在整个工程处是沸沸扬扬，无人不知。表示同情的有之；表示不齿的有之；说是活该的有之；愤愤不平的也有之。但敢于站出来提出异议或打抱不平的却一个也没有。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那时还是“文革”后期，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人们、特殊的心态。在高压的环境中，人们多的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少的是据理力争、桀骜不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与世无争也就不奇怪了。那些日子，我的手出了点工伤，正好在休假，也只能在旁观事态的发展。
  记的是一个晴朗的初夏中午（具体日子忘了），我刚吃完午饭躺在宿舍的床铺上休息。突然，只听一声“树跳井了”的叫喊，我大吃一惊，从床上一跃而起，向几十米外的水井冲去。从宿舍跑到水井也就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等我跑到时，井沿已经围满了许多人。经过短暂商量后，一位姓丁的上海知青身上绑上绳子，再连接在井架上的轱辘铁环索上，由几个人摇着轱辘把，慢慢地把他坠到井下去救树。
  写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大兴安岭的水井。那时还没有自来水，我们吃的都是地下水，取地下水是需要打井的。当时的大兴安岭林区大部分都是打井取水，而地下水随地势的高低有深有浅，所以，水井也就打得有深有浅。浅则几米，深则十几米、几十米。不过，我在大兴安岭十几年，还没看过几米深的水井，都是至少十几米的。水井上有个井架，井架上安一个滚筒（北方叫轱辘），轱辘上视井的深浅固定一条或长或短的铁环索，索的快到尾端处有一个稍大的铁环。打水时，把水桶柄绑在铁索上，再把铁索穿进稍大的铁环里，然后摇动轱辘把桶放到井下。水桶到井下水面时会听到“咕咚”一声，手也会有感觉。这时顺势继续再把桶往下放一点，就能舀满水，然后再往上摇轱辘把，一桶水就上来了。在那个地方打水可是个技术活，外行的话怎么也打不了满桶。我刚开始时，就是半桶半桶的打，一担水要打个三四下。冬天打水还是个危险活，因为打水难免会把水洒在井沿上，井沿结满了冰，稍不留心就会滑倒摔交，如果掉进井里那就会丧命的。不过，冬天都会安排专人一两天刨一次井沿的冰，以保证安全。
  我们当时所在的工程处座落在山坡上，地势较高。树跳下去的井到底有多深谁也说不上，只是平时打水时往井下看，怎么也看不到底，铁环索也要放个几十圈，估计至少也有二十来米。姓丁的上海知青下去十几分钟以后，就听见他喊“好了，往上摇！”一会儿，小丁把树捆在自己的身上被弄到了井上，人们赶忙把树放在了井旁的地上。我上前一看，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只见树披头散发两眼紧闭，脸色刷白嘴唇乌青，肚子都鼓起来了。脑袋有几个磕碰的伤口，有明显的淤血。一身的卡衣服全湿透，鞋是掉井里了，有一只脚掌扭曲了，脚心冲着内侧，两只脚上有几道摩擦后留下的痛迹。手已经变形，手腕好象断了，手掌也扭了，十只手指象鸡爪一样张着。最触目惊心的是，原来戴在手腕上的手铐从中间断裂，而断裂后的各自独立的0字形手铐却死死地卡在树那同样已经断裂的双腕上。这时，一个工人弄来一把螺丝钉，在撬那扣在树手腕上的手铐，但费了好大劲也没弄开。我喊了一声：“另撬了，赶快送医院阿。”不知谁拿来了一张筛沙子的筛子，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树放在筛子上，往医院抬去。医院离我们单位也就两分钟的路程，把树抬到医院后，一位医生马上进行了检查。一会儿医生说，人已经死了。我一听，鼻子一酸，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
  树死的那一年，他才虚二十一岁，花样年华就把性命丢在异乡客地。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谁又能知道他如果活到今天，不也会娶妻生子，事业有成呢。我敢说，凭他的那股聪明劲，肯定不会混的比别人差。而他又是死的那么惨，临死时双手还戴着手铐呢！
  后来，一直看守树的那个小东北讲述了树跳井的经过：那天中午树在食堂吃完饭，说是要上厕所。树在前面走，小东北在后面跟着。到厕所后，小东北把手铐打开让树大便，自己在厕所门口等着。树便完后又给他戴上手铐，跟着他往关押的屋子走。两个人的距离也就两米左右。树已经走过水井（厕所离水井大约有十几米），想了想，突然回过身来猛地往水井处冲，大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就跳了进去。这一切只在几秒钟之间，水东北猝不及防，等他回过神来时，只看见了树高高举起的载着手铐的双手。
  树死了，但风波还没有平静。
  余波
  树死的冤。他虽然受尽了折磨，但至死时，也没承认自己干了那种事。他为什么要跳井自尽，跳井时又为什么要高喊“毛主席万岁”，这证明他觉得自己冤，他要用生命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证明自己的冤情，不然的话他没必要走这条路。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那时大多数人还是敢怒不敢言，我就找了几个一起出去的平时和树关系不错的老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要向单位领导要求厚殓树，下一步再通知其父母。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知青说，按照老家的风俗，死者下殓时要给他穿上几套衣服。我当时是什么也不懂，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即就带头找领导提出了要求。
  树事件发生后，路教队对树的死的定性是“畏罪自杀”。我的要求正好撞在了他们的枪口上。孙指导员说我们是为“畏罪分子”鸣冤叫屈，“竟然要给树穿上几套衣服，简直是荒唐，这样的人（指我）怎么配当森警”，（事发之前，我已通过体检和政审，即将去当森林警察）路教队立即召集全处职工召开了批判大会，对树的罪行和我们为他的鸣冤叫屈行为展开批判。批判会上，各个单位的代表（他们大部分是温州知青）轮番上台慷慨陈词，在痛批树的“畏罪自杀”的同时，也捎带狠批了我们的“鸣冤叫屈”。那年头批判会很多，我本来经常奉领导之命写写稿子，上台搞批判，现在倒成了被批判对象。此时此刻坐在台下，望着台上那些发言者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模样，禁不住感到一阵阵悲哀。为树，为自己，也为他们。
  我被批判后，当森林警察的资格也被取消了。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被调到另一个单位，发展的更好，后来曾庆幸当初亏的没去当那森警。这是后话。
  时代造成了树的悲剧。当时天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搞大批判。社会环境使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有悖于常理。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权力可以强奸民意，可以亵渎法律，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树事件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情发生后，没有调查核实，更没有法律手续，就可以把人关起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更有甚者，可以动用刑具直至刑讯逼供，直到人死后还要给扣上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连死者的名誉也不顾及的。而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树死后不久，家乡来人。一位是区委委员兼人武部部长，另一位是区知青办主任，树的在北京部队里当军官的姐妹也到了。他们是来处理树的后事的。也许是心虚，路教队和工程处领导把他们奉为上宾，招待的很客气。那时我还在休工伤没上班，领导就叫我专门路伴他们。我看家乡政府来人了，感到格外亲切，就毫不隐瞒，毫无保留地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和树受到的虐待。经过访问调查，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他们感到很气愤。他们与路教队进行交涉，并责斥了对方的行为。迫于压力，单位不仅按规定给了抚恤金，还给树平了反，不是“畏罪自杀”，而只是“自杀”了。
  家乡来人回去之前，树的遗体下葬了。两位家乡政府官员、树的姐夫、我和几位老乡都参加了葬礼。坟地是在十八站至呼玛公路边的一个山坳里，离我们单位大约两、三公里。那天，天阴沉沉的，大卡车拉着装着树尸体的棺材向坟地进发，我们乘车在后面跟随。到了那个山坳，看见地上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这个坑大约有两米长，一米五宽，深也有一米五。这就是树的葬身之地了。树开始下葬，吊车把棺材从卡车上吊起，缓缓地放进坑里。（这里顺便说明一下，那时林区的棺材都是用新鲜木头做的，棺盖就有十几厘米厚，很沉重，所以要用吊车）我们拿着锹为树培土，慢慢地土掩盖了棺材，我们又堆起了一个坟丘。然后，又在他的坟丘前立了一个木头做的墓碑，上面写着：“支边知识青年XX树之墓”。不知是谁在致悼词，悼词总结了树的短暂的一生，尽可能地颂扬他平时的优点和长处，平淡无奇味同嚼蜡。葬礼结束后，我在树的墓碑前默默无语，贮立良久。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固不足惜，但他毕竟太年轻了，生命象流星在夜空划过的瞬间，是那么的短暂。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树经常闯进我的梦境，尤其是他那血肉模糊的样子，会把我从甜梦中惊醒。
  那时，我们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去看望树的母亲。他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树的死更给了她无情的精神打击。老人家身体非常虚弱，整天躺在躺椅上以泪洗面。她看见我就哭得泣不成声，说：“你们一起出去，你这样好好的，他怎么就死在外面了呢？”我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一阵阵发酸。我也曾劝她节哀，但是说的话自己也感到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后来，她求我想办法把树的尸骨弄回来，让他魂归故里。我有些为难，因为那时我已调离十八站。再说这个事情从来没干过，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得了的。我曾经考虑过，但由于种种原因终究没能付诸实施，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又过了几年，塔河至韩家园子的铁路开始修建，铁路线正好穿过树的坟墓。但是，没人告诉我们或树的亲人这一切。可能是经过几年的风吹雨淋，树的用木头做的墓碑早就褪色抑或不知去向了，当事人也各奔东西，于是就把树的坟墓当成了无主坟。大型推土机把那片山坳推成了铁路路基，本来的面目无从辨认，树的尸骨也随之不知所踪而堙灭了……
  树，我们仍然怀念你，在天之灵有知，请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