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与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
  我家住温州市区县前头，家中有父母还有3个弟弟，6口人，蜗居在当时“解放”电影院边的斗室之中。全家人靠父亲一人每月30来元工资维持生活，寅吃卯粮已成习惯，家庭经济整年捉襟见肘。四姐弟中，唯有我的学历最高，读完初中三年。
  1964年，在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紧锣密鼓声中，我的二弟日刚到黑龙江支边，三弟日铨到灵昆岛插队。一个支边一个下乡，家里一下子少了两只饭碗，经济上倒是松口气，至于“将来”“前途”谁也不敢去考虑，谁也无法考虑。家中留下我与大弟日瑜。大弟跟人当学徒学做皮鞋。父母的意思，设法再留住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日后好照顾。可是，事与愿违，雷厉风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市里给居民区的名额层层加码。市、街道、居民区三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轮番到我家做工作，把我家的门槛都踩烂了。他们每次走后，还甩下一句威胁性的而很有分量的话：“你若不响应，那你父亲的饭碗（工作）还得考虑考虑！”父母与我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期间听说有的地区，工作队对“钉子户”采取强力措施，比如纠集一班人整天坐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吵得你全家无法安宁；有的还在你家贴上白门对（白纸黑字的对联）。我们再三思忖，避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干脆争取主动，为了留住大弟，于是我带着户口本到街道“知青办”，办理下乡手续。
  1964年12月份，街道为我们举行简单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永强区龙湾公社环一大队。市区至龙湾约20公里，公路路面坑坑洼洼，公交车处于瘫痪状态，我们挤上一辆半新不旧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来到大队部。接待我们的是大队老书记国荣，他宽厚仁慈，和蔼可亲，我们都称他国荣伯。他带我们到大队晒谷场边一幢三间平屋，这是市知青办拨款修建的简易房。共有四男四女八位知青。我们四个女孩子住一室，男孩子住一室，另一间作为我们共同使用的厨房兼农具室。按规定，还分给每人一块松木床板，一顶箬笠，一件蓑衣，一把锄头。八位知青都来自温州市区，彼此不认识。与我同室的女孩子中数我年龄最大，当时20岁，其余三位（丽华、青燕、微微）都只有17岁。无形中我成了他们的老大姐。我们到生产队里向大妈大嫂借了些旧凳桌，铺好棉被，总算安了家。
  刚开始，农民们对我们的到来有点好奇，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姑娘与小伙子能经得住太阳暴晒，风吹雨淋吗？他们能在这里安心一辈子吗？村里有几个未成家的小伙子，农闲时经常到知青点里晃悠、聊天，特别是对女孩子大献殷勤、套近乎。大队干部对我们的到来做了精心安排。他们选择村里作风正派，生产经验丰富，善于助人为乐的农民，作为我们的师傅。八位知青配备八位师傅，任务是传帮带。大队干部还说你们有困难就找师傅。我的师傅名叫一昌，是位不到30岁的青年农民，憨厚诚实。平时说话有点腼腆。师母（其实我只少她几岁）也很厚道，很善良。农忙时，劳动强度强，时间长，中餐到晚餐之间都要吃“接力”，师母都会为我准备一份可口的点心。在当时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每次从家里（城里）回队，也带些肥皂、红糖之类紧缺物资相赠，因此关系比较融洽。有的知青就没有我这么幸运。午间休息，没有点心可吃，连脚丫泥巴也懒得洗，就在门板上躺一会儿，等待继续出工。
  环一大队主要种植的是水稻，也有部分山园。我们与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从播种、插秧、耘田、施肥、收割样样都干。一些知青从前连水田都未踩过，一下田未走几步就摔成“大泥鳅”。看见“蚂蝗”就叫“皇天”，偏偏这一带水田“蚂蝗”特别多。脚腿上叮满“蚂蝗”，又痒又痛，把它拔出后，两腿挂着血丝。但经过一段时间磨炼，也逐渐学会干农活。干完水田农活，还要上山种蕃茹。挑栏是最吃力的一项农活。即把猪牛栏里的猪牛粪挑到山上。头顶烈日，挑着又重又臭的猪牛粪，一步挨一步往山上攀登。队里为了照顾女知青，不让我们干这项重活。我们的任务是把猪牛粪用手掰开，分送到蕃茹园上。秋天，我们要上山砍柴，手拿柴刀，向那些杂草荆棘砍去，结果双手鲜血淋漓。为了表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大家都不敢戴手套。冬天，上山掘蕃茹，刨、晒蕃茹丝这农活轻松不了多少，经常是双手冻得红肿、皴裂，有时长满冻疮。一天干下来，筋疲力尽，腰酸背痛，骨头像散了架，回到家里，澡也不想洗，饭也不想吃，真希望明天永远不会天亮。这样劳累一天，（队里照顾知青，给予优惠）评给我们每人每天5分工分，年终可分到四角五分至五角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天天出勤，每月只能拿到13元至15元。一年全勤，只有150元左右。其实不可能全勤，除了雨天、农闲，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元。
  当时白楼下有个水产加工厂。厂里生产任务繁忙，需雇临时工来加工水产品。为了增加知青收入，让附近大队知青去加工。当队里把这个任务分派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开心的，因为可以穿上比较干净的衣服，不用风吹日晒，比较起来工作又轻松。可惜一年只轮到几天，真是狼多肉少，千载难逢。
  开头几年，我们8人三餐合伙吃饭。每天由一人轮流值日，负责买菜烧菜煮饭。俗话说“共天下容易，共饭镬难”，后来时间一久，矛盾多了，吵嘴也多了。你说菜太贵，他说饭煮糊了……，只得散伙单干。但散伙后问题更多，更辛苦。干活回来，锅里冷冰冰，又要生火又要烧饭、烧菜，累得苦不堪言。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女知青最怕是干活时小便与回家洗澡，这是两大难题。干活的都是男人（当地妇女是不出垟的），想“方便”很不方便；再一个是洗澡，四个女孩子住在一起，当时没有卫生间，洗澡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约法三章：每人各备一盆水，背靠背各自面壁，同时宽衣解带，洗毕穿好衣服后才允许回头。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这些人属于“三等公民”。当初的热情逐渐冷却了，前途也越来越渺茫了。大家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假回家的时间多了，出工少了，一年中只在农忙时干几天活。大队对我们管束也宽松了，我们几乎成了队里可有可无的社员。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出路。其中有的女知青嫁给当地殷实富裕的农民家庭；有的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有的通过关系的到厂家那怕手工作坊干临时工；幸运的被聘为当地民办教师。1970年，我年满26岁，整天为自己的前途唉声叹气。我既无高深文化，又无门道，但又亟待想跳出这“农门”，在当时谈何容易！老天爷还算有眼，这年，在一位亲戚的穿针引线下，把我知青关系转到平阳县万全区农村，当上一位民办教师。每月可拿到26元的工资（国家仅补助14元，有12元要到大队领取），比起“三等公民”不知好多少倍了，我已很知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的春天来了。1979年我有幸参加平阳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考试，“白卷”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什么“知识”可谈？许多人只认得自己的姓名、数十个常用汉字与阿拉伯字。记得当年作文题是《我们要学习张志新的大无畏精神》，据说全场白卷。这些修补地球的知青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哪有工夫关心“国家大事”？张志新是男是女也搞不清楚，哪里写得出什么“精神”？由于我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接触到一些文化，有幸考中。录用后重执教鞭，耕耘在三尺讲台，直止退休。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虽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但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重温尘封的记忆。它毕竟是共和国的一段历史，更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