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我们温州赴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那时称七台河特区）约四百多名插队落户青年（平阳县119人），乘金华直达黑龙江七台河的特殊专列，仅以三天四夜的时间，到达以新兴大型煤矿产业为主的目的地。那时的七台河特区，特就特在是新开发的煤区，论面积只能算镇级范围，火车虽通，却以运煤为主。金华直达七台河，不要说二十八年前绝无仅有，今后再过二十八年也难能有此“专列”。到达七台河时是上午九点，从未经过如此长时间旅行的我们，有的哑了嗓子，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参加了热热闹闹的欢迎会，饱餐了拥拥挤挤的中餐，随着颠颠跛跛的汽车，到达了我们的第二故乡：完达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乡亲们早就听说我们要来的消息，但一直没有准确的时间。待汽车一进村口，全村都沸腾了。
  由于知青的专用住房未盖，我们九名男青年第一夜就暂时住在原富农住的一间半草房里。说是一间半房屋，外面的半间是灶间兼门口出入，里面只有一铺炕。晚餐是生产队委派来的李大伯为我们烙白面油饼，那时候的白面油饼可算是“一级招待”了。李大伯以东北人特有的热情和豪爽，为我们整整烙了一面盆的油饼。李大伯一走，我们便各自登场，包括女青年在内，都挤在半间灶间里。烧开水的、煮粉干的、熬稀饭的、蒸鳗鲞的，一人一套，忙得不亦乐乎。直直折腾到晚八点，“十二印”的大铁锅整整烧了五个钟头。东北的大木头棒子把灶坑烧得通红通红。连日来的疲劳，使得我们赶紧打开棉被铺好，九个男知青象木头似地摞在四人睡的炕上。
  我们一共十七名知青落户到村。第二天，队长安排我们到各处看看。转悠了没几天，阿文首先发现了生意经：这里的大公鸡论只不论重，每只九毛。这里五元左右的上等山木耳，温州可卖十二元。温州买不到的黄豆，这里只要三毛一斤。而温州自织八毛一尺的再生布，这里一块五还买不到。于是，公社邮电局就忙起来了，木耳邮包陆续发出，穷山沟里的木耳成了行销货。北方不产茶叶，市里的土特公司为了搞到“计划内”的茶叶而费尽心机。我们支边的四百多知青，为了预防“水土不服”，每人都带了好几斤茶叶。阿贵把茶叶拿到土特公司，经评定为“二级旗枪”。结果，我们所带九角左右一斤的茶叶，卖出了六至九元的好价钱。温州茶叶悄悄地进入土特公司大量收购的“经济流通”。
  按现在来说，把南方的茶叶销到北方，再把北方的木耳销到南方，这是天经地义的大好事，谁干都行，但在那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当时，我们偷偷摸摸搞的“小生意”，正是地地道道的“投机倒把”。好在我们都是毛主席派来的“知青”，“只要躺在地头睡大觉，也要给工分”，这是东北乡亲当时最仗义的、也是最让我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所以，“投机倒把活动”的帽子，始终没有戴到我们的头上。当年，我们拿的是村里社员的最高工分：每天十六分。年终每十工分的分红是二毛三分钱。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就凭着温州人血液中固有的“生意经”，顽强地生活着，用积累的钱，挣扎在每年回家一趟的艰难的旅途上。
  肥沃的黑土地，有着取之不尽的丰富的饲料资源。当地农村中除了养猪外，每户至少要喂十多只鸡、鸭或鹅，乡亲们就依靠禽蛋出售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那时，村里的幼禽都依靠老母鸡自行“抱窝”进行繁殖，由于抱窝的母鸡不多，所以农村中的鸡仔还得从关内调运过来，损耗大，价格高，但销路很好。我们当中阿贵从小爱好无线电，能自个组装八个管的晶体收音机。阿贵提出想出办法自己“抱窝”，出售幼禽，再养二百只鸡。琢磨以后得出结论：“抱窝”的温度是37度。于是他订一只间隔多层的大木箱，用棉絮作保温材料，每层放上几只大灯泡，使用简单的恒温器来控制灯泡的开闭。利用灯泡的温度来“抱窝”，光照面广，温度稳定。尽管首次“抱窝计划”在最关健的时刻，碰到了灾难性的停电，幼禽全部胎死壳中。但那一年，我们还真实现了阿贵的“抱窝计划”，集体养出了近二百只鸡。
  我们村因为知青的到来，市里特别调拨一台计划内的变压器。对偏辟的穷山村来说，能装上电灯，这可是天大的喜事。那时村里没有电工，为了节约开支，生产队长根据我们的提仪，把从变压器输出线开始的安装任务交给我们知青完成。村里的路杆用山上现采伐的柞木代替。我们安好外线装内线，住家一间一灯，统一材料，由生产队出资免费安装。知青中的“叶大懒”任安装队“技术指导”。“叶大懒”是乡亲们给小叶起的外号，因为他每天上午不到十点不起床，晚上不过十点不睡觉。我们知道他晚上熬夜是在家时就养成的习惯。文革开始后，他什么派也没参加，天天翻资料学电工。晚上偷偷摸摸地替别人修理电动机。在家时，他已经是修理电机、变压器的行家。变压器是由上级委派的工程队负责安装的。为使早日点上电灯，生产队破例杀猪宰羊，每天还安排队里的豆腐房多做一板豆腐。派专人烧菜做饭，供工程队人员免费受用。半个月后，全村翘首以待的变压器全部安装完毕。晚上六点，全村人喜悦之情难以描述。大家坐在家里等候来电的，围在变压器旁看热闹的，真比家人结婚还兴奋。遗憾的是：当工程负责人把刀闸往上一推之时，全村的电灯没有一只发光！电灯不亮，工程队人员也犯愁，但解不了难题走了。叶大懒可心中有数：因为变压器杆上的第一只照明灯没有亮，说明输出线没电，问题就出在变压器上。我们村的队长姓朱，山东人，脖子有点歪。平常看似严厉，心地却很善良。叶大懒领着我们到了朱队长家，队长正在坑头上低着头抽闷烟。叶大懒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我们的要求：“这次装电灯，村里很多人都说灯不亮是我们的技术有问题，你当队长的不但没错怪我们，而且还批评了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该为你卖命。这台变压器不用队里花大钱，让我们负责修理。为了让大家瞧得起我们，队里请师傅来吃的豆腐和肉，我们在修理期间也应该享受。十天之内保证灯亮！”猪肉和豆腐都到位了，我们的手心攥了一把汗。这回要是修不好变压器，不比剃光了头游街更难受？这一天，大懒还和平常一样十点钟起床，慢吞细嚼地拨拉着冰凉的大馇子干饭。中午他让队长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和我们一起，就在变压器台上用木头和绳子作工具，把变压器铁芯吊了起来。事故的原因正如大懒判断的一样：滴着油的铁芯上裸露着两个断了头的焊点。变压器在马车上运输时，由于路上坑洼多，摇晃厉害断了线头。两个小焊点看似简单实际难，因为没有电，电烙铁也用不上。大懒用的是木碳炉烧紫铜的土办法焊上去的。当晚，朱队长推上刀闸，全村在欢呼声中灯火通明时，我们该多么高兴和自豪！
  我们村离市区一百多公里，是七台河东南角最偏远的生产队。走出屯子二里就是完达山脉的原始森林。森林中主要是桦木和柞木，还有椴木、水曲柳、黄波萝等高档家俱原木。林业局每年冬天按计划进行采伐，开春后就开始植树造林，栽上东北红松。植树前，先在山上每隔一百米，开拓出一条通道，在一百米的植树区内，每间隔一米就用镰刀砍出一条绿化带，叫“打带”。在一百米长的绿化带内，用镐头挖出一百个直径八十公分、深六十公分的泥坑植树，叫“刨穴”。打带、刨穴是我们生产队到林业局承揽来的工作，每人每天要打三百米的带，刨三百个穴。最具吸引力的是每上山干活一天，能得到现金八毛。这是林业部门发的野外津贴。打带、刨穴是个苦活，每天要自带干粮和水壶，在荒无人烟的森林中来回要走十五公里以上，而且越干离村庄越远。老大一片山头，就俩人一组在干活。
  完达山富饶传奇的原始森林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欢乐，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和惊讶：温州的木材奇缺，而紧靠着这座山林的东北乡亲并没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当回事。生产队根据林业部门划出的区域，一到冬天组织社员上山采伐，采伐的木头仅作烧炕取暖之用。每户全年的木柴储量至少在三立方左右。为了图省力，大家都拣树干直而少支杈的原木。木纹不顺直、不好劈开的桦木，树质松软而不耐烧的杨木还没人去砍呢。为了利用林木资源，阿贵到市里转了很多单位：饭店里的桌凳有销路吗？学校里的课桌是哪产的？办公桌和椅子什么价？末了，我们发现了“新大陆”：七台河煤矿所用的大量木锹把，竟是从湖北以每支一元多的价格调运过来的！桌椅板凳的木材要经过干燥处理，技术要求较高。而仅八十公分长再加一段横柄的木锹把，工序简单，可流水作业，适合大批生产，不正是办厂的最好产品吗。我们着手从温州运来了一台木旋床车头（温州俗称“车銮”），并把在家干“车銮”活的老同学阿俊请到了生产队。当时，村里长驻着两名社教工作组员，让我们搞斗私批修，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好在工作组的两名同志，都是煤矿上的基层干部，他们听说我们能办一个生产锹把的工厂，觉得很适合工人阶级的需要。队长听说我们不准备下地，在家生产锹把，也大大地舒了口气：因为我们这班哥们下地干活确实不怎的，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不说。铲地时为了赶进度，不但没铲除杂草，反而把幼苗给干掉了。在工作组的现场指挥下，我们和生产队签约如下：为了支援矿区建设，知青办厂生产锹把。利用生产队的银行帐户和公章对外来往。知青每人每天上缴生产队二元现金，生产队给每人每天记十分工分，每月结算。为了防止生产队发现我们挣钱多了会眼红，我们又加上了一句：合同签定后，双方不得翻悔。这个合约的确是两厢情愿，皆大欢喜：生产队年终分红十个工分两毛三分钱，知青每天上缴两块现金，队里可坐地享受利润。而我们村还剩下九名没抽到国营单位工作的知青，一天生产五十根锹把没问题。除了上缴，每人还能分到三块来钱。那时候的三块钱可不简单，据说，县长不就是百十来块吗！第一批交货三百根，靠的是肩膀扛回来的木料，拿手工砍出来的坯子，用脚踩出来的成品。当我们从生产资料公司经办人满意而钦服的眼光中，领取到我们亲自用智慧和血汗得到的首次现金时，感到了自身的创造力和价值。一个月后，我们的“锹把之歌”就奏响了胜利的序曲：电动机代替了人工脚踩的木旋床作动力，产量翻了三番。雇用生产队的马车到山上拉原料，每天可拉下二立方米的原料。山上胳膊粗的桦木不多了，我们开始采伐粗大的木头，并安上了电动圆盘锯，把原木锯成方料。有了规定尺寸的方料，我们又设计了自动锹把机，这头把方料塞进去，那头拉出来就是圆锹把。自动锹把机成功后，产量提高了十倍以上，我们又雇用邻居大队农闲的75匹链轨式拖拉机上山采伐。人手不够用，我们每天雇用村里的十多位社员，其中有上山采伐的，装车发运的，锹把防裂熔腊涂层的。场院上的锯木堆成了小山，场院上的原木堆成了小山，拖拉机轰响，锯板机欢唱，生产队帐户上的银行汇款也堆成了小山！我们连续发动了四次创高产活动，每五天连续生产五千根锹把，每天生产一千根，每天产值八佰元。谁能想像到，这仅是九个二十岁的知青在远离父母兄弟帮助，独自创业奋斗出来的惊人收入！那段日子，我们这些哥们过到了“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杀鸡吃肉全报销，抽烟喝酒不花钱，每人发套工作服，另加一双大皮鞋。十个月后，因为我们连续采伐了两个山头，超越了林业部门留给生产队民用采伐的规定，我们被象征性地罚了一些款，“锹把之歌”落下了帷幕。林业部门还派了几位领导来参观访问，对我们进行“招安”，五级工资，连设备带人全部转正。可惜我们挣红了眼，都没去。当时，我们的“锹把之歌”确实奏响了农村致富的先行曲，表现了温州知青勇于创新、敢于致富的智慧和能力。

（本文据《温州日报》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至七月末《双休专刊》栏目连载整理。作者系原平阳县金乡支边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