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不是“三届生”，不属于正宗的“知青”。我是作为水头公社（镇）待业青年下乡插队的。户口迁到生产队后，国家粮食就不再供应了。当时我只觉得响应毛主席的“上山下乡”号召很光荣、很幸福，全不知失去城镇户粮的严重后果。
  我插队的联山公社大施大队亩半生产队，离水头有三、四十里之遥。公路还未筑建，山道弯弯，跋坡涉水，空手也得走半天。顾名思义，亩半这地方只有少许田亩可耕作，其余都是一坎坎番薯园，一代代人番薯丝吃到老。这里一穷二白，却美景如画：山坡上有苍松翠竹，村子里有原始的草屋、有古朴的瓦屋，水沟边有欢声软语。只可惜风景不能当饭吃！
  下乡“知青”都是集中起来下乡的，都敲锣打鼓欢送。只有我独自挑着铺盖而行。早上水头起身，担担歇歇，直到午后才抵达亩半。生产队长老吕的热情接待，令人至今感激。我在他家吃了一大碗猪油炒的番薯粉丝，两个油煎大卵包，还喝了一大斗（碗）糯米酿的红酒。我一路上忧心忡忡，怕到陌生的地方受人冷落，更怕受人羞辱，老吕这顿饭使我顾虑顿消，真的想在这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了。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初期表现，得到大队、公社的多次表扬。割稻、挖番薯农忙时节，我都起早摸黑地跟社员一起干。我明白犁田、插秧、整畦、刨番薯等农活得有多年经验才能干，就干担谷、担番薯、担壅（粪便）等重活、脏活。我在闽北“做”过松香，苦练过担功，上山落岭肩头也可担160斤重。平时我出工干轻活，如晒谷、晒番薯丝、放洋芋种（马铃薯）、压番薯藤等，一天只打2.5个工分。男劳力满分是10个工分，女劳力最高是也能打8个工分，真使我羞愧难当。因而，我就在农忙时拼命地干以作弥补。我担功好，农忙出一天工就能赚到10个工分。有人不服，死要和我比试。两个人栏壅越挑越重，都差点吐血送了命，如今想起还后怕。
  插队的“知青”都会寻理由请假回家休息。他们有父母疼爱，不愁吃不愁穿，怕体力劳动而又不敢不下乡劳作。我无家可归，并不是嗜好体力劳动，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力气。
  我在村里和一个“独自人”（单身汉）一起住，自煮自吃，一切自己打理。有空时，上山割些坎边的草，耙些松针、竹叶当柴烧；下田摸些田螺、泥鳅、鳝鱼当菜用。在屋前屋后种上蔬菜，如金瓜（南瓜）、毛芋、芥菜、丝瓜、银豆之类。金瓜、毛芋既可当菜，又可当饭。山上还有各种竹笋，挖来吃不完就晒干。山上苦菜和各种菌类，也都是可口的美味。这些当年的便宜山头菜，如今都成了“农家乐”酒家里的主打品牌了。
  一插队，老吕就借了一担番薯丝给我当口粮。我这个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来很低，随遇而安。有番薯丝吃吃饱，也就别无他求。不料插队第一年分红，就使我头顶像泼了一盆冷水。队里一个工分只能兑6分钱，我赚来的工分不仅买口粮差一半，连路边摊赊来的肥皂、火柴等零碎债也还不掉。国家供应的口粮没有了，生产队的口粮，每人每天一斤原粮还得“返销粮”来凑。
  我曾在闽北流浪多年，此时又萌发重闯江湖之念，但苦于没有路费和粮票，也不敢到公社打证明。那时每个人外出，都得持官方印鉴的证明方可买到车票和找到住宿，凭粮票方可买到食物。
  我一连数天默默寡言，有苦难言。老吕看出我的心事，找我谈心，说：“我没有把生产队领导好，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大家。你不在队里劳动也好，再‘外流’也好，我都可以放你的。毛主席也说‘民以食为天’嘛。我想公社和大队也不会认真追究。如果追究，我就说你已向我请过假。你要再‘外流’，路费、粮票确实难借，外边也不一定好。你挑担蛮好，马步扎实肩头硬，不妨去金书记那里要求，让你替供销社担化肥。”我就和老吕一起爬上大岭找金书记。金书记一听，二话没说，就交代供销社的人让我挑化肥，令人喜出望外。第二天我赶回水头，第三天就开始担。我那花梨木扁担和担拄，都是武夷山带归的，挑起来悠悠然，既省力又“养”肩。歇下来担拄一拄，转个身换个肩挑，可以省下不少气力。我的这套担担行头独一无二，让担帮们看得眼红，都啧啧称好。从水头大滩仓库把一担化肥挑到朕山公社革委会所在地，要挑六、七个小时。挑到大施已筋疲力尽，还要一脚一脚地蹬上大岭头，这真叫做举步维艰。我闭着嘴憋着气担，牙齿把嘴唇啃出了血痕。当然，还好是上岭，如果是下岭就更难煞步。一担氨水也好，一担尿素也好，都有160斤以上。100斤挑工2元多，我一天就能赚3元多，全公社轰动了，议论纷纷。一等劳动力5、6天的工分值也只3元多。我挑了不到两个月化肥，就有人把我告到了公社，理由是“知青”下乡插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不可挑担赚钱。群众的呼声越来越大，金书记不能置苦罔闻，找到我说：“群众反映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困难你只打发自己一人，别人困难要养活一家人。你就让别人担吧。”我想想也是，就同意放弃，让给生活比我更困难的人挑。
  我回到生产队，农活再也干不下去了。即使勉强出工，也再没有过去的劲头。我终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鼓起勇气去找老吕，说自己一定要离开亩半，连夜就把行李担走。
  经一再反思，我决定离开亩半后不再干重体力劳动，就是饿死也不干。对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的切身体验，使我以它产生了极端的恐惧：它不仅给人力不能支的压力，还会造成大脑一片空白，让你深感空洞、压仰、窒息，不是滋生出奴隶观，就会想自杀。我起先背着画夹到乡下农村为老人放大画像。我干这行当被群众认可后，就在水头街灯笼巷开了一间墨铝放大店，兼设计商标等。当时水头卫生香厂的盒子就是我设计的，曾得到权威好评。店堂上我挂着自己放大的陈永贵副总经理相片和温州贤达徐天译先生的相片当广告。开这间店虽没赚到什么钱，总算让我开始摆脱了体力劳动，精神上、肉体上都尝到了一种解放的快感。我以后又自学照相、画画、写作，虽都没有学成功，这些技艺也都成我谋生手段。说起来俗不可耐，我学这些艺术殿堂里的玩艺儿的初衷，也就是为了糊口养活自己而已。话又说回来，重体力劳动也真给我带来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挑担卖命的日子，使我得到如是人生启迪：决不能推卸担子，决不可脚步停留，一定要负重前行，直到抵达目的地。这一理念信条，使我闯过了不少难关。
  时间几十年一晃而过，我早已退休。如今我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是我当年连做梦也不敢想的，还得感谢逆境给我以锻造，“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以机遇。我忽然想起吾师镇波先生的一首《临江仙》，感慨系之，且抄来作为结尾：
  昔日盐车歧路，如今芳草斜阳。蹉跎岁月枉嗟伤。
  长嘶悲伏枥，抚髀徒凄凉。
  往古来今参透，停杯且莫怏怏。雨雨风风本寻常。
  雾霾消失后，风物任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