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各地老知青都纷纷自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5月初，正当春花怒放的季节，我原支边的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六分场的浙江瑞安、平阳、苍南的战友们，欢聚在风景秀丽的南雁山麓。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皆已两鬓飞霜，但那个特殊年代风霜雨雪中的磨炼，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面对此时此景，许多回忆和感慨涌上了我的心头……
  牵衣顿足拦道哭
  1968年底，最高权威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猜当时的本意，一方面从现实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暴露了知识青年的许多缺点、弱点，使毛泽东感到非再教育不可，而由于当时经济萎缩，生产停滞不前，成千上万的知青龟缩在城镇中，无业可就，游手好闲，实际上也已成了负担；另一方面，从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农业王国”理想出发，农村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一场在特殊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我当时正积极响应毛的号召，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我站错了队，站在保守派这一边，而造反派此时打垮了保守派，掌握了大权，保守派的头头和骨干们被抓进了“学习班”。于是我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自觉去找我读书的瑞安中学报名支边。正好我的班主任在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于是把我分到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国营农场——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后一度改为生产建设兵团）。本来我们是第一批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延迟了，成了第二批。第一批走的是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是我有了目睹欢送第一批支边战友的机会。记得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上午，在宽阔的体育场里，举行了欢送大会。场内停放着几十辆大客车，周围拥挤着无数来送行的亲人朋友。我原以为这是伟大领袖号召的一场伟大革命，肯定是热血沸腾，喜气洋洋。可是始料不及的是，现场一片哭声！当车轮滚动的时候，更是哭声连天！许多人随着车后边哭边跑，有的昏倒在地。我的一个朋友因追赶他的恋人哭昏在地，被人抬了回来。现场使我震惊：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亲情友情的不舍吗？还是夹杂着对前途的茫茫不可测、受苦受累的不情愿，但又出于当局逼迫下的无奈？当时动员支边，每家每户至少要摊派到一名。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全家参加了保守派，父母发泄了几句对江青的不满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双双投入了牢狱，剩下两儿一女，大儿子强令支边，二儿子被迫插队到附近农村，剩下一个女儿因年龄幼小只好留在家。我这个朋友要求留下来，被捆绑游街示众，强行带走，兄弟姐妹抱头痛哭，旁观者无不动容。到了6月29日，我们终于动身赴边，一路上火车停靠它处，不时有知青上车，而车厢上下照样是哭声伴随着车轮走，此时我已惘然，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们是一套绿军装，身背一床行军被）。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当时随送我们的是两个“支左”军人，有一个女孩子是“支左”军人的女儿，也在我们队伍中。到了农场第二天，看到艰苦的情景，吓得她就随这两个“支左”军人回乡了，这是知青返城最早的一个。在那个特殊年代，也只有她有这个特权。“支左”军人不告而别，悄悄溜走，而我们还不乖乖地在北大荒战天斗地？
  10少女魂沉松花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贫下中农却没有作好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于是，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悲剧也发生了。我支边的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原来是黑龙江省第一劳改农场，农场管理人员面对的是服刑劳改对象和刑满就业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和少数投亲靠友人员。现在要面对大批稚气未脱的知识青年，他们原来那一套管理办法就不灵了。我到农场不久，就感到管理干部管理方法简单，譬如我所在连队的连长，人是好人，干活以身作则，但面对知识青年，只会搬用毛主席语录。每天他来催促起床上工时，在每个宿舍不断地走动，嘴里念念有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而有的调皮青年赖在炕上不起床，用另一句不知从那里引来的毛主席语录反驳他：“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他眼睛一瞪：“什么？这是毛主席语录？哪里的？”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而另一种管理干部则沿用过去对待劳改人员的办法，简单粗暴，甚至搜罗一批混进知青队伍中支边的社会上不良分子充当“打手”，大多数知青敢怒不敢言。于是在1969年8月19日，那是瑞安知青赴黑龙江梧桐河农场支边的第49天，惨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天下午，六分场二连女排30余名知青被派往松花江南岸割柳条。第一批女知青摆渡过去后，第二批上船的有15名女知青，准备由1名男船工再摆渡过江。这条小船原只能乘6个人，现在16个人挤在一条小木船，小船吃水很深。有知青担心太危险，建议少坐几个人。但带队的连长唐成德嫌麻烦费时没有答应，坚持一次性渡江，而他自己却去江边钓鱼去了。
  当时正值汛期，江水上涨，江流湍急。结果木船划到松花江与梧桐河交汇处的江心时，几乎与船舷持平的江水涌了进来，大家束手无策，木船很快下沉，倾覆。16人全部掉入江中，大部分落水知青很快被激流卷走，只有5人死死抓住木船，然后被当时在江岸边运煤的九分场3名宁波男知青救起来。
  沉船事件发生以后，知青们异常愤慨情绪，激动。人家自发聚集在分场部门口，强烈要求分场革委会领导尽快寻找11位落水者的下落，并处理好后事，有的还打出了大幅标语。那几天，有关方面调集船只，在松花江下游一带逆江而上进行搜寻。经过十几天的艰苦努力，除那名男船工外，10名女知青尸体被相继找到、打捞上来，其中有5名是瑞安女知青，一个星期后，瑞安的慰问团偕遇难者家属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停放在江边的遗体才得以火化，骨灰由其家属带回瑞安安葬。10名遇难女知青最后以“因公死亡”定论善后，事故责任人唐成德被判刑。然而，也就到此为止，沉船事件当时未见声张，事后也悄然无声，连瑞安“知青办”所留档案里也是一片空白。记得在沉船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多天里，我与其他知青搭了一个草棚，轮流守护在江畔遇难女知青的遗体旁，眼见一个个正当青春年华，生动活泼、如花似玉的少女，成了一具具被水浸泡臃肿的尸体，当时连队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彭丽华最后一个被捞上来时已面目全非，腐烂似泥，心中的悲怆无法形容，连面对尸臭的熏蒸、蚊子的叮咬都麻木不仁。
  沉船事件发生后，农场对知青的管理态度和方法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重视了在知青中培养优秀基层管理者的工作。然而，随着大批不懂生产和经营的知青涌进农场，面临着当时“突出政治第一”“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喧嚣气氛（我们分场也是每天“天天读”，不时搞大批判，大斗争），农场的生产很快下滑，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抓鱼·偷鸡
  与南方相比，北大荒的气候是严酷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梧桐河农场地处偏僻，一面临江，一面是茫茫的沼泽草地，传说以前有劳改人员夏夜外逃在沼泽草地上迷路被蚊子活活叮咬死的事，使我们听了不寒而栗。来农场以后，我们住的是泥草房（以后自己动手盖起了红砖房），睡的是泥炕，厕所是四面透风的篱笆房。出门是茫茫的大草原，除了出工以外，一年大部分时间龟缩在房间里、热炕上。生活的单调寂寞是不用说了，更要命的是物质极度匮乏，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头一年还有老农场留下的底子，吃大米饭，不时有豆腐、猪肉可改善生活，然而第二年就要吃“进口”的小麦了，到了第三年，大米白面吃不上，要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了，菜是一、二分钱的红水汤（因农场地下水含铁锈高，一烧就变红），上面飘浮着几张菜叶和几滴油星。窝窝头粗糙难咽下，于是一些女知青就不出工，整天船在炕上靠小卖店的饼干维持生命。我们伸手向家里要钱、要物，尤其是每当过年时，家家户户就大批大批地向农场寄来食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甚至连猪油、白糖、味精、精盐……都得寄来。有的知青嫌自己家里寄来的东西少，还公开在大家面前埋怨。另一方面，就要靠大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去找吃的改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抓鱼，二是偷鸡。
  梧桐河农场滨临松花江，又是沼泽地草原，河渠纵横，每当鱼儿产卵季节，大批鱼群游到江叉小河中去，溯流而上，一群一群，黑压压的一片，在这里捕鱼，一不用渔网，二不用鱼钩，而是用手捉，用网兜捞。每当下工以后，知青们就三三五五到河边去，在河边用网兜捞，很快就把小铅桶装满了。水浅而流急的地方，干脆挽起裤脚下水，用手一抓就一大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满载而归，于是在烧炕的煤炉上支起锅，把鱼洗一下就放进去，放几颗盐，不用任何调料，鱼的味道就鲜美极了，绝对没有南方淡水鱼的腥味。吃不了，有的知青还把它晒干带回家，让家乡的人也尝尝北大荒的土特产。
  这是“光明正大”的，还有不大光彩的，就是去“偷鸡”。一到夜晚，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挽着麻袋，到鸡笼面前，用手电筒一照，鸡儿就缩进脖子，眯着眼睛，一动也不动，然后用手伸过去抓住脖子一扭，鸡连一声也不吭。丢进了麻袋，干净利索。回到宿舍，拔毛宰鸡，放锅里煮熟了大家共享。先是偷农场鸡场的鸡，鸡场偷光了，有的把手伸进职工家属鸡窝，于是惹得鸡飞狗跳，骂声四起。我没有偷过，但是吃过，有一次还当了“共谋者”：一次食堂杀了猪，当晚放在厨房里，厨房连着礼堂，我有礼堂的钥匙，于是同室的知青央求我拿出钥匙，他们从礼堂进去以后，翻窗台进了厨房拿走猪“下水”（即内脏之类），连夜洗干净烧熟，大家一起吃得干干净净，把残渣也处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安安心心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司务长进宿舍挨门挨户地搜查，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得怏怏而归。据说其它分场还有偷活猪的，寒冬季节，把猪偷偷赶到雪地里，杀死以后埋在地下，到要吃的时候用斧头去一块一块砍下来带回宿舍。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既好笑又辛酸，知青们这么做，一是物质匮乏所迫，二是生活单调无聊，正当活泼好动的青年人只好搞了这些恶作剧寻寻开心。
  斗！斗！斗！
  在那个特殊年代，斗净哲学是最高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成了最最信奉的信条。农场尽管远离“文化大革命”中心，但在这里与天与地奋斗到没有什么结果，与人奋斗却层出不穷。
  记得刚到农场不久，因为生活艰苦，有几个青年凑在一起发发牢骚，由于这里离俄罗斯边境不远，于是也有人开玩笑地说要逃到那边去。“小报告”打上去以后，引起上面领导的重视，很快查出这是一个企图版国的“反革命小集团”，为首的是本场刑满就业工人的子弟，成员有东北籍和瑞安籍的几个小青年。于是分场召开了批判斗净大会，把这几个青年揪上去批斗，结果是为首的批斗以后不见了，可能是押到什么地方劳改或者劳教去了，而剩下的几个“成员”仍留在分场，最后也不了了之。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农场照样要进行。但农场中知识青年大都是十几岁的毛娃娃，纯洁得象一张白张；管理人员则多为部队转业干部，根红苗壮，苦大仇深；于是把斗争的矛头直向那些刑满留场就业的人员，其实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早已老老实实，在生产上还都是骨干和“行家”。可是不斗不行啊！他们又遭了殃。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寝室斗争一个刑满就业人员。这个人是个水田看水员，个子不高，少言寡语，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地看护着水田，回到宿舍躺在炕上就闷头休息，从不多话。然而照样逃脱不了被斗的厄运。几个佳木斯知青反拽着他的双臂，使劲按着他的头，往烧炕用的煤炉上烤，那可是被火烧红的铁炉圈啊！当夜，这位看水员就在木工房上吊自杀了，死了以后，还被扣上“顽抗运动，畏罪自杀”的帽子。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知青之间的大械斗。在我们未到分场时，分场原有两批知青，一批是佳木斯去的，大都为汉族青年；一批为牡丹江去的，大都是朝鲜族青年。据说他们之间也经过不少“斗争”才得以磨合。浙江知青去了以后，佳木斯知青中有些社会不良分子，就要给我们一些“下马威”，挥舞拳头威吓，动辄打打骂骂，甚至在割麦时稍一争吵，就把大镰刀猛扔过来，这样激起了浙江知青的反抗，后来终于酝成了两大派分据分场的东西面集体宿舍。各备铁锹，棍棒，刁首、镰刀，日夜警戒达三天三夜。记得有一次是东北青年偷袭浙江青年宿舍，一位瑞安知青背上被砍了一刀；还有一次是浙江青年与东北青年各拿铁锹在大道上形成对峙，眼看大规模械斗即将发生，分场领导和其他干部在中间拼死拦住，才没有酿成大祸。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地方来的知青在一起互相磨合，“武斗”才渐渐减少，以至完全停息。因为大家都已把心思放在“返城”上了。
  茫茫草原何尽头
  大凡一个人，特别是年青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给他们以希望，看到光明的前途而愈战愈勇。刚支边的时候，报纸、广播、文艺、歌曲，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慷慨激昂，壮志满怀，似乎一到农村，马上就可以迎来金色的秋天。可叹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的“主旋律”都是如此的，以至今天还是“大话、套话、空话、假话”连篇，越演越烈。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适应了农村艰苦环境以后，也想有所作为一番，或者靠自己的辛勤汗水，争取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前程。可是，很快地，大家发现这不过是个人的“一厢情愿”，“吃大锅饭”的体制加上大批知青的不善生产经营，很快使农场日子每况愈下。记得到农场的时候，我们是拿出青年人的拼命劲头干活的，夏天去其它分场支援麦收，干到收工的时候连小小的镰刀也拿不动，只差一点爬着回宿舍；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深夜，还得在脱谷场大型脱谷机前干活，全身仿佛从灰尘堆里爬出来似的；割稻的时候为了抢进度，腰痛得受不了，每次要吃两颗止痛片；农场开展劳动竞赛，我们往往是半天就干完了一天的定额……但是，结果呢？到秋收的时候，田里是只长草不见稻，碗里是只有窝窝头而没有大米饭！
  凛冽寒风吹散青春的酣梦，茫茫飞雪迷蒙憧憬的前程。尽管在农场的知青中，有少数人靠自己的努力评上了先进（当时最时髦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上了干部，脱离了第一线劳动。恢复招生以后，每年都有一批知青报送上了大学和各类职高、中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大田里干活，于是许多人动起“病退”返城的脑筋：一遍又一遍地往医务室、医生大夫那里跑，拉拢感情；为了装病，五花八门的招数也出来了，有的在胸前用橡皮膏贴上一枚硬币冒充肺结核，有的在体检时喝浓糖水成了糖尿病……。经验丰富的医生大夫不可能看不出来，但他们可怜这些青年人，也只能装聋作哑；农场领导也不可能不了解，但嫌这些知青留下来麻烦，还不如让他们走了省事。于是，一批一批知青就这样通过病退的渠道反城了。到了1976年“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果的时候，农场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现在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磨炼，对人的一生以至子孙后代的精神传承很有好处。这话不错，但这场磨炼的代价太大了，不仅化费了国家和社会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而且整整耽误和浪费了一代人的青春！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运气实在不好：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长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碰上“三年饥饿时期”，正要上大学的时候碰上“文化大革命”，安排就业的时候要“上山下乡”，返城找工作的时候又是一无文凭二无技术，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提倡计划生育，只准生一个”，刚熟悉工作岗位的时候要你下岗！许多知青反城以后，干得特别累，活得特别吃力。有少数人脱颖而出，但大多数“老三届”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错过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不能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任何知青政策的落实都是作用有限。而且苦难的上山下乡生活摧残了一部分知青的身体，带来了病痛伤害，支边40年来，我们梧桐农场六分场的152名瑞安、平阳、苍南知青，已经逝世的有17人（其中：沉船死亡5人，病故10人，工伤2人），占11.18％。之个死亡率是很高的，要知道，我们都还是年富力壮的中年人啊！五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经重返黑龙江省梧桐河农场，旧地重游，我却惊讶地发现农场的面貌依旧，与三十多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无非是知青宿舍现在住进了留场职工家属。是农场地处偏僻的地理位置所限，还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还不够猛烈？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我来到三工地江边凭吊沉船落水身亡者的魂灵，又来到分场部后边的水渠和一片稻田，眼望茫茫草原，何为尽头？心情十分沉重。愿逝去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后人以深思。前车之鉴，当局者不能不引以为戒！今天，边疆还需要青年一代，西部开发也需要青年一代，广阔的山区和一切落后贫因的地方都需要青年一代，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是去改变落后面貌，使这些地方融入现代化的洪流。但这条路怎么走，难道我们不能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汲取一些沉重的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