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渔村和农村一样，进行“反霸”“镇反”“土改”（渔乡称：“民主改革”）运动，摧跨了渔霸、渔业资本家对贫苦渔民的压迫和剥削。1952年9月根据中央政策规定，渔区按劳动收人、剥削等不同情况，划分为渔工、贫苦渔民、一般渔民、渔业资本家、渔霸等五种阶级成份。全县渔工和贫苦渔民占渔区人口的77％强，一般渔民占21％，渔业资本家和渔霸不到2％。
  渔村经“民主改革”后，渔业资本家不再雇用渔工，渔行主不再“放行头男（像高利贷的预购款），广大渔工和贫苦渔民遇到缺乏生产渔船渔具和生产资金的困难。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了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渔业贷款支持。1952年炎亭乡黄可鹏率先建立渔业生产互助合作组，1953年在鳌江镇召开全县渔民代表会议上，推广他的成功经验，当年就全面铺开，全县先后建立渔业生产互助组200多个，经一年来的试办，至1954年比较正常的渔业生产互助组有140个。1955年开办渔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运动，至1984年人民公社完成历史使命，恢复乡人民政府。一直至今的渔业单船、对船核算和职务船员股份制。先后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生产关系变革，今琐记如下，以资史鉴。
  渔业生产互助组
  互助组有临时、常年、高级三种形式：一为临时互助组为季节性的、规模很小，一个互助组5至27个劳力，1至4只船。渔船共同租用，渔具各人自备。张网船或流网船的“老大”多张一口网或多放一片网，作为技术报酬。劳动互助，产品不统一，各人自得。二为常年互助组，规模较大一点，一个组有5至40个劳力，1至6只船。渔船公用，采取集资租用或购置。渔工、贫苦渔民缺资金，由国家贷款扶持。也有船、网等渔具一起折价入股，劳力和渔具都评股，劳力均为1股，“老大”加技求股。渔船渔具股低于劳力股，一般为三、七开或二、八开，即劳力股得七或八，渔船渔具得三或二。三为高级互助组，渔船渔具公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收入除成本和提留一定公积金外，按劳分配。渔船、渔具不分红。规模为几个生产单位联合为一组。生产单位之间，只生产互助，不统一分配。
  渔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大渔乡率先试办渔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称“大渔第一社”。初级社规模比互助组大，由几个互助组合并建立。一般有70户350人左右。是年全县渔区普遍建立初级社。互助组进入初级社后，渔船、渔具折价入社，劳力统一调配，统一筹资、统一收支、统一销售、统一分配，留有一定的公共积累。渔船渔具人社后，开始时付给租金，后改为归还本金并按银行长期存款的利率付息。1955年进入合作化高潮，由于一轰而起，经营管理没有经验，（当时渔村中阶级成份好的人，文化水平都很低，就找个当会计的也很难。进行培训也来不及，只好边干边学）一度出现组织和生产管理混乱，不利生产。据此浙江省委提出“坚决收缩”的方针。紧接着当年7月中央就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坚决收缩”方针后，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全县掀起更大规模的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春全县渔区组成初级社和高级社120多个，至夏收之前初级社全部升为高级社。渔民参加合作社的占总数的96％左右，其中高级社的人数占90％左右。
  高级社组织管理和渔船、渔具的政策处理等与初级社基本相同外，但股金不参加分红。渔船、渔具折价超过股金部分，分期归还，取消利息。对渔业资本家的渔船、渔具采取“赎买”政策。渔民劳动与初级社一样，评定底分，一般一个劳动力的劳动底分是8至10分，青年第一年下海生产评7分，技术渔民如正、副老大、网师评11至13分。收入中除支出成本费用，渔船、具折旧、公共积累后，全部按劳分配。
  渔区人民公社
  1958年冬全面掀起人民公杜化运动，全县以区为单位，建立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区长改任公社主任，乡为管理区，村或一个高级社为生产大队，大队下设数个生产队。一个公社人数高达十多万。时在“大跃进”又创“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山林树木不管你的我的统砍统烧。劳动军事化，不记劳动工分。当时笔者担任金乡（渔区）人民公社分管经济的副主任，是研究经营管理的，被共产风一刮，搞得晕头转向，有苦难言。这种既管行政又管经济的组织机构过于庞大。基本上是无法搞经营管理的。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俗称“全统”，是要不得的。这明显是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造成不利生产，破坏生产的严重后果。必然受到广大干部抵制而行不通了，很快共产风也刮不动了。到1961年10月人民公社范围缩小，以乡为单位将管理区（乡）改为人民公社。渔区中成立渔业人民公社的，全县共有南鹿、西湾、大渔、石砰、炎亭、巴艚、新城、中墩、霞关、南坪等10个渔业公社。管理区正副主任改任为公社正副主任。至1962年9月27日中央公布“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才走上正轨。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较为巩固。这时省委仍强调渔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县的龙江、大渔等渔业大队，是大型渔船为主的，而且领导班子较强，又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办得较好，但大多数的渔业大队是中小型渔船作业为主的，生产单位多而分散，产量有丰歉差距，在经济效益分配中，又倾向于拉平，直接影响生产积极性。所以有较多的渔业大队（没批准）自行生产队核算。并出现名为大队核算，实为单船核算（比生产队核算的规模更小）。虽然多年进行整顿，实际上未有解决。例如1973年省工作队进驻炎亭公社的东沙、西沙大队，批判“单船核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进行巩固渔区集体经济的整顿，历时三个多月，待工作队回省以后，即行翻复到“单船核算”。这种“拉郎配”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据1980年底分县前统计，全县渔业生产大队124个，其中实行大队核算的54个，其余是生产队核算，其中不少生产队是单船核算。是年全县有渔民26759户114665人。1981年冬分县后，全县渔业公社有南鹿、西湾、下厂三个。渔业大队21个，其中大队核算三个，其余是生产队核算，其中也有“单船核算”。共有渔民3679户、16264人。
  人民公社期间的核算单位与生产单位关系是实行承包制。大队核算的，生产队为承包单位。生产队核算的，单船或对船为承包单位。承包演变有三种情况：一为“三包奖赔”即包劳动底分（工资）、包产量、包成本。产量超、成本省的奖。产量减、成本超的赔。一般为多奖少赔，但不准全奖全赔。在“文革”之前，均采取这种办法，但瞒产私分，解决不了，因减产赔少，私分得利多。
  二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渔业队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过“三定两奖”即定工分（即工资）、定产量、定成本”。实为“三包同”，就只是超产奖，节约成本奖。减产、超成本不赔。实行这种办法，虽对减产困难户有照顾，但瞒产私分更为严重。实行一段时间就行不通了。三为“大包干、交四费”即工资、产量、成本，采取大包干，实为全奖全赔。上交公积金、公益金、折旧费、管理费。实行这种办法，瞒产私分可以解决了，但争修理、争更新渔具、争用公积金。造成折旧费、公积金收不抵支。总之人民公社渔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都有存在优缺点，如不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下功夫，去提高人的索质，任何好的规章制度都是有空子可钻的。
  单船或对船核算
  1981年我县农业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家一户自行经济核算的。在海洋渔业生产上，一家一户只能在最小型渔船上，在海边一带生产。抗风力、继航能力都很差，既不安全，产量又低，所以貝有老年人和小青年作为季节性副业生产。但绝大多数渔民用中型渔船、有动力设备。一艘船上有5至6个左右劳动力，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经济独立核算，称“单船核算”，另有较大型的对网机帆船（其作业像双拖渔轮必须并对生产），两艘船并对要用30个左右的劳动力，组成一个生产单位，经济独立核算。称“对船核算”。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单家独户是干不了的。这样的单船、对船核算制度与其他渔业生产单位不存在经济收益的矛盾，生产有了自主权，大大调动了渔民生产积极性，像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达到增产增收目的。但是互助差了，如果某渔船减产、发生事故、或受灾，那集体经济是无法互助了，只能靠政府解决和保险。
  股份制和职务船员股份制及其他
  80年代以来海洋渔业实行单船，对船核算制，每个下海劳力，平均投资入股。收益分配是按资，按劳（即按股进行分配）其中船老大、轮机长多分10—20％，至90年代初期，在较大型渔船上，由正、副船老大和正副轮机长等有职务的船员投资入股，也有吸收几个一般渔民投资入股。劳力不够采取雇工下海生产，一个劳力年工资一万元左右。也有渔船正老大投资2股，除其自己出海生产外，由他自行雇工1人下海生产，收益分配他得两股，俗称“吃双股”。
  另有老板独资办艘单拖渔轮、需下海劳力6人。除老板派一亲人当轮机长兼监督外，其余5人（包括船老大）都是聘请雇工，发工资。经营一年多，经济效益不佳而转产。
  90年代中、后期，提倡“双层经济结构”即村级经济为一层，生产单位（单船或对船）为一层。在当前我县渔乡来看，村级经济这一层效果不明显，大多数作用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