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贯彻后，本县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大批初级社纷纷要求合并升级为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1955年9月，县委在本县城西、城南、项桥等11个基点乡试办了14个高级社，参加农户1067户，占总农户的0.67％。10月份以后，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方针指导下，全县升社并社进入了高潮，平原7区103个乡都作了办高级社规划。1956年1月中旬，县委《关于处理高级社内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意见》下达后，所有的高级社都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连社员屋边的另星土地也归为公有，对林木、农具、耕牛等都统一折价入社，统一经营’并普遍建立“包工、包产”责任制，冬种作物全部收为公有，由社偿还耕种者种子，肥料等费用，以前投工、投肥全部参加统一分配。划分耕作区、在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对孤独鳏寡户实行“五保”制度，完全改变了初级社时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1956年2月，县委又制定了《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和组织机构问题的意见》，大部分社均建立了委员会和生产队二级制，一般没设大队，一般高级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规模一般在25户左右。为了便于建立生产责任制，生产队又分设若干临时生产小组，每生产队设有队长、统计员、技术员、文化员各一人。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保产制”和“分级定额，按件计酬”办法。2月下旬，县委又对社员屋前屋后小块土地作了均不人社的规定。至3月上旬，全县已建立了554个高级社，入社社员163012户，占总农户的93.2％，这时社的规模是：100户以下69社，101〜200户155社，201〜300户76社，301～400户99社，401～500户61社，501～600户41社，601～700户22社，701～800户16社，801～900户6社，901～1000户6社，1000户以上3社，至1956年5月底，全县高级社发展到630个社，入社农户167649户，占总农户数的94.12％。6月初，推广了城南社“以产定工”管理办法，6月底，全县普遍采用了“三包四到田“或“以产定工”管理办法。秋收时，全县计有高级社654个，入社农户达171413户，占总农户的96.24％，到年底，全县计有高级社715个，人社农户达171876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6.5％。
  1957年3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社工作，并在804个高级社中推行了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但因在发展高级社过程中，产生盲目乐观、急于冒进情绪，出现重发展轻管理现象，由于经营分工，管理分权过死过松，造成许多社内管理混乱，加上社规模过大，在1957年夏收夏种中，全县有27737户社员退社，286个社的21868户社员分田或包产到户，两者合计户数占人社农户的26.7％。7月下旬，全县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对高级社进行整顿和定型，对按劳分田或包产到户进行了“纠正”。9月中旬，全县共有高级社1110个，入社农户152185户，占总农户82.7％。这时社的规模由入春时的社均242户降至社均137户，到11月底，全县高级社发展到1290个，入社农户又增加到172850户，占总农户的93.4％，其中1065个社已定型下来，社均134户，全县除腾蛟还有5个初级社，121户外，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8年春，全县高级社普遍实行了“五统”和“三包一不包”办法，夏收夏种时，收起了山区平原“大协作”运动，并普遍推广城西社的“三要一包、三包一比”管理办法，和包产、包工、包肥的“三包”责任制。各区都在基点乡进行了“以产定工”试点，生产队也普遍推行生产计划和按件计酬制。同时在评工评记分形式上大多数改变了过去日日派工、夜夜评分现象，普遍采用“日头清”和“工票制”办法，有90％高级社清理了旧帐，建立了新帐。到6月底，全县1417个高级社中有1340个社建立了”以产定工”制，占总社数95％，同时生产队规模也普遍进行了调整，由原来队均25户调为15户。7月上旬，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种试验田运动，至7月底，全县有25％人口种上占总面积20％的试验田。这时，人社农业户数占全县总农户的99.22％。组成了1417个高级社，实现了完全高级合作化。
  本县农业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又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走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道路，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因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促进了本县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全县农业总产值从1951年的4546.29万元提高到1957年的6888。55万元，平均年递增7.17％，粮食总产量从1951年的43459万斤增加到1957年的61707万斤，年均增长6.02％。1956年虽然全县受到83天特大旱灾，但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48879万斤。实践证明：在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原则下，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求过急、过高、过粗，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违了群众的意愿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本县互助合作工作中的失误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