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今年是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运动领袖马叙伦诞生115周年、逝世30周年，也是先父马翊中诞生110周年。马叙伦先生是先父一生最崇拜、最敬仰的恩师，有关师生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大多根据先父生前的回忆，长期萦绕在我的脑际，呼之欲出，终生难忘。
  马叙伦，字彝初，又作夷初，1885年出生于杭州市金刚寺巷。从小勤勉好学，聪颖过人，早在养正书塾求学时，便才华横溢，崭露头角，受到书塾教习、全国知名学者，“东瓯三杰”之一的陈黼宸（介石）的器重、赏识和提携。1906年，随陈黻宸到广州，先后执教于西广优级师范学堂和西广方言学堂，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学术方面卓有建树。
  1909年，陈黼宸当选浙江省谘议局议长，聘马叙伦为谘议局书记，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群经源流课和国文课教习。
  先父马毓骅，字翊翀，又作翊中，以字行。1890年出生于平阳万全区湖岭乡陈岙村。1905年15岁时，考中光绪卅一年乙巳科秀才，受聘担任瑞安莘滕如心小学教职。他所教的学生，大都比他年长。
  当时变法维新思潮弥漫全国，清政府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废除科举考试，推行学校教育。为了追求新知识，先父决心弃教就学，1906年秋，进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就读。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之前，章炳麟（太炎）、陶成章、秋瑾等已在浙江进行民主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浙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沈钧儒、徐定超，教师周树人（鲁迅）、夏丐尊、张宗祥等，均系海内知名进步人士。但学生的年龄和经历参差不齐，其中秀才数十人，个别还中过举人。1909年秋，先父进入四年级时，同学们听说新来的教师马叙伦年仅25岁，又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不免心存疑虑，议论纷纷。
  出乎意料的是，当新学年第一节课的铃声响后，身穿长衫马褂的马先生健步跨进课堂，眉宇间透露着一股灵气。他英姿挺拔、卓然不群的学者风度，特别教课中渊博新鲜的知识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就象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住同学们的注意力。几节课下来，大家不仅消除了原先的顾虑，而且感到心悦诚服，很快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和爱戴。
  先父平日酷爱文史，如今有幸遇到名师，岂肯轻易放过，总要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虚心求教，质疑问难。而马先生对来自山村的同宗好学青年，也情有独钟，倍加爱护。悉心教导。彼此之间，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师生之情。
  1910年夏，先父在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回家乡平阳担任务本两等小学教职。离杭前，他特地到马先生寓所拜望恩师，受到了马先生的亲切接待。马先生命人泡来两杯龙井香茗，师生俩在客厅里促膝而谈。最后马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先父说：“清政府腐败已极，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滥施镇压，残民以逞，反清革命运动已经席卷全国，看来清政府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你要认清形势，紧跟时代潮流。回到家乡后，希望团结爱国志士，宣传民主共和，为革命多作贡献!”
  从此先父一直将老师的话牢记于心。杭城一别之后，师生俩虽然天各一方，但经常鱼雁相通。先父在治学中遇到疑难问题，总要通过书信，请恩师给予指教；遇到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更是请求恩师抉择方向，指点迷津。
  当时平阳包括今天的苍南，还没有一所中学，先父任教的务本小学，教师大多是教育界的耆宿。先父处在风华正茂之时，除了上课时遵循恩师的教导，向学生灌输新知识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秘密阅读同盟会出版的《民报》，向学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全国响应。11月杭州光复，汤寿潜担任浙江首任都督，陈懒宸担任民政司长，马叙伦担任都督府秘书。消息传来，先父大为振奋，立即在家乡积极响应，联络友好，带头剪辫，拥护共和，参加了光复平阳的革命活动，并与进步士绅尤心兰，一起当选为万全区绅民代表。他将活动情况向马先作了汇报，马先生来信表示支持和赞许。
  1912年，同盟会老会员黄树滋（原名黄实，字秋士）被聘为平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黄氏与先父是老朋友，进校后，聘先父为国文教师。
  1913年，马先生应老同学、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之邀，赴北京担任该校教员。后来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先父也转任县劝学所（县教育局的前身）督学。这期间师生书信来往不绝。
  1924年到1927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帝爱国怒潮。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6月初，温州英国教会创办的艺文中学学生，受到英国牧师蔡博敏的镇压，为从外国人手里收回教育权，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学生们毅然脱离该校，筹组瓯海公学。先父20年前如心小学的学生林仲达，从南京赶回温州，担任瓯海公学教务主任，聘先父为国文教师兼图书馆馆长。这时先母蔡墨笑也应聘到温州女师任教，于是夫妇俩联袂来到温州。
  1926年“五卅惨案”和瓯海公学成立一周年之际，学校办公室和学生自治会编印《五卅特刊》等三种纪念刊物，均由先父担任主编，参加编辑的有学生赵超构、林树艺、池滮等。此时马先生正从北京返回杭州，先父得到恩师的激励和指导，更加增长了反帝爱国的决心和勇气。这段期间，他所作的《五卅特刊·弁言》和《五卅惨案周年有感》长诗等诗文，足以表达他当年的豪情和壮志。
  这一年暑期，先母即将临产，先父护送她和5岁的哥哥允元回到平阳老家。抵平后，给恩师写了一封长信，汇报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就在这一年8月6日上午8时半，我则呱呱坠地不久，老邮递员洪鉴叩门送来恩师的回信。先父在振奋的心情之下，特地将我取名为“允伦”，寓有继承发扬恩师业绩的深意，殷殷期望我以太老师为楷模，将来创一番事业。后来人们看到我的名字，往往与马先生联系起来。在大学读书时，也有一位教授问起此事，使我既引以自豪，也为此感到不好意思。
  正当先父踏着恩师指引的方向迈步前进之时，风云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温州形势急转直下。林仲达愤然离开温州，先父也受反动势力的排斥，失业归里，在彷徨苦闷之中，一面闭门读书，一面在家创办扶风书院，教授生徒。在此期间，受到恩师的不断鼓励和启发，逐渐恢复了前进的决心和勇气。并且接受恩师的意见，与中共平阳早期领导人之一，县农民协会会长张培农取得联系，担任过农民协会的秘书。
  我本有兄弟姐妹7人，由于旧社会战乱频仍，医疗条件很差，兄弟姐妹先后夭折，父母膝下只留下哥哥允元和我两人。在我俩成长的过程中，先父经常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讲述马先生的平生事迹，教育我俩治学和做人的道理。
  1937年7月抗战军兴，马先生困居上海。不久上海陷于日寇之手，处境更为恶劣。1939年，他的老同学汤尔和投敌后，担任伪华北教育部总长，多次派人来沪，请马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他原来北大的学生陈公博成了汉奸，也劝他“及早回头”，出任伪职，均被严辞拒绝，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但因交通阻塞，音书继绝。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师生间才恢复了联系。先父得知恩师近年来的情况，更加增长敬慕之情。
  抗战期间，先父同样备尝艰辛。幼弟允溱和先母相继病逝，先父哀痛不已。1944年秋，温州第三次沦陷，日寇窜犯平阳，家中遭受洗劫。敌退后，县长张韶舞为笼络人心。赠送全县13位士绅各3万元的所谓“损失费”。先父平日对张的贪赃暴虐一直深恶痛绝，终于不顾别人的劝阻，毅然作书退款。后来马先生得知此事，又一次来信给予嘉奖。
  1945年9月《周报》创刊，马先生担任主要撰稿人，10月13日，《民主》问世。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马先生当选第一任主席，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领袖。
  这时我已进入大学求学，经常读到马先生在《周报》、《民主》、《文萃》和《文汇报》上发表的政论，感到分外亲切。我还将这些报刊寄回家乡，供先父和哥哥阅读。先父读了之后不断受到启发，逐渐认清国内外大势。特别是1946年“六·二三”事件，马先生率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身受重伤后，暴露了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破坏和平的罪恶，促使先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当时百业凋零，物价飞涨，民穷财尽，社会动乱，先父困守家园，未能发挥一己之长，转而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希望能为家乡贫苦百姓做些实事。四十年代后期，他当选县参议员，并受地人之请，担任县救济院院长。1947年5月，我到南京参加“五·二〇〇”游行。7月初暑假回家，与回乡大专青年组织“大专以上学生联谊会”（简称“大联”），担任该会主席，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当局集体贪污的斗争。先父对于我们的活动，一直给予支持。我也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因此大联成员常来我家联系工作，8月4日还在我家中堂召开大联第三次会议。先父出身旧社会，能够经受得起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苏渊雷教授给他的评价是：“一乡贤士，与时偕进，足以风世”，这是与恩师马叙伦长期教育和引导分不开的。
  1949年5月平阳解放前夕，先父保护救济院贮存的稻谷，解放后悉数上交人民政府，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得以蝉联保养院院长之职，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先后被推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1962年又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和省文史馆馆员。他还经过马先生的介绍，参加了上海的“乐天诗社”，担任该社理事，并在社刊上发表诗词数十首。乐天诗社的前身，便是1910年由马先生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合办的“南社”。
  1958年，马先生脑组织软化病加剧，长期卧床。先父几次去信，未得回信。后来得知原委，很为恩师的健康担忧。“文革”开始后，先父受到冲击，省文史馆的工资被扣发，家藏图书字画在多次的抄家中被洗劫一空。最为痛惜的是，马先生的13封来信和手书条幅，先父视为至宝，一直珍藏在一只红木小匣内，从不轻易示人，也在浩劫中不知下落。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6岁。先父得知后泪洒衣襟，无限悲痛。1974年2月6日，先父也与世长辞，享年85岁。临终前，他将我们兄弟俩和孙儿们召到床前，深情地说：“1910年与老师马叙伦在杭州一别后，只在1927年2月恩师随蔡元培到温时见过一面。但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都是恩师通过书信，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使我坚定的紧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遗憾的是，碌碌一生，未能报答老师恩情于万一。而恩师创立的民进，一直未在温州地区发展，我也未能成为民进的一员。只有寄希望于你们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哥哥解除了身上的精神枷锁，重获新生。1982年，民进在温州开始吸收会员，我俩相继参加民进组织，并被推选为政协委员，加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可惜限于才能，无所建树，有负先父生前的期望。但我俩一直以马叙伦先生为榜样，注意品德修养，抓紧时间学习，老老实实做人，不走歪门邪道，还是足以告慰太老师和先父在天之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