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余于1926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卯时出生在本县山门镇。祖籍青街乡龙脚谭新厝。家有木结构大屋一间，土地三亩多。屋前有一条小溪，屋后有青山环绕，还有成片成片的竹林。乡下虽很穷，但山青水秀，环境优美。
  祖父云宰曾开办药店。父亲池方阳曾开过布店，后以耕作为生，我小时候也常下田帮助父亲做些农活。后来，父亲学会打算盘，学会作帐记帐，于是就到桐山（今日福鼎市）等地给一些公司（店〉做会计，由于他心细，作帐从不出错，因而得到堂叔的称赞。1935年12月，父不幸患病去世，年仅三十岁。母亲陈阿兰，农家妇女，一辈子勤劳持家，现已是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长期在妹妹家里生活，目前除视力较差外，一般生活尚能自理，还可扶杖行走。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小妹。大弟池昌森，二弟池昌权，小妹池爱珠。我们兄妹都因家境贫苦，读书甚少，他们都以务农为生。
  1936年我十余岁时，到山门镇大伯周品浙家里，一边读书一边帮大伯家做杂工。大伯周品浙（字孝如），与我父亲池方阳以及周池，均系同母所生。那时，祖母潘氏也住在大伯家里，她对我关怀备至，使我感到亲情的温暖，祖母九十余岁时去世。
  我在大伯家，除读书外，就是做杂工，每天上午挑水，洗衣服。大伯母很厉害，看不起穷人，不想出钱给我读书，大约两年多时间，我就回到了青街家里。
  随后，经堂姐介绍到桥墩吴寿记南货店当学徒，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劳动。每天天一亮就得起床，先是扫地，再就是擦桌凳、水烟筒，接着便是挑着担子到两里远的地方去挑饭，供吴寿记店主一家吃喝，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每天还要到古井里去挑十几担水回来，每担足有100斤重，主要供洗衣之用。这对我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算是很沉重的体力劳动了。在这个店做工期间，有一次店主的媳妇买洋株，我站在一旁看，这个嫂子竟冲着我说：“你穿的破破烂烂，还配穿这种袜子!”我气得都哭了起来。随后，我就离开了这家南货店。
  在桥墩两年余，又回到山门祖母身边，在大伯周品浙开设的大成香烟股东工厂做炒烟草工作。该厂有工人70余人。我在这里所挣的工资由大伯全部转给了母亲，以养活弟妹。在此做了两年余。此后，还同朋友一起去青田县搞测量田亩工作。从青田回来，本想再进大成烟厂工作，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位置。
  1934年，桥墩被日军火烧。堂叔池方幫开的药店房屋也被大火烧空。他叫我同他合作，搞手工卷制香烟，牌名为重庆牌，当时销售还可以。几个月后，堂叔池方幫病逝，我又到南雁地方姨母家里，跟姨父学做土纸手艺，几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土纸生产的技术。
  当时，南雁盛产绿竹，绿竹经石灰浸泡后，制成粉沫，然后放到清水里漂洗几次，用竹帘做成纸。干这种活是十分艰苦的，成天要同水打交道，特别到冬天，手脚都被冻烂了。在做纸工作中，我把赚来的钱一部份给母亲养家，自己也积攒了一点钱，打算做以后谋生之用。
  1947年中秋节之后，我同朋友们商量到台湾去谋生的事，此事得到母亲的支持，她为我的出行准备了一只破箱子，装些衣物，还送我到水头。
  我们一行共十余人来到现福鼎市沙埋，准备从那里乘船去台湾。这只船上面装活猪，人挤在底仓里。船出海后遇到台风，延迟半月才正式启船去台湾。经过两天航行之后，船抵达基隆靠岸，我们一起住进旅馆。第二天，同行的人都各自溜走了，旅馆不让我走，只好把我的皮箱作为抵押。我第一次坐上火车去台北市找我的叔父池启行（笔名），我即在他家住下，他托朋友到旅馆付款取回了我带去的那只皮箱。几天之后，到林业试验所工作。不久堂公公池云祥打来电话，把我介绍给陈金塔朋友的工矿公司印刷油墨厂做工。月薪约为9000元台币。我还早晚代替别人值班，因而每月的实际收入超过10000元台币。晚上，我还到龙山寺内补习国语。后该厂被菲律宾华侨收买去，更名为“永光油墨厂”，机械化作业，由于操作不慎，我的右手二姆指上节被机器扎断。在此期间，我已有了笔积累。
  我通过上海汇款约值2斤黄金的钱币到山门大伯处，由他转给母亲，要母亲以这笔钱购买6亩土地。但钱被大伯借用去了，由于当时国民党使用的“金圆券”票子天天贬值，这笔钱到后来已经不值钱了。
  此后，我曾到五洲厂染布匹，由于太累太脏，没干多久就离开了。后经人介绍到一个空军军官家里替他拉黄包车（即公用三轮车），由于这个官员太胖太大，第一次拉车时，不慎将主人摔倒，从而被解雇了。随后又到袁世凯的亲属那里拉一段自用三轮车。后来又到师范学校附中开的商店卖杂货，还到福利社当贩卖员。
  我离开以上工作之后，到叔叔开办的书摊帮助卖书。几个月后，我独自摆起了书摊，白天在台北博爱路摆摊，晚上用自行车把书运到延平北路翔泰布店门口卖，出售的书刊多是《新闻天地》等杂志。每天晚上，一干就到12点才回家。那时，我自己在台北市凉州街134巷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周围邻居对我十分和善，在这间破屋里，一共住了八年时间。此时，一位叫郑金英的女孩来帮助我做饭洗衣，她是同父母吵架而离家的。她的父母打听得知我这个人很好，于是通过媒人介绍，把女儿许配给我了。
  随后，我们订了婚，订金5000元（注，实际上她父母未收）还有盒饼及礼饼各500个。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于1942年12月举行了结婚典礼。当时还算得上排场，出动了六辆迎接新娘的轿车，送去礼饼500个，盒饼500个。办了六桌喜酒。当时我们住在台北市甘谷街32于二楼。妻子郑金英经常与邻居争吵，隔壁的林溪石的妻子出于报复的心理，就在莉莉出生后几天，有意在天快亮的时候用铁钉钉木板，吵得我们无法安宁，由于强烈震声，小莉莉喉咙裂开一个大洞，吃牛乳却会从鼻子里流出来。由于同邻居关系不和，我们曾先后多次搬家。此后，在卖书期间，我还在书摊一边画漫画，自编自印画册《西游记》以及孙悟空过台湾请天兵，共四集。那时，我们住在凉州街，已是第9次搬家了。后来，在康乐菜市场后面买了一间油墨毡盖的棚房。只有十多平方米，遇到台风吹倒了，就自己动手重新盖起来。警察分局来检查时，我们就拆掉，警察去了，我们再把棚屋搭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苦难的环境中生活的。
  此后的几年中，我先是在万国公司当推销员，替公司推销电风扇、电饭锅。晚上，仍去摆设自己经营的书摊。当时推销时，把产品背着在基隆市挨家挨户上门推销。除固定工资外，还有20％的推销奖。收人较好，随后推销的范围扩大到台南以及全台湾。推销人员乘汽车南下家家户户推销，购户填好保证单后，再用汽车将商品送去。以后公司生产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对购户实行分期付款，我们推销员对每个购户要填写好购货单，写好保证书，送公司审核后，把货送到购户家里。那时，我也同朋友一起，搞过电风扇等批发业务，收入逐年增多。1979年我还同朋友们一起去阿拉伯吉达市郊外。该市乡下，有一所台湾人承包的房屋建筑工程，我们去主要搞油漆工作，那里每天早上5点去，上午8点钟就可回来，下午4点去只要做两个小时即可。每到星期天，工程处派车送我们到市里去购物。约半年时间，工程结束，我又回到台湾。
  民国三十九年我开始学画。“新光美术班”招生，我报了名。老师是画家黄欧波，还有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画家王逸云也曾指导我学习。我以画花鸟、人物为主。后入青云美术会。40年来，由于自己刻苦学练，在石膏、胶彩，水墨画等方面下过功夫。出版了由台湾政界名人陈立夫题写书名的《池伯成画集》，该集共收集我100幅花鸟人物代表作。我的一些作品，从52年到91年间，先后在台湾、美国、日本以及平阳县、温州个展及参加的画展约75次。有些作品被载入平阳县志，有的被平阳县文物馆展藏、广东佛山景宜伉俪藏展。我本人列入了浙江省古今人物大辞典。现为中国美术协会会员，青云美术画会会员，创立阳明画会兼会长，美洲中华书法学会会员、中国艺术协会名誉理事、台北中华画学会研究员、新加坡神州艺术院高级荣誉顾问、苏州市徐伯荣艺术馆名誉馆长、上海民族画院院士兼绘画创作大师，平阳县古鳌画院顾问。这些都是国内外对我的厚爱。
  在台湾，我同台湾籍的妻子郑金英结婚后。先后生育二子二女，现在已是子孙满堂。
  长子池宗胤，生于民国44年3月21日，他曾在桃园成功高级工商职校肄业，现个人独办金铬业有限公司，儿媳陈美惠，凤商高级部毕业。生有两男一女，长孙池品轩，次孙女池品倩，三孙池品杰。长子在事业的成功，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其居住地址是台北市新生路2段23号4楼。
  二儿池宗宪，生于民国46年4月4日。世新学校新闻科毕业，后在“新生”、“联合”“中央”等报社任职，他的文学好，但待遇低，后再读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后到《自立晚报》当付主任。台湾人才竞争十分激烈，当时许多报社为争取我儿子，纷纷送来飞机票、钱物等，叫我儿子去东南亚、日本等国去旅游。他还曾在《联合报》、《民生月刊》任过职务。现为《大成报》副总编。由于他文学好，多次得奖，自己写过六本书出版发行。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在宗宪读书期间，也是家里生活很困难的时期，为了把他培养成才，我向台北开店的朋友那里借钱外。还把自己的大衣拿当店当点钱供养宗宪。我一生最感欣慰的是宗宪的成才和扬名。他的住址：台北市士林区矿溪街58巷3号。
  长女池莉莉，生于1960年12月，女婿杨正辉，生有三个女孩。
  二女池莲莲，生于1965年，生有两个男孩。大外甥张书旺，二外甥张书凯。
  1982年，我乘飞机去美国，准备在那里找谋生之路。当时我太太的亲戚从美国回来，知道他在美国开了几家餐馆，得到他的支持后，我决定去美。但要去得100万台币的押压金，我只有去银行贷款，开出证据后，向美国驻台一协会办理手续，办了护照，向太太拿钱，她不给，于是我向朋友借些路费之后就启程赴美。
  到纽约市的曼哈顿地方，我们住在地下室，在那里等了约一个月，亲戚的餐馆开业时我才进去工作，分派的工作是洗碗盆，是机械操作，大批的碗盘在机械里洗好后，接连不断的从出口出来，我要不停地将碗盘小心成叠成叠的搬到一起，十分紧张，稍一慢出口的碗盘就积了很多，而且从出口出来的碗盘很烫，有时手都烫起泡，一天要站十个小时以上，脚常常发肿，那时月薪约为800美元。以后又把我调去切菜、包饺子，一干就是两年多时间，以后又调去干炸油钻工作，主耍炸鱼，每天还做妙肖肉，肉在酱油、糖、味精中浸泡后取出烘干，再次油炸，还作些油炸麦皮食品，因为外国喜爱吃脆的油炸食品。干这项工作月薪提高到每月1200美元。有一次点煤气时，火焰爆发出来，火焰烧了我的头发、眉毛，还烧伤了一只手，不得已，只好休养了一周。那期间我们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剩跨海地铁到74号街的宿舍睡觉。这期间，我也利用休息时练习做画。以后，也相继转到其他二个餐馆工作，在湖南餐馆每月可挣1500美元。到1985年底即回台湾。1986年曾去日本一家餐馆工作三个月，1987年再度去美国，因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回来了。
  在美国期间，一些华人社团，如中华文化中心，东方画廊邀请华裔等举办画展，都邀请我把作品送去参展，一些报社的记者纷纷来访问我。“世界日报”等各家华人报纸刊出我的画像，写了文章。我的一幅“鱼”的作品出售，卖了9000美元。华侨文教服务中心还在纽约市举行绘画作品义卖个展活动。
  在美国期间，我的太太曾先后两次赴美探望我。她也在那里打过工，就是替人家看小孩。太太每次赴美，我都把赚来的钱交给她带回来，总数大约1万美元，合台币42万元。
  对人来说，故乡情是非常特殊的，离家的35年中，时刻怀念着故乡，尤其想念生我养我的老母亲。大陆开放后，我于1982年某月向台方申报去美国，其实我是乘机回大陆探亲的。飞机抵达香港后，我即到深圳，从那里坐车经泉州到福州，再从那里乘车到达故乡—平阳县。那时，老母已76岁，住在鳌江镇妹妹家里。我到后，以6万余元在鳌江兴鳌北路买了一间四层楼屋，我同母亲一起住在那里。随后我又在兴鳌中路和新河南路路口买了三间地基，打好基础，并用砖块筑起围墙，我不在时，由二弟代替盖楼，当盖到四层楼时，我回来了，他拿出一大堆盖屋开支的帐单向我要钱，由于数额太大，帐单十分混乱，于是我同二弟闹了纠纷，打起官司，在平阳县内，二弟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官司我是打不赢的，于是平阳县对台办公室对我帮助，并得到县长王擎峰的支持，官司打到温州市法院，得到法院的大力支持，市法院出车，将二弟送回山门，随后，弟弟带领女儿们来鳌江找我吵闹，在县台办负责人卢智远、陈映昕调解下，我给二弟22000元之后，事情才算了结。我在鳌江江滨路还购买一间商品房，地址是5幢二单元206室，室内设备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由我购置，主要给老母居住，现在妹妹全家也住到那里，主要由她们照顾现年93岁的老母亲。另外给生活尚困难的二弟池昌权妹妹池爱珠各4万元。也算是我离家回来对他们的一点补偿。我盖的七间四层楼，盖好卖掉六间，获款72万元，其中10万元出版《池伯成画集》，另外长子在我盖屋时，资助我9000美元，我也在以后去台时还他一部分。出版《池伯成画集》是我终生的心愿。这个心愿终于成了现实，这时我感到十分安慰。现在我住的一间四层楼屋，座落在鳌江镇新河南路219号，店面出租，各层楼屋做旅馆。
  回大陆故乡后，我每年仍回台湾两趟，骨肉亲情都在那里，怀念之情萦绕在心。
  回忆我的一生，10岁起就开始做工谋生，少年时代是在艰难困苦中过来的，不过那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很苦，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以后离家去台、去美、去日、去阿拉伯，也都是做劳苦工作，以赚钱糊口养育子女。可以说我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值得庆幸的是，老母尤在，儿女成才，子孙兴旺。而且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兴旺发达，国际地位提高，中国人扬眉吐气，台湾回归，全国统一，乃我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现立此传，以昭后人，我心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