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是土生土长的鳌江人，鳌江是浙南一个镇的名字，鳌江也是全国三大涌潮江的江名。历史上鳌江在浙江和全国来说是比较有名气的，特别是乡镇工业和民营企业兴起的时候，鳌江曾是全国最大的建筑机械城。那时侯，鳌江真是如日中天，可以说，全国三台建筑机械有一台是出自鳌江的，这个滨海小镇建筑机械的份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我是70年末接业务起家的，80年代借中央农村一号文件的东风开始办厂的，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回想自己的办厂的历程，与鳌江的民营企业的兴起相关，与鳌江的机械城的崛起相关。有人说，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大体也就在3-4年之间，中国每年有近数万家企业倒闭，我现在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经受住考验，我现在说说这以前的事，对温州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是有点可鉴作用的。
  我第一桶金37万元，心里害怕，藏在地板下
  我是1950年出生的，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亲是鳌江码头搬运工，靠着拉板车来养活我们一家九口。所以我读书不多，文革期间，在17岁时就被送到一家镇办企业去做工，也是当学徒。这个小厂当时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学的技术是电焊和钳工，月工资是12元。由于我们这些人家庭出身是比较贫苦的，在厂里很听话，学生活（学技术）就比较认真。虽然是镇办企业，学的技术门类也不是那么的高深，那几年学来的技术，对我以后自己办厂很有作用，因为我对机械工业的操作流程都懂了。这样，我在那厂里连学徒和当工人干了十来年。
  大家都说鳌江人的性格象鳌江，很不安分，我就是与鳌江的涌潮江的性格有一定关系的，总觉得一个青年人应该干点与社会有贡献的事，说白了，真想赚点钱，我们是有点穷怕了。这时候，我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了。那年月，镇办企业还是吃大锅饭，当时的体制是三级，国营、大集体、镇办的，镇办企业是自生自灭，国家一般是不管它的死活的，是限制其发展的，生产和业务也是不景气的，有的月份连十多元的工资也有发不出来。我已经是二十多岁，心想这样下去，连老婆也会娶不来的。我就和社会上几位朋友商量，试着走出去接一些业务来干干。
  那时候，接业务是比较辛苦的，出差的吃住行都是遇到很大的困难，吃饭要带粮票，要把固定的粮票换成全国流动粮票。住旅馆也要凭一点关系，否则很难住上大城市的旅馆。对温州人来说，外出接业务最难的还是交通，从鳌江这个城镇到上海，在温州也要停留一夜，买上海的船票是最紧张的，排队根本没法买到。我们通常都是买黑市的票。五等舱（最差的）的票是5块钱，黑市是15块钱。每次到上海一趟的来回就要10多天。
  农村改革刚开始，市场经济没有形成，工厂的单干风在鳌江就开始抬头了，做私工开地下工厂还没有被社会和公家公认，政府正式文件也没有下来。我们这些接业务的人，在社会上还是偷偷摸摸的，被人家称之是“飞马牌”的，到处游荡的，是让人瞧不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到了上海、南京、西安、新疆等地，揽接的是卷扬机、电焊机的业务。
  大概是“文革”才结束，国家的建设百业待兴，建筑机械各地都很需要，国营工厂生产能力还是有限的。我们接业务比较顺手，电焊机和卷扬机的业务都是从省建委里拿到的。
  说起来也有趣，接到业务时，不仅没有图纸，而且我们当时还不会做。为了拿到图纸，我们带了一些海蜇、虾皮、菜油等土特产去换图纸。我们买到的卷扬机的图纸一大捆，只要付钱12元。海蜇、虾皮、菜油让矿山机械厂技术科的每位技术员都享受到一份。那时候，上海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这些土特产上海人是非常受用的，而这些换来的图纸更是帮了压在心底大忙，让我们赚了大钱。
  都说海边的人很聪明，鳌江人正是如此，一拿到图纸，参考一些旧的样机，我们就可以造出卷扬机和电焊机来。我把这些接来的业务放在本地的种玉修配厂、荆溪打岩社里生产，这些都是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械修配的小厂，工人均为老技术人员，素质很好，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过关，受到各个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这样短短的几年，我就是干了承接业务的活，开始知道怎么在社会和市场上干事了，也有了点跑码头的经历了，更为我的一生当中赚取了第一桶金，至1982年，我积累了37万元钱。当年，谁都不敢说自己有钱，很怕露富，更不知道那钱赚来是不是合法的。我是把那37万元钱偷偷地藏在了地板下。因为当时很害怕，这么多的钱赚来让人家知道是不得了的。
  我要办厂，他们说我在搞资本主义
  鳌江是个码头地，地活水活，人的眼光也大。赚来了37万元钱以后，我是尝到了甜头，真想把事情做大，我决心自己办厂。当时办厂是有这么几个想法驱使我：
  一是当时我赚来的37万元钱是接业务性质获取的，接来的订单叫一些社队企业加工的，无论从规模上、质量上，还是交货时间上和业务的利润上，都不能达到自己的愿望。
  二是我想办建筑机械的厂。因为我已经看到中国国内的建筑机械的市场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再说，鳌江是一个30年代就通商的港口，原材料的运输有优势。鳌江还是浙南经济的集聚中心，人流和物流活得很。
  三是1983年的时候，当时中央的农村第二个文件已经下来，政策上对农村开始有点松动了，是有点单干的苗头出现了。我想，对我们办厂的人，也是不是允许活一点，因为那时候，镇办企业有国营的经营方式，在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比较冷落了，大家做私工的很多，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搭班做”。说白了，合股办厂。
  我联络了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朋友，每人出股金4000元，我自己占大头，联合办厂。我就到了鳌江镇府里，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位姓施的副书记谈了，还没有等我讲明白，那位副书记开口就严肃地说，你这分明是搞资本主义，这是政策
  决不能允许的。那时节我最怕是别人说我搞资本主义，听了他的话，我撒腿就跑回家了。其他的股东也很担心，就把已经凑拢来的几万元钱分掉了。
  对办厂，我觉得自己很有底，有业务和技术及资金的基础。因此，虽然镇里的领导没有同意，我还是不死心。自己还在偷偷地准备办厂。过了几个月，我就找到了县委新上任的陈桂莲书记，他们明确地说，“让阿淡试试看”。
  就是领导上的口头允许，我的厂子一办就是20多年了。
  鳌江红了，成为中国机械城，我也完成了原始积累
  我开始办厂了。
  先是在鳌江的江口的陡门头，征用了3亩地作为厂房。设备全部来自上海，以生产卷扬机为主，电焊机和打桩机等也有生产。
  我的工厂工人有80多人，全是本地人，都是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里的老职工，与有些工人还有朋友、亲眷和师徒关系，技术熟练，管理方便。
  我的办厂投资是比较大的，那年总计投入80万元，除了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去以外，亲戚朋友也投放了部分的钱。那时候的贷款是比较难的，我大概第一次的贷款是从下厂信用社里贷到的，金额是一万五千元。
  卷扬机利润是比较高的，做出来也相当好卖。一台机器本钱1800至2000元，可以卖到3500元。第一年我就赚了近百万元。我办厂，也得到许多的领导的关心，袁芳烈、王芳等来平阳和鳌江视察时说，只要你守法，事情就会好办，我们也好为你说话。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办厂的信心。
  接着，1985年的时候，我又在下河这个地方征用了12亩地，盖起了厂房，规模逐渐扩大。新的厂房里开始有了行政的办公室，也分设了生产管理、财务会计、业务供销、质量检验等科室。
  卷扬机的生产给鳌江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刚好对办厂的政策有所松动，虽然没有明确的说，私人或者合股可以办，但政府的干部也是开只眼闭只眼，没有阻止办厂。我带了个头之后，知道我赚了钱，看到这个市场很好，大家纷纷跟着投资办厂。有的合股办厂，有的干脆自己一个人搞。一时间，鳌江办厂风气很盛，热闹得很。鳌江人办厂是很活的，那时已经多是民营的企业了，说明白的，就是私人在办厂。但是从厂家的名称上却有好多讲究的，名义上看是集体的。有的厂是挂乡镇工业局或者是社队企业局的，有的是二轻局管理的，有的是工会管理的，挂靠民政部门和科技部门的也有。政策的宽松，使鳌江人的办厂积极性高了起来。
  新办的厂需要卷扬机的图纸和生产技术，我们原来从上海买来的图纸在鳌江也迅速地扩散，那时候，有人专门卖卷扬机图纸的生意也赚了大钱。
  一时间，鳌江真的热闹起来了。专门生产卷扬机的厂，有规模的就有100多家，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也应运而生，有一万多人从事建筑机械行业的生产、销售、原材料的采购工作。一些原材料市场也开辟了，就说鳌江上埠兴隆街全是卖钢材、铜材、电动机，就形成了电机机械专业一条街。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旧电机等材料也一船船地运到鳌江。鳌江码头上运输量也增加了，装卸的货物，建筑机械的原材料占了很大的比例。
  鳌江改革开放最为兴旺的阶段就是建筑机械生产的时期，成了全国建筑机械城，全国三台的卷扬机当中，有一台是鳌江生产的。当时我们生产的卷扬机的质量也是很好的，最近我听一位朋友说，他出差在西安，看到一个工地上鳌江生产的卷扬机还在那里用。看到自己的卷扬机还在转动，感到非常光荣，那是鳌江的一段辉煌的历史啊。鳌江的一批企业家也是那个时期的诞生成长起来的，许多民营企业也是那个时期办起来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原始积累。那时候的工业产值是计算不准的，我们都不敢多报产量和产值，利润更不敢多说。依我估计，许多鳌江人和鳌江企业家都是在那个时候起家的。
  转产圆筒机，鳌江机械工业进入第二个辉煌
  卷扬机生产在鳌江经历了10年的生产旺盛后，慢慢冷却了下来。
  平阳、苍南、瑞安兴起于70年代的塑料编织业，由木织机，向着铁轮机转换。80年代末，全自动的圆筒机生产开始出现了，不过那时的圆筒机都是从国外进口，或者是从苏州买进来的，价格昂贵，每台机子要10万元以上。我想，这个机械本地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平阳萧江和苍南的湖前一带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编织袋的生产基地了，圆筒机的生产前景肯定很好。我决定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在适当保留卷扬机和其它的建筑机械生产的同时，开发圆筒机的生产。
  跟上一次开发卷扬机生产一样，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生产中的图纸问题。说也奇怪，我们鳌江人办机械厂有了经验，特别快入门，只要是有了图纸，什么样的机器都能造得出来。
  当时我的圆筒机的图纸就是从扬州一家大厂子里，通过关系，从一位技术科长的手里拿到的。说起来也有点做得不太光明，我们是在一个雪地里交换的，这边是五万元钱，那边是一捆图纸，一手交钱，一手交图纸，真象电影里的镜头。
  拿到图纸后，我们日夜试制，样机出来后，试用了6个月，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我们就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本地的编织市场和外地的编织市场需求量在80年代后期旺得很，再说我们生产的圆筒机质量已经过关，我们有生产成本和管理体制优势，虽然说是乡镇企业，其实运转的形式就是私营企业的方式。所以，我们生产运转比起国营和集体的厂子在价格上有竞争力，比进口的要便宜得多，产品供不应求。
  我们每天生产圆筒机6台，但等货的人很多，那时我们都是现金交易，每天都有提着一大袋的钱在等货的。有一次还出了一条人命，一位瑞安的和一位安徽的客商争货，打了起来，结果死了人。他们赔了钱，我也赔了3万多元钱。这说明当时的生意是多么好啊。圆筒机的赚钱来得快，是用户背着现钱来的，不但资金周转快，而且还是高利润的，每台能净赚一万元，我们厂每天生产6台，几年下来，可想而知，资金积累是很快的。
  那时节，鳌江的企业转产圆筒机的很多，上规模的厂也很多，致使鳌江又成为圆筒机生产的大镇，鳌江的工业产值连续在温州列入前五位。圆筒机的生产给鳌江镇带来了第二个辉煌的时期。
  如果说是鳌江人是靠卷扬机起家的，那么让鳌江人赚大钱的还是圆筒机。这个产品的需求以本地为主，既带动了本地的编织产业的技术升级，而且推动了产业向外扩张，好多的企业都是由于编织袋和圆筒机的技术的输送，走向外省的。
  在做圆筒机生意的这五年来，我的工厂也是起色最快的时期，固定资产不计算，净积累资金达到了2000万元。
  寻找发展之路 走出国门 与“汽巴”合作联营
  在鳌江这样东海一隅小镇上做企业，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调，不把企业做得很大，因为做大了企业，人才和管理都会成问题。在我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我进行了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企业的规模上的扩张，也在企业的生存上进行过探索。
  为了开发南麂列岛，我投资了1300万元，在这个岛上建造了水库，购置了交通快艇，盖起南麂岛上唯一的2星级宾馆；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保护耕地，制止毁田制砖，投资了1400万元，在鳌江口办起了灰沙砖厂；也办过平阳的第一家复合板厂，但是都不很成功。通过几十年的办厂经历，我以为现在做企业越来越难了，最主要的是，企业的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新产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我决心朝外向型的企业转换，向科技型新产品突破。如果没有这两个转换和突破，一旦开发一个低档次新产品，其它厂家就会跟上去，很快就造成市场的饱和，失去活力。
  1999年，我开始着手珠光颜料的试生产，坤威牌子的珠光颜料很快地进入了市场。坤威珠光颜料是一种新型颜料，能再现自然界珍珠、贝壳、蝴蝶、游鱼及金属所具有的优雅光泽和颜色。广泛用于涂料、塑料、油墨、皮革、印刷、印染、橡胶、造纸、化妆品等行业的不同需求，是当代最具特色及前途的新型珠光颜料。
  开发这个产品后，我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人才的引进培养，以及规模的适度扩张。2004年，投资4700万元，占地面积60亩生产珠光颜料的新厂房建成投产。经过几年的努力，珠光颜料新产品系列已经有一百个品种，并且进入了国际市场。
  2005年2月，这又是我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突破的时刻。28日上午，瑞士汽巴精化有限公司与温州柳成集团强强合作，以原柳成集团下辖的“温州坤威珠光颜料有限公司”和“温州天成云母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及汽巴精化有限公司的资金，共同组建新的合资公司——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效果颜料界领导型企业，涵盖效果颜料的生产制造、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及客户支持等方面。汽巴公司是国际大公司，在中国已经有120年的经营历史，在全国有24个研发中心，1600名研发人员，2004年的销售额为75亿瑞士法郎。
  与汽巴公司合作后，使我这个摸打出来的企业进入了国际型的企业运行行列，原来一套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要脱胎换骨了，现代化的企业模式就要逐渐形成了。现在我已经是温州市政协的好几届常委了，还担任平阳县的民革主委。经常有人问，我的企业20多年经久不衰，有何好的运作方
  式。我这人不善总结，但有这么几个经验，已经是被几十年办厂实践所证实了的：办厂要办好，先做人做人做实，我与大小客户建立生意关系不下几千个了，就是与别人讲信誉。这次与这么大的跨国公司合作谈判，我没有带律师，在相互的合约条文下，我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对方就对我非常的信任。
  不要出风头，要步步实际。有人说我朴素有特色，一年中有半年穿拖鞋。我说，这跟我办企业一样，只要务实，不要虚夸。只要产品好，不在于说大话，只要企业办得好，不在于搞花样。
  对长辈要孝敬，跟员工要贴心。我现在每天下班，都要跟我的83岁的父亲和76岁的母亲一起吃饭，没有太多的应酬，就连双休日也在厂里过，一心在企业里。有些员工几十年了一直跟着我，有位外地技术员叫蒋汉文，在我的厂里好多年了，在平阳当了政协委员，年收入百万，跟我象兄弟一样。自从有手机以来，我就用一个号码。我说，我还是我，就是要始终如一，平平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