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8年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下，黄埔军校同学誓死卫国，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据了解，从我县走出去的黄埔学子，绝大多数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投身于抗日洪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牺牲。
  60年过去了，如今，亲历过当年战争烽火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这些健在的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黄埔军校同学，也都已进入了耄耋之年，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们的爱国热忱还是不减当年。当笔者对我县健在的黄埔同学进行走访时，他们不顾年老体弱，一次次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当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亲身经历。惟因时隔久远，有的回忆可能有误，兼以史料短缺，查证不易，限于笔者水平，故疏误之处，恐所难免，尚祈读者多予指正。
  我率敢死队击毙了日军少将指挥官
  ——黄埔军校十六期步科吴尚志
  我1916年出生于平阳芦浦（今属苍南县），祖籍平阳缪家桥（今属苍南县）。我小时候家境尚可，六岁时就开始读书，初中在温州中学毕业，高中在温州读了一年后，家境开始不好，就辍学在家。1935年春，我去南京报考中央军事学校军官训练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逼近南京，我所在的军训班被迁往江西瑞金，并入黄埔军校三分校，成为黄埔军校十六期十八中队步科学员。
  1938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驻扎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军训团，先后任少尉区队长（同排长）、中尉区队长、上尉督练员。期间，输送了一大批爱国救亡知识青年如金冶钢、杨平宽、杨国辉、杨德根、陈章、项显来、冯维增等500余人前往前线或后方参军参政，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
  在军训团期间，我认识了驻扎在浙江金华的第三战区直属陆军九十一军教导团上校团长唐园，并得到了他的信任。唐园，湖南醴陵人，原中央军校高教班四期（同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足智多谋，勇敢善战，曾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对日战役，作战经验十分丰富。1940年1月，我被唐园调去任教导团独立教导营少校营长。当时独立教导营的士兵都是各部队抽调来的，大部分都是班长、副班长，素质远比一般士兵要高，这些士兵在教导营集训过一段时间后再分配到各部队担任低级军官。
  1941年3月15日，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发动了”鄱阳扫荡战”计划，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江西上高。中国以第十九集团军为主力的军队，与日军在上高，包括奉新、高安、丰城、清江、新建、南昌、新余等十多个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史称“上高会战”。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可相机拊长沙之背，又可得到进攻赣南的前进基地。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国军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
  3月15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为南路兵团，在16日强渡锦河后，遭到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痛击，被迫向曲江方向退却。日军南北两路进攻均被击退，而作为中路孤军深入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是日军进攻上高的主力。18日，日军攻陷高安，但在上高一线却遭到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的顽强阻击。3月22日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上高以东第七十四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七十四军奋勇抗击，与日军反复拼杀，在战斗中，七十四军”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至24日，七十四军先后七次与日军白刃肉搏，守军主阵地失而复得三次，为友军赢得了集结的宝贵时间。
  第七十四军是王耀武的部队，在激战方酣的时候，军长王耀武向第三战区司令部告急求援，要求派出一支作战能力强的队伍协同作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下令，抽调九十一军教导团独立教导营这支军事素质高的部队集中上饶，增加了人员，加强了精锐武器装备，建立了人数达800人的第三战区司令部直属独立教导加强营，原教导团上校团长唐园改任独立营上校营长，我由原独立教导营少校营长改任独立营少校指导员。顾祝同亲自下令，要独立营火速赶往上高增援。接到命令后，独立营当晚就从江西上饶徒步出发，日夜兼程，驰援前线。当时沿途日本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时被迫要白天隐蔽，连夜行军。独立营的战士每人配备的是自动步枪，同时部队还配备有轻机关枪、重机关枪等。步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加上被褥，每名战士负重都在三十斤以上，但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为了不延误战机，沿途也都没休息，只用了十天左右的急行军就赶到了高安县，并奉命在高安上塘一带布防阻击来犯之敌。当时独立营阵地左侧有七十四军一个营驻守，右侧也有友军的部队驻守。
  进入阵地后，战士们不顾疲劳，立即连夜构筑战壕掩体等工事，并砍来绿色的树枝盖住战壕。天亮后不久，日军就攻上来了。这一天日军在飞机、重炮的狂轰滥炸下先后向独立营的阵地发动了多达七次的进攻，都被战士们击退。在反复拉锯式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独立营的官兵们和日本鬼子展开了肉搏战。我在黄埔军校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双手都能使驳壳枪，且枪法很准，当日军鬼子逼近阵地时，战士们和鬼子拼上了刺刀，我双手左右开火，先后打死了端着步枪气势汹汹逼上来的多名鬼子，其中距离我最近的还不到五米远。
  独立营死守在阵地上，连续六七天时间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阵地在日军的猛烈的炮火下巍然不动。但独立营伤亡也很大，其中离我不远处的一位姓吴的安徽籍连长和他的文书在战斗中被炮火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为了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独立营决定组织敢死队乘着夜幕掩护偷袭日军指挥部。敢死队由大家自愿参加，由我带队。在场的战士们纷纷踊跃报名，组织了一支有三十来人的敢死队，每个人配备一至两支驳壳枪，每人腰上别着两颗手榴弹，大家下定决心，拼死效忠祖国，保卫领土。
  到了深夜，我带着敢死队悄悄地靠近了敌人的营地，先头的敢死队员用刀干掉了敌人的两名哨兵。独立教导营里面人才济济，随行的两名工兵出身的敢死队员干净利落地剪掉了带电的铁丝网后，大家迅速钻进去，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了日军的指挥部。因为日军指挥部外围有两个中队（相当于连）的部队担任警卫，所以指挥部里的人员觉得高枕无忧，鼾声四起的日本鬼子根本想不到中国军人竟然会来偷袭。敢死队队员杀掉了日军的两名哨兵后，一脚踹开了日军指挥部的大门，用手里的驳壳枪猛烈开火，敌人在睡梦中惊醒，除了有个别人还能拿出武器作短暂的胡乱反击外，绝大部分都是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上了西天。由于出其不意，此次偷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日军指挥部里四五十人全部都被敢死队干掉，敢死队队员中只有一人牺牲，两三人受了轻伤。偷袭成功后，我们立即撤出了战斗。
  日军的指挥官被国军轻易干掉了，这对日军来说真是当头一棒，第二天刚刚拂晓，如丧考妣的日军马上采取了疯狂的报复。日军先后调集了大量的部队向独立营阵地大肆进攻，日本的炮弹象雨点一样向独立营的阵地倾斜下来。在日军猛烈的炮击中，我被日军榴弹炮的开花炮弹弹片击中了左小腿。当时战事正紧，作为一名黄埔军校出来的军官，轻伤岂能下火线，我只作了简单包扎，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日军的弹片是有毒的，不久伤口就发炎肿了起来，并一直肿到大腿根部。
  由于敌众我寡，在此情况下，又作几天顽强抵抗后，独立营被迫撤退。在坚守阵地的前后十来天战斗中，原先有800人的独立教导营只剩下100余人，伤亡十分惨重。
  据史料记载，在此次上高会战中，由于国军第七十四军等部队的顽强阻击，为友军实施两翼对日军的包围争取了时间。3月24日，中国军队第七十军、第七十二军和第四十九军适时赶到主战场，由南北两面包围日军，形成了南北5公里、东西15公里的包围圈。
  日军第34师团长大贺茂中将见势不妙，一面向汉口日军第11军司令部急电求援，一面命令所部突围撤退。第11军司令部急令第33师团驰援解围，并同第20混成旅团掩护第34师团撤退。25日，退至奉新之北路日军第33师团一部向官桥街、棠浦急进，被围第34师团亦向东方向突围，两路日军得以会合。26日夜，国军第七十四军攻克泗溪，并协同第七十二军等部将日军压迫于官桥街、南茶罗一带。27日，日军向奉新、南昌方面突围、狼狈溃逃。中国军队第四十九军、第七十军分两路对日军实施侧后追击，予以重创。28日，中国军队主力进攻官桥街，与日军激战至下午，将日守军600余人全部歼灭，收复官桥街。31日克复高安，截断了日军东逃归路。4月1日，日军以15架飞机掩护突围，向斜桥方面逃窜。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收复了沿途城镇。2日，中国军队克复子西山、万寿宫、奉新等地，8日和9日又克安义外围的长埠、宋埠、平洲、弓尖各要点。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撤回原驻地。双方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上高会战，中国10万将士浴血奋战二十多天，击溃日军两个装备精良的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日军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共毙伤日军1.5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品，彻底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鄱阳扫荡战”计划，被何应钦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我从阵地上撤退后，腿上伤势严重，就到了后方医院医治，当时整个大腿已经肿大地非常可怕，身体也发起了高烧。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处后，摇摇头说：“日本鬼子的弹片里有毒，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毒气攻心将无药可医。”医生对我说，要保住性命，就得马上截肢，并拿着手术单要我签字。我断然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作为一名时刻准备拼杀疆场的军人，如果要截去一腿，我还不如去死。”医生捱不过我，此时刚好医院里进了一批盘尼西林，医生在做了手术取出弹片后，就给我不断地注射盘尼西林，终于控制住了炎症，退了烧。但可能是伤口中还有非常微小的弹片没能取出的原因，这支伤腿从此困扰了我六十多年，至今，每逢变天，伤口就隐隐作痛，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生溃烂，成为我当年痛击日本鬼子的一个特殊的战斗“纪念”。
  我在医院里一直待了三个月后才康复，出院后仍回原部队，在直属陆军九十一军任中校参谋，1943年初至1944年12月，改任军政部军官队十七队上校队长。1945年1月，我调到江苏无锡任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负责作战计划。我亲身经历了上高会战的正面阵地战兵员伤亡十分惨重的经验教训，深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优势装备的侵略军，在政治军事上大大不利的形势下，有必要对目前的战略战术的方针动向进行调整。必须积蓄我军有生力量，全面采取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方针，在现阶段内，部队必须做好拖住敌人，牵制敌人，控制敌人，打击敌人，各个击破，从而消灭敌人。在作战方法上，要根据不同地形地利，灵活运用，声东击西，部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迂回侧击，包围消灭作战，扩大战线，引敌深入如陷泥潭，致敌不能自拔。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强对国民进行爱国救国教育，提高国民对国家民族政治思想的认识，以使人人保家卫国，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要鼓舞部队士气，不怕艰难困苦，长期持久英勇抗日，不屈不挠奋斗拼搏到底的决心，最终赢得这次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当时，没有谁会想到日本人会投降得那么快，当时还都是当作长期抗战准备来进行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的。由于我曾参加上高会战，素有战功，而且结合会战取得的经验教训在作战计划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当时在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被特殊破格提拔为军事骨干上校参谋主任后不久，又被提升为代少将副参谋长一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经过了八年抗战的我感慨万千，当即欣然写下了一首诗，以表达心中的无限喜悦：
  八年抗战惯征鞍，枪林弹雨习犯难。
  热血忠心勤国事，深思熟虑惜民残。
  百年痛尽英雄泪，一代春回古杏坛。
  弘扬我武开新境，且教列强拭目看。
  重庆大轰炸亲历记
  ——黄埔军校十六期步科俞瑞庄
  1916年12月，我出生在平阳西部山区的维新乡俞思坑村，父亲是农民，小时候读过私塾，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在家里我是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为了能让我有出息，家里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先后在维新小学、山门初小和水头高小（均读两年）就读，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一中），由于家境贫寒，学费得到了族人的资助。1936年，我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维新短期小学教员，当时的小学不仅不收学生学费，还无偿提供课本，只是当时的农民思想认识不够，前来读书的子弟并不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在学校教书时间，除了正常的教学外，也大力加强了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向他们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再也坐不住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面对国难当头，我们义不容辞地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同仇敌忾，共赴国难。1938年6月份，我在深明大义的父亲的支持下，告别刚刚订过婚的未婚妻，毅然投笔从戎。当时我和瑞安的两位中学的同学一起，坐车前往金华报考训练行伍军官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三团（简称“战干三团”），通过考试，三人都被录取。“战干三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顾祝同、教育长唐冠英。当时从全国各地招收的考生有三千人，分成六个大队，集训于江西吉安，进行军事、政治教育，塑造“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的革命人才，效力国家。我当时被排在第六大队第十中队的第三区队，大队长湖南人宋燮和上校，黄浦军校五期毕业生，中队长姓陈，也是湖南人，区队长江苏人陈壮飞，黄埔军校十二期毕业生。在黄埔军校的生活非常紧张，早晨夏天五点半、冬天六点就得起床操练。集合号子吹响后，不管你在哪里都得火速赶到操场集合，带到号子声停息后如果你还没及时赶到，就得挨队长严厉批评。吃饭时间限定五分钟，大家盛完饭后放在桌上，哨子一响，统一端起碗来就餐，五分钟时间到，哨子一响，不管你有没有吃饱都得放下碗来。在校期间，顾祝同、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莅临视察和训话，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好报效国家。
  1939年7月，黄埔军校三分校从成都迁来第三战区，与“战干三团”合并为三分校十六期，三分校主任吕济，校址由吉安迁到江西瑞金施教。我在学校即将毕业时，当时第三战区原本打算派遣我们学校同学上前线参战，但当我们行进至浙江江西交界处时，接到上峰命令，不同意将精心培养的黄埔军校学生当作普通士兵使用，我们遂撤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
  1939年冬，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第三战区第二十二补训处担任少尉连政治指导员。其主要工作为：
  （1）向士兵讲课，宣传爱国主义，指明“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者，是每个中国人的应尽天职。”强调“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可为。为国牺牲，死得其所，死得光荣，重如泰山，流芳百世。”要求“军人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
  （2）教士兵读书识字，学唱《打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牺牲到最后关头》、《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抗战歌曲。
  （3）常与士兵进行个别谈话，交流思想，解其疑虑，使其安心服兵役。
  1940年9月，二十二补训处调拨三个团到四川重庆，补充第十六补训处担任陪都卫戍，我也随军入川。当时通往四川重庆的铁路、公路都已遭到日机狂轰滥炸而中断，我们从浙江江山出发，一路上只能靠着脚板徒步行军。我们穿的是草鞋，我当时是连级干部，随身只携带一个挎包和一支手枪，其余行李都由骡马担负。而普通的士兵包括步枪、手榴弹、子弹带、被褥等都得自己随身背负，每个人负重都在40斤左右。为了赶路，我们每天都要行军100华里以上，有时甚至还有达150华里的。部队一路上跋山涉水，非常艰苦，许多体弱的士兵因此劳累成疾，甚至有在行军途中活活累死的。
  光我们这个团，因劳累而死的士兵就达四、五十人。经过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抵达巴东、三斗坪，乘船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劳累过度的我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发烧，一直大病了半个月才痊愈。
  到达重庆后，我所在的部队编入了第十六补训处。第十六补训处处长邱清泉，政治部主任吴文春，所属部队驻扎在复兴关一带。既要担任陪都卫戍，又要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任务繁重。但当时不管是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大家都抱着抗战救亡的决心，军纪甚是严明，士气十分高昂。
  我在重庆期间，尽管是大后方，但并不安宁。当时日本飞机日夜轮番前来轰炸，害得人们寝食不安，鸡犬不宁。常常我们在吃饭时，空袭警报声响起，我们就得放下饭碗，尽快跑到防空洞里。重庆大轰炸期间，房屋炸塌，居民伤亡，屡见不鲜。躲空袭成了我在重庆前期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至今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据史料记载，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为了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中枢机关及市街、学校、商店、居民住宅进行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
  1940年6～8月间，日本”101号作战”轰炸达到了最高峰。其中，又以8月19和20日两天的轰炸最为猛烈，来袭敌机数量均超过了140架。日军在这两天的轰炸中还首次出动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完全控制了重庆上空的制空权。据当时的重庆防空司令部统计，两天内日机共投弹800余枚，上万人无家可归。全市30余处中弹起火，熊熊大火烧遍全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蒋介石在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那时，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进入1941年后，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战略轰炸”。6月5日下午6时许，重庆突然拉响空袭警报，24架日机在夜色的掩护下，分3批侵入重庆，对重庆市区实施轮番轰炸，持续轰炸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防空洞是当时重庆比较大的防空洞，有两个洞口。日机开始轰炸后，市民纷纷涌进洞中，导致洞内人满为患。不久，两个洞口均遭轰炸，洞口被倒塌的房子堵住，大火浓烟也钻进洞来，上万人挤成一团，氧气越来越少，众多平民就这样被活活地憋死。
  惨案发生后，中外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日军的灭绝人性和国民政府防空管理不力。根据国民政府发表的惨案《审查报告》，“六·五大隧道惨案”共死亡992人，重伤151人。但社会舆论一致认为此数字太低，有人称死亡人数超过2500人。由于遇难者太多，当局不得不出动军用汽车和驳船运送尸体。
  日军的狂轰滥炸并未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斗志。1941年7月，陈纳德率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参与抗日后，在重庆迎击日机袭击。当时我已经是重机枪营上尉指导员，率部驻扎在白师驿机场担任警卫，飞虎队的约二十架飞机就停在白师驿机场。据有关史料，截至1942年6月，美国飞虎队先后参加空战约100余次，击落敌机267架，创下了辉煌的战绩。从此，日本飞机再也不敢肆无忌惮的前来任意妄为了。其后，随着中美联合空军实力不断壮大，日军逐渐丧失了在中国上空的制空权，不得不从1943年8月24日起停止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在长达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总计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被轰炸。成为人类历史上黑色的一页。
  1944年我到二十四师政治部担任少校科员，部队驻扎在四川简阳，师长刘劲。1945年7月，我师率部出川，开赴前线，准备会同友军进行反攻，消灭日寇，收复失地。不料，部队刚到泸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喜讯传来，全体官兵欣喜若狂。部队继续出川，到达湖北当阳，接收了日军一个师团部的仓库。当时仓库只有几个日军留守人员，此时早已没有骄横的神情，见到国军官兵时个个毕恭毕敬。而仓库中除了一些旧被服外，没有什么好东西，可见日军早就准备逃窜了。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新婚燕尔投笔从戎
  ——黄埔军校十七期步科毕业生陈群
  1918年2月，我出生于顺溪镇老街。1936年下半年，我19岁时从温州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平阳县城的城南小学和鳌江中心小学任教。期间于1937年二月初十，我和家住腾蛟老街的清末贡生苏岐山公之女苏金香结婚。我在鳌江小学任教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迫使中国军民投入全面抗战。我当时和侯中选、温成锦、金畴等几个鳌江小学的青年教师常常相聚讨论国家大事，深感民族忧患，大家一直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必须投笔从戎。
  抗战烽火弥漫的1939年之秋，我得悉黄埔军校本校在金华设立考试点，招收第十七期学生。我那时对孙中山先生手创的黄埔军校这所培养军政人才的名校十分仰慕，遂同一起在鳌小任教的侯中选赶赴金华应试。经体检、口试、笔试均合格，同蒙录取。我毅然离开新婚的温暖家庭，参加抗战行列，献身救国。我和当时一同报考的鳌江人高守道、平阳江南陈家堡（今属苍南县）人陈震望等几个同学结伴而行，从金华出发坐火车经江西上饶到达鹰潭，当时鹰潭已濒临前线，火车只能在晚上行驶，白天不敢开，而且到站时站台一片漆黑，为的是怕被日寇发现后遭到轰炸。从鹰潭下车后我们开始步行，途经樟树、宜春、萍乡、醴陵，抵达株州，途中在宜春度过了农历新年。从株洲码头乘木船经湘潭后在长沙码头上岸，此时的长沙还没从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复苏过来，到处都是一片焦土，只看到废墟上搭有几座茅草屋做生意。由于洞庭湖东面都已经被日寇侵占，我们只能坐小汽轮顺着湖西侧而行，经汉寿、沙市后到宜昌，然后乘坐长江轮船溯江而上入川，到达重庆市后再徒步70余里到达铜
  梁县，前后共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在铜梁县经过复试，成绩合格者编入黄埔军校十七期二总队。全总队学生1400余人（按：第二总队于1940年5月6日开学，驻铜梁，计1374名，毕业于1941年11月20日），各省籍都有。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将军的次子李赣驹亦编入同总队11队，他毕业后任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参谋，现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和我有信件往来。
  在入伍生教育期间，有一天上午，三架呈“品”字型飞行的日机袭入铜梁县城，在空中盘旋，隆隆的机器轰鸣声震耳。忽然一架日机俯冲下来，投下一枚炸弹，落在我们避空袭的茂密竹林外侧100多米的马路旁，只见土石和弹片四射，幸而我们第九队全队130多名官生，没有一人被土石或弹片击中伤亡。其后大家都怀疑可能有汉奸在下面发信号，不然日机并没有发现目标，何以会对竹林进行轰炸呢？
  入伍生教育结束后，再经体检和学科、术科考试，成绩合格者升为学生（军官）教育。每天八个小时的学科和术科课程，以及晨操和晚自修各两个小时，要求很是严格。学科是《战术》和《筑城学》、《兵器学》、《地理学》四大课程为主，术科从入伍生的单兵动作到排、连、营的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在将近毕业前的时间里，军委会军训部白崇禧部长莅临检查并训话。我们全总队官生列队肃立，聆听他讲了四个小时。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这个总队的毕业生，重点是分配到昆明正在准备出国的远征军部队，要求我们练好能乘飞机飞越“驼峰”航线的体魄和精神。我听后也很希望能分配到远征部队出国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因为远征军配备的武器先进，能够痛痛快快地杀鬼子。
  1942年2月我们从学校毕业后，各自持军委会军训部的派令到各部队报到。因新接任四川乐山嘉峨师管司令周中礼（江西弋阳人）是校教育长陈继承的义女婿，他向校方提出调派本总队毕业学生五人到其司令部工作，我亦名列这五人之列。在其司令部少尉见习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得到了周司令的信任。随后，司令部组织两个暂编营到边远山区县接收新兵，我们五人中除了袁光溢（四川峨嵋县人）同学是周司令的随从副官外，余四人都调到暂编营任中尉排长。我调升为暂一营五连任中尉副连长，到峨边县（今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接收新兵。
  三个月后，我完成了接收新兵任务，升调至司令部编练科任上尉部员。半年后调到重庆，在重庆防空司令部第四处任上尉处员兼防空督导组组员。此时已是1943年初，美国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已经参战，并派出航空队直接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当时在重庆市以东地区的空军基地驻扎有一个美国航空大队，日本飞机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入侵重庆领空了。遗憾的是，在八年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机会上前线参加对日作战。
  由于种种原因，毕业后我和我在黄埔军校十七期二总队的同学大都失去了联系，但后来陆续从有关史料中获悉，我的许多同学在参加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了。其中就有温岭县的陈恒文，他毕业于上海东亚体专毕业，曾在温岭县中任体育专员，为献身救国投笔从戎，毕业后分配到七十五军第六师十八团，担任中尉排长。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在冲锋陷阵中身负重伤，后升任连长一职时，在对日战斗中壮烈牺牲。
  我指挥炮兵连粉碎日军强渡黄河的企图
  ——黄埔军校十六期步科许道荣
  我1918年10月出生于鳌江，初中在国立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一中）就读，黄埔军校十六期的维新乡人俞瑞庄是当时的同学。中学毕业后不久，杭州沦陷，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带着妻儿回到家乡，住在水头小南的浦底村。我鳌江小学的同学周德昭的舅父刚好和苏步青是朋友，在他的介绍下，我和周德昭等七位同学都到水头跟随苏步青攻读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不久后，接到已经西迁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来信，苏步青动身前往学校，我们一班同学就各奔东西了。有的同学去读大学，有的去学医。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日寇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在征得家人同意后，毅然投笔从戎，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1939年10月前后，胡宗南主持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金华招收学生，21岁的我获悉后孤身前往金华报考，被顺利录取后开始孤身徒步西行前往西安。当时沿途的铁路和公路大都遭到了破坏，而且沿途还要经过沦陷区，白天的时候，路上常常有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为了安全，我常常要连夜赶路。一路上，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所在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最冷的腊月年底。
  进入黄埔军校，在经过两个月的入伍生训练后，我被安排在十六总队。当时军校培训兵种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后勤、运输等）、五科，教官看到我个子瘦小，觉得我不适合读步科，由于我和苏步青先生专攻过一年半的数学，数学成绩非常好，就让我进需要经常运用到数学知识的炮科学习。学校地处西北，冬春季节，天气十分寒冷，我在家里时从来没有生过冻疮，但在学校期间，每年脚部都会生冻疮，痒痛难忍。当时正值战争时期，物质匮乏，但国家对我们这些黄埔学生生活十分照顾，每顿都能吃得很饱，而且从四川过来的井盐对学校供应也很充足，食堂烧的菜肴不会淡，能补充我们每天训练流汗后身体所消耗的盐分。当时在学校所在地，食盐很缺，去剃头时不用带钱，只要撮点食盐过去就可以了。在校期间，炮科在学科方面特有的课程有野战炮兵操典、野战炮兵射击教范、战炮兵筑垒教范等，在术科方面特有的课程是山炮驭术、距离测量、山炮野炮掩体等。我至今仍记得《炮兵操典》里的话：炮是炮兵的爱人，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兵须与大炮共存亡。当时在国军中，炮是非常匮乏的，因此军令如山：炮连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
  1942年前后，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驻扎在西安的七十六军一三五师炮二团第一营第二连，先后担任少尉副排长、中尉观测员。当时我们炮团里一个营有步兵连、炮兵连、工兵连三个连，营长是浙江青田人。我们第二连是炮兵连，第三连是工兵连，连长林国绪是平阳江南湖前新陡门（今属苍南县）人，记得连干部中好像还有瑞安人徐昌勤。我们这一连有108人，共有用炮车牵引的四门德国克鲁伯军工厂生产的开架式榴弹炮，这种德国造的榴弹炮比日本人的要先进。每门炮配备有六个炮弹手，除外还有一名观测员、一名计算员。我们连还有两辆供连指挥员和观测员乘坐的吉普车，四辆分别运载炮弹、通讯器材、行李和炊事器具的卡车。当时炮对国军来说是非常宝贵，所以我们炮兵的待遇相对步兵来说那是很高的。我们当时一日三餐配给的都是美国口粮，除此以外还有香烟和柠檬酸糖。
  1943年年底，已经升至上尉连长的我奉命带领炮兵连布防在潼关东北边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为了保证炮兵阵地的公路交通畅通等需要，工兵连还专门派了一个工兵排协助我连驻防。这里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炮兵阵地的前面几百米就是黄河渡口，渡过黄河，对岸是山西芮城著名的风陵渡。风陵渡是万里黄河上最著名的古渡口之一，1938年春，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向晋西北发动进攻，占领了风陵渡，隔黄河与潼关相峙，我们当时在阵地上都能清晰看到日本人在黄河里游泳的身影。
  1944年4月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共约15万余日军，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豫中会战开始。由于国民党军指挥失当，不到半个月时间，丧地数百里，洛阳也于25日沦入敌手。
  5月下旬，冈村宁次决定乘着日军豫中会战胜利余威，从洛阳地区继续西进，妄图直捣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西安，以摧毁西安地区中、美空军基地，豫西会战开始。位于山西境内黄河北岸的日军此时也蠢蠢欲动，企图渡过风陵渡，以实现两面夹击的目的。此时，我任上尉连长，面对大兵压境，全连战士士气高涨，个个摩手擦掌，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当时豫中会战失利后，为了避免日本军队借助铁路入侵陕西，国民党方面将灵宝至潼关的铁路全部拆毁。而拆下的枕木、铁轨正好是构筑工事的最佳材料。我们连队在加固炮兵阵地时就将拆下的枕木、铁轨一根根垒在战壕上面，然后再用黄泥夯实，足足垒了有二十来米高，极其坚固。当时日军在风陵渡不断炮击我河防阵地，日本人的重炮本来就不如我们的先进，尽管他们不断向我们开炮，但他们的炮弹面对如此坚固的工事也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为了摧毁我们的河防阵地，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日本每天从洛阳出动三架飞机，对我们阵地日夜轮番进行狂轰滥炸，尽管炮弹象雨点一样倾斜下来，却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阵地。由于弹药紧张，我们四门榴弹炮一天只能发射二十余发炮弹，但即便如此，日军的煞费苦心组织起来的渡船也都被我们精确的炮火摧毁了。面对黄河天险，一万多个张牙舞爪的日本鬼子在河对岸也只能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无可奈何，不能越雷池一步。
  而此时，正在华山养病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将军得知日军对陕西大兵压境，急忙下山，亲率精锐第三十四集团军东出潼关，在豫西灵宝、卢氏一带山岳地区凭险布阵，狠狠打击了西犯之敌，加上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等部，又向洛阳西南重镇宜阳发起反攻，使日军只能放弃进攻西安企图。
  在日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时，我在观测所里正拿着望远镜向外观测黄河对岸的敌情。为了观测得更为清楚，我站到了观测所门边。突然，一块敌机的弹片击中了我的左小腿部，顿时血流如注。战地临时医院对我进行了治疗，在取出弹片后，我简单包扎了伤口，仍然坚持在阵地上。可能是弹片有毒吧，第二天我的腿部就肿起来象冬瓜一样。在粉碎了日军渡河的企图后，我被送到了宝鸡后方医院进行了医治，我在医院里一直治疗了四个来月。出院后不久，我连就奉命移防湖北秭归，准备配合其他部队反攻宜昌。过了两个月，战役还没打响，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先后开拔到宜昌、沙市、荆门一带接收日本武器和军马，此时曾经横行一时的日本人再也没有过去的骄横了，见到我们个个低着头，一脸的沮丧，样子十分狼狈。
  英勇杀敌弹尽被俘历经磨难虎穴脱险
  ——黄埔军校十七期步科毕业生王守惠
  我1919年5月出生于青街乡周岙村（今属南雁镇），父亲是泥水匠，家里虽有几亩田产，但只够基本生活，六个兄弟中只供我一人上学。我小学在鳌江小学就读，毕业后考上了温州瓯海中学，中学只读一年后就辍学在鳌江自修。我想继续读大学，但苦于家里没钱。后来经鳌江王理孚和朱道楠（曾任国防部中将参谋，后去了台湾）的指点，说黄埔军校是读公费的可以去考，去考的时候也是王理孚和朱道楠介绍的。
  我报考和读书的地方是在江西瑞金黄埔军校第三分校（1939年3月，黄埔军校设第三分校于江西瑞金），为三分校十七期22总队步科学生，当时学生共有9个队1400多人。期间由于抗日战场的变化，校址曾迁徙到江西上饶。
  1942年我还在黄埔军校读书将近毕业的时候，日本人攻陷义乌，进犯金华。当时战事很紧张，第三战区就把我们这一期的同学集中起来，按照一个队作为一个连队编制，共组成九个连队拉到前线去作战。
  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侵华日军调集驻上海第十三军6个师团，南昌第十一军3个师团，共10万余人。在东起杭州，西至南昌地区发动浙赣战役，企图毁坏衢州国际机场及龙游、江山、丽水等机场，以阻止美军轰炸日本本土。国民党调集第三战区8个军，第九战区3个军约30万人抗击日军。浙赣战役第一阶段，在金华、兰溪地区展开，史称“金兰会战”。
  我们上前线后先是帮助部队修筑防御工事，随即就在金华的一座已经被我军破坏的桥梁前和来犯的日军交上了火。日军小钢炮对我们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企图冲过来。我们都是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作战顽强，不怕死。而且在学校里学的就是军事，此时又将学成毕业，军事技能娴熟，不仅不用怎么指挥，而且个个英勇善战，当下就把日本兵打退了。据说当时日本兵还很纳闷，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兵啊？没几天后，国民党中央获悉了此事，为此专门来电，责备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国家是花了大本钱培养的，怎么能当普通士兵用，就把我们撤回了学校。此次首次参加对日作战，我们这一期同学在战场上共牺牲了28人。
  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一队开始往回撤，在撤到金华二道关两道河要过河时，日本飞机过来，专门往人多的地方轰炸和机枪扫射，学员因此牺牲了四十多人。日本飞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并轰炸得这么准，是因为对面山坡上有汉奸在挂白布，给日机打信号。我们这一队的区队长命令我带着几个同学去捉拿汉奸，并事先特地交待，不得去拣地上的钞票。原来当时这些给敌机发信号的汉奸随身都携带大量钞票，当看到前来追捕的人靠近时，就往地上撒钞票，引诱人去拣拾，好乘机逃脱。当我们追近时，这个汉奸果然大撒钞票，有十元的、五十元的、也有百元大钞。我们不管这些，仍然猛追，最后把他抓住了。一起参加追捕的个别同学经不住诱惑，开始到处去拣地上的钞票，偷偷放在绑腿里，回来后都被搜出来充公了。尽管因汉奸发信号使我们平白损失了很多同学，但我们都是守纪律的，并没有为此一怒之下将这个抓获的汉奸自行处死，而是解送到上级有关部门去审讯。
  我们开始往福建方向撤退，一路步行。当我们来到武夷山山尾的时候，遇见了散匪来抢劫。我们当时手里都有一支俄式步枪和短枪，武器简陋的土匪根本占不了便宜。我们一直徒步行军了三个月后，到达江西瑞金，回到了学校。
  原来我们的学制只需三年，当时已经即将毕业，但是由于发生了这次事情后，中央对第三战区将黄埔军校生当作普通士兵使用的做法十分不满，并由此对学校的训练水平产生了怀疑，因此我们在学校里又被重新训练了半年。半年之后，中央专门派人对我们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不好的不予毕业，还要在学校继续训练。结果我们1400多名学生就只有800来名顺利通过毕业考试，我是其中一名。其他刷下来的学生继续留在学校，有的学员一直到十八期甚至二十期才得以毕业。
  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季，我从学校毕业后原先是让我去第九战区的，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多，我跟着同学们一起又经过福建，再次徒步行军三个月，到了浙江西部。我到了部队后，担任第七十九师237团第一营第一连少尉排长，师长单林茂，湖南人。当时部队在浙西江山一带布防，直到第二年6月和日军再次发生正面战斗。
  据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三年（1944)5月27日，日军发动湖南会战，企图打通粤汉铁路武汉至衡阳段，图从侧背牵制中国军队。6月，日军发动金衢战役。驻金华、兰溪、诸暨地区日军近万人参战，分三路西犯衢州。东路从金华长山、石门、临江出发；南路从武义经宣平迂回；北路自兰溪兰江西上。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九师、第一〇五师在衢江南岸，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师在衢江北岸的兰溪西部和汤溪、龙游、衢县地区组织防御，兵力约4万余人。
  在这次战役中，我所在部队都在衢江南岸一带和日军作战，我当时已经是上尉排长。大概是六月二十来日，我所在的一连奉命，乘着黑夜进攻衢州一个被日军固守的叫凤山庙的山坡，当时日军不停地发射照明弹，将阵地照得雪亮，我们摸黑往上爬，照明弹一亮就趴在地上，等过了约十分钟
  熄灭后再往上爬。等靠近敌人战壕时，就用力将手榴弹扔过去。当时敌人的战壕也是新挖的，战壕上没有封顶，手榴弹可以扔进去。由于敌人火力很猛，我们接连进攻了四次，都攻不上去。而且山上都是大石头，很容易因为发生跳弹受伤。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队战士伤亡很大，兵源接连补充了三次，连长四川人谢本贵在带领战士冲锋中也不幸牺牲。连长牺牲后，由我代理连长一职。我看到我连战士伤亡实在太大，就跟营长说，能不能换其他连队上去打。因为在我们这个营里只有我所在的连队战斗力最强，所以营长要求我再组织一次冲锋。于是我身先士卒，又带领部队发动了第五次进攻。这次冲上去并攻入了敌人的阵地，但此时天已经开始亮了，我们失去了夜幕的掩护。为夺回阵地，日军组织大队士兵反扑过来，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都被冲散了，我身边只剩下两名勤务兵。而我在冲锋中，腿部又受了轻伤，用绑腿扎起来，行动不很方便，我命令两名勤务兵往回撤，但是他们不愿丢下我离去。我们当时冲到了一个小山坳里，上坎有一群日本兵扑了过来，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其中有三个日本兵端着步枪向我围过来，我看看这个小山坳外面是一个陡崖，跳不下去了，就捡起地上尸体边的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准备肉搏。当时日本兵所在的地势比我稍高，我等前面那个日本兵逼近时，假装身体虚弱，故意“软”了一下，以麻痹敌人。待日本兵气势汹汹端着刺刀扑过来时，我略一蹲身，一下就将手里刺刀捅进他的侧腹，这个日本兵就歪歪斜斜地倒下来，由于这日本兵站的是有利地形，我的右大腿也被刺刀划了一小口子。刺死一个后，我向第二个招招手，说“来来来”，叫他过来，这个日本兵胆怯了，不敢过来。我看他不敢过来，就跳进了日军的战壕里。过了会儿，这个日本兵看看我不见了，又到这战壕里找。我靠在战壕上装死，步枪斜倚在身旁，右手却偷偷把住扳机。这个日本兵是个新兵，没有经验，看到我一动不动，就伸手想拿走我的枪。我看他抓起枪管，手一扣扳机，就把他给打死了。第三个日本兵见状后，就再也没敢过来。
  此时天已经全亮了，四周全部都是敌人，已经没有退路的我，只能留在战壕里，而这时我枪膛里只有三发子弹了，在打光后终于被同时扑上来的三个日本兵抓住。他们看看我穿的衣服上标的是上尉军衔，嘴里就哇啦哇啦叫：“是个大尉，是个大尉。”（注：日本尉官中最高级别的军衔称作大尉，但他们不设上尉，大尉是高于中尉一级的军官，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上尉。王守惠当时在黄埔军校里学过些日语，能听懂粗浅的日语。）就没杀我，而是把我押到山上的树林里，用绳索把我连脚和身体一起紧紧捆在一株树上，而与我同时被俘的两名勤务兵和其他一名士兵都被凶残的日本兵砍了头。我刚被俘时，在树林里还听到山下的冲锋号不停地吹着，知道我军还在进攻。当时我军一发迫击炮弹打在我身边不远处，炸死了一匹日本军马，溅起的马血泼在我身上，把我浇成了血人一般。但是没隔多久，阵地上就悄无声息了，估计是因为敌军增援而后撤。
  战斗结束后，我被迫替一名日本军医背背包，跟着日本的部队行进，所到之处，看到日本兵杀人、放火、抢掠，无所不为。有一次，日本人经过一个城镇时，将被残杀的农村老妪肚子上插着刺刀，放在“琴椅”（一种四脚的小长方椅）上随车游行，又将无辜的婴孩刺死后挑在刺刀上招摇过市，在老百姓面前炫耀威力。我当时看到真是肺都气炸了，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至今想起来还是不能释怀。
  当时和我差不多同时被俘的国军官兵还有好多个，被日本兵强迫用门板抬日军伤员。如果在走路时，不小心抬翻了，旁边押解的日本兵就会拿着铁条在每个人腿上狠狠地抽一下，铁条一抽就是一道血痕。被俘的官兵在途中被日本兵用刀劈死、用刺刀刺死的也不在少数。我随着日本兵撤回到金华后，就被投入到金华监狱里。当时监狱里关满了中国被俘的官兵和平民，足足有几千人。许多人身上有伤，又得不到医治，身上都是脓血，气味非常难闻。而监狱又没有给犯人提供食物和水，大家怨声载道，纷纷要求监狱看守能给他们吃和喝的。日本人过来说：不许再吵，再吵就用机枪扫了。但是疼痛难忍的犯人还是禁不住大声呻吟，惨无人道的日本人竟然真的就架起机枪进行扫射。我当时关在靠近门口的一间监牢里，监牢里有一根大柱子，见状后急忙躲到柱子后面才没有被打中。此次机枪扫射打死了非常多的犯人，随后我们这些幸存的犯人单单抬死尸就抬了整整半天，尸体也没有进行埋葬，都随意丢到半山腰上。
  我关在监狱后的第四天，日本人在监狱的大操场上打了很多根桩。我当时还纳闷，日本人要做什么呢？不料，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被拉出去捆在木桩上在烈日下晒。当时正是七月初，太阳非常地毒辣，又没有水喝，我捆在木桩上，只能低着头任太阳暴晒，真是苦不堪言。而那些负伤体弱的犯人熬不过去了，相继含恨死去，仅这一天，就被活活晒死了300多人。
  我在金华监狱关了四个来月后，又先后被押送到杭州清波门和诸暨。后在诸暨期间，被当时第三战区的政治部地下工作者搭救，逃了出来。
  虎口脱险后，我来到浙江松阳，找到了七十九师，师长一开始看到我也很是高兴。但考虑到我毕竟陷敌七个月，一时难以甄别，就劝我先回去等待消息，我就请假回到了家乡。我回家后才知道，部队以为我早已阵亡，给我家发了阵亡通知书，同时政府每个月也都给我家里发抚恤金。大概又过了三个多月，部队通知我上去办理复职手续。但此时日本人已经投降，其后部队官兵也大量复员，我也就不想再回部队，打算就在家里做点生意算了。
  一直到1946年12月，内战蜂起后，才和同为黄埔军校十七期的当时也同样在家乡的顺溪人陈群一起，被重新召回部队。我到了复员军官十七总队二十二中队接受短期训练，其后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干训班、独立第二旅、天津警备司令部任职，最后在担任326师师部上尉参谋时，天津解放时，被解放军俘虏，送保定学校教育两个多月后释放回家。我回到家乡，1950年在平阳县马站小学（今属苍南）任教一年后，就被处理回家，从此一直在家务农。
  如今闲来无事，我也会常常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于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我始终不能原谅，至今想起来还切齿痛恨。而那些在抗战中为了民族存亡而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战友，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年轻的充满英气的脸庞，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战友的怀念之情也与日俱增。虽然我在抗战中历经磨难，吃了无数的苦，但和这些英年早逝的战友相比起来，我能够活下来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我们在河南灵宝山区狠狠教训骄横的日寇
  ——黄埔军校十八期步科毕业生曾玉铭
  我1920年3月出生于闹村乡和平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还在读高等小学。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对我们国家的肆意践踏，激起了所有中国人的满腔愤怒，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更是使国人悲愤万分。我当时在学校里，教我们的先生每每讲起国事都痛心疾首声泪俱下这些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也给我们年少的心灵播下了爱国主义种子。
  我小学毕业后，到了金华参加补习，一年多时间取得了初中文凭。1940年，黄埔军校来到金华招收学员。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当时19岁，听到这一消息后，就和平阳宜山的两位老乡一起报考黄埔军校。记得当时的题目也很简单，譬如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有考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我考入黄埔军校后，到了西安王曲留村的黄埔军校七分校学习，成了黄埔军校十八期十五中队学员，当时的军校的主任是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胡宗南。
  1943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十六军预三师第一团二营七连第二排担任少尉排长。当时的十六军布防在陕西的韩城、合阳、大荔一带，我们的部队布防在韩城的黄河渡口——榆林渡。黄河以东是山西省的河津，当时被日军占领。因为部队驻地靠近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著名爱国歌曲《黄河大合唱》成了我平时最爱唱的一首歌。时间过去六十多年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熟悉的旋律还经常围绕在耳边，让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
  1944年4月18日，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5万余日军，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强渡黄河，向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开始。
  会战开始后，我所在部队也奉命调到灵宝一带山区布防，凭险布阵，迎击日军。我们一到防地，就忙着构筑工事，砌地堡、挖战壕，足足准备了一个来月。
  在此次会战中，由于国民党军疏于战备且指挥失当，大部分溃不成军，5月25日，日军占领洛阳城。紧接着，日军挟胜利余威，从洛阳地区继续西进，妄图由洛阳经灵宝叩潼关，直捣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西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战士们士气高涨，个个摩拳擦掌，把刺刀磨得雪亮雪亮，准备以逸待劳，狠狠教训一下骄横的日军。
  灵宝一带的地形属于黄土地带，地面沟壑纵横。当时我们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在阵地的前面是一条有100多米宽的深沟——梧桐沟。日军进攻是在6月初的拂晓时分，看到敌人上来偷袭了。一声令下，我们端起手中的武器就猛烈开火。当时天还没亮，我们只听到沟的那边被打得“哇啦哇啦”的乱叫，看不清楚人。敌人在吃了大亏后，用炮火对我们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由于我们工事做的很好，部队伤亡不大，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知道在我军的猛烈火力下，日军伤亡惨重，但到底打死了多少鬼子却不清楚。和日军相比，我们部队虽然伤亡较少，但打仗总会死人的，在战斗中，第七连的指导员、第三排的排长英勇殉国，我所指挥的第二排也牺牲了两人（当时一个排有50来人）。天亮后，我们看到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当时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气味非常地难闻。后来从战报上获悉，这一次战斗，光我们这个阵地就消灭了有几百号日军，并缴获了日本的大量战马。
  因为担心敌人进犯潼关，为充实潼关守备力量，在完成阻击敌人任务后，我所在的部队撤出了战斗，开赴潼关。但经过这次战斗后，日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进攻，在死伤累累后撤回去了，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灵宝大捷。据史料记载，在此次战役中，中国第一战区和第八战区部分部队在豫西山区的灵宝、阌乡一线与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展开激战。敌人一次次发起冲锋，虽然每次都丢下死尸惨败而回，战斗中，中国军队的伤亡情况也极为惨重。战役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军队阻击了日军西犯潼关威逼关中的攻势，从而稳定了西安和大西北后方。
  1944年下半年，我调到了重庆军委会中央干部训练团训练了一个月，干训团的教育长是罗卓英。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驻印军和援缅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盟军大量来华急需翻译，决定发起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蒋介石特令蒋经国和蒋纬国参加远征军服役，一些省市县的长官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去报名，报纸、电台对此大加宣传，使不少知识青年受到了鼓舞。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厅等中央机关内的知识青年，很多人也都响应从军运动纷纷报告参军。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举起拳头，激动地发出了令青年热血沸腾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此这一口号响彻国统区。
  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12万名知识青年，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训练，训练期限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庶几青年远征军能成为全国之模范军队”。依国民政府军序列，成立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下设第201师至第209师九个师。师的编制是按照美械轻装师组成的。每师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搜索连、特务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等各1个。每团3个步兵营，迫击炮、战防炮各1个连，特务排、卫生队各1个。其中第203师，师长广东人钟彬，5800多人，驻四川泸县，我于干训团训练结束后，分配到该师608团第一营第一连担任中尉排长。当时我这一连队三分之一来自西南联大，三分之一来自四川射洪的国立十八中，其他三分之一是来自其他学校的。
  由于当时临近抗战结束，除了1万余名青年远征军经过短期的训练，远征印缅，在打通滇缅战略公路的作战中大显神威，立下了赫赫战功外，包括我所在部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兵既没有参与“远征”，也无缘参加国内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青年军各师官兵大部分也就复员了。
  和我一起固守阵地的步兵连官兵全部殉国
  ——黄埔军校十八期步科毕业生陈允相
  1921年2月我出生于平阳顺溪，1934年，我小学毕业后，跟随堂兄陈柏村少将来到武汉，就学于武汉大学附中。附中刚刚毕业，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啊，当时每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都想着报效祖国，我也毅然投笔从戎。当时姐夫吴重光刚好在第五战区后勤司令部兵站仓库担任少校库长，在他的引荐下，我到了仓库担任军需上士，负责采购军需物资。
  从1938年开始，日军对武汉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那时候几乎天天拉警报，众多无辜的平民被炸死炸伤。1938年春的一天，天还下着雪，我在武汉的武昌南湖一所学校里（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所在地）。空袭警报响后，我看到三架日本侦察机在上空盘旋后离去，随后，就先后看到九架、十二架的日本轰炸机前来轰炸。当时那个学校很大，都被炸光了。我亲眼看见炸弹下来后，在我前面一座房子整个倒塌下来，死了很多人。为了埋葬这些死难者，当时是军需上士的我负责去棺木店买棺材时，对老板说的是大小不管，你棺木店有多少棺材全部都来，可见当时伤亡之惨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守军主动放弃武汉。我乘坐一艘大轮船离开武汉，准备开往宜昌。当时这艘轮船上配置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船上坐满了人，估计有好几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官太太和银行的人员。我职务低微，只能坐在轮船底舱。
  轮船从汉口码头出发，沿江而上，驶出不远后，三架日本侦察机呈“品”字状飞来，船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立即向敌机开火，我们也都高声叫喊助威，希望能够打下一架来。日机没有打下来，飞走了，没曾想到的是，不久就有九架日本轰炸机飞过来，专门对着我们乘坐的这艘大轮船进行轰炸。这样密集的轰炸，船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根本起不了作用，船被炸中了，燃烧起来并开始下沉。这时轮船驶离汉口码头才两个来小时，到了不到一百里的上游一个叫“金口”的地方，当时轮船距离岸边只有一百米左右。此时整个轮船一片混乱，救生船、救生衣都被地位高的人抢光了，我想在轮船上是死，跳江也是死，反正是死，说不定跳江还有线生机。我不会游泳，想想铺盖还有些浮力，就抱着铺盖跳下长江。一跳下去，铺盖就脱手了，人沉了下去。一会，借着水的浮力又浮了上来。此时慌乱中的我看到前面刚好有个游泳的人，就一把抓住他的脚，不管他怎么踢，死也不放，结果就被他带到了岸边。到了岸边时我已经筋疲力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足足过了两三个钟头。大难临头，各奔东西，当时活着的人都争相逃命了，所以我连当时救我的恩人是谁也都不知道。
  这次轮船被日机炸沉，死难人数非常的多，除了部分死在船上的，大部分淹死在长江里，即便是侥幸游到岸边的也遭受到日机机关枪疯狂扫射，伤亡很多。当时江面上到处都是尸体，情形真是惨不忍睹，我估计这艘承载几千人的大船最后能得以生还的人很少，我能在此次大浩劫中活下来，真应算是命大了。
  亲身经历了这些浩劫，我们对日本人结下的仇恨真的可说是血海深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萌发了去投考黄埔军校，学好本领上前线更好地打日本鬼子的念头。
  1939年底，年我投考黄浦军校武汉分校，就读于黄埔军校十八期步科。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经迁至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县，改名为第二分校（又称武冈分校）。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得紧张时，我们这些黄埔学员原先准备开到前线参战了，后来在临行前又接到上峰命令，不需要我们上前线。我在军校里刻苦学习军事技能，拼刺技术之高可以和拼刺教官一决高低。而对于重机枪我也是非常得熟悉，即使眼睛蒙上黑布，也可以在几分钟内独立完成枪械拆卸和安装。
  1943年初我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99军99师92团第一营重机枪连担任重机枪排少尉排长。记得当时的师长是朱志席，团长是湖南人吴魁。
  1944年5月27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向长沙攻击，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此时我已经是重机枪连中尉副连长，当时我们的编制是一个营配备一个重机枪连和三个步兵连。我带着一个重机枪排在一个步兵连的配合下，守在湘阴县湘江边一个叫“堆山嘴”的小岛上。岛不大，有一座桥和“云田”相连，我们重机枪排的两挺需要四人抬的重机枪就安放在小岛高地上，下面是步兵连构建的阵地。
  6月初，日军于汨罗附近强渡汨罗江后，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进攻我99军，日军大概一个大队（相当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我防守的阵地。这是我黄埔军校毕业后第一次上战场，说实在的，刚开始的时候那确实是怕的，但是战斗开始枪一响就忘记怕了，我们就知道打，拼死和日本人打。日军发动了多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日本兵也是非常凶悍不怕死的，我们占据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扫射，日本兵一批批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冲锋。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不仅出动了飞机大炮对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连毒瓦斯都用上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因为前几次会战我军吃了日本人毒瓦斯的亏，此次在坚守阵地时，我军吸取教训，给每个战士都配备了防毒面具，所以没有中毒。
  尽管敌众我寡，但我们作战十分英勇，一直牢牢坚守在阵地上，整整守了两天两夜。经过殊死的战斗后，到了第二天晚上时，整个步兵连的官兵全部壮烈殉国了。当时我在夜幕中不时还听到步兵连的残余伤兵的呼救声，凶残的日本人冲上来后竟用刺刀将这些伤兵活活刺死。步兵连拼光了，失去步兵的配合，我们重机枪已经不起作用，如果不撤退也会全军覆没。我就跟班长说：我带着五个人留下掩护，你们马上抬着重机枪撤到江对岸去，用重机枪封锁住这座桥。
  不一会，日本兵冲上高地来了，我带着四名战士用密集的手榴弹炸死了好些鬼子。最后短兵相接，我们和鬼子拼上了刺刀。我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拼刺技术很好，这时可派上用场了。我用刺刀接连刺死了几个鬼子后，果断地向向围上来的鬼子投出了一颗手榴弹。乘鬼子连忙卧倒时，我扑倒后往高地这边山坡就势一滚，滚下来就是桥了。我在和鬼子拼刺刀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左大腿内侧也被鬼子刺了一刀，不过当时根本不知道疼，一直跑过桥，安全抵达自己部队位于“云田”岸边阵地时才发现。
  我来到后续阵地时，看到营长已经在那边等了。他对我说：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要你们重机枪撤下来守这座桥，你能及时下来很好。今天晚上你们要守住湘江，不要让日本人过来。
  我在简单地对伤口进行包扎后，就投入了战斗。此后我们重机枪连又转战各地，前后一直打了一个来月。此次会战我所在的部队伤亡非常的大，以至于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我们的部队撤到了咸阳修整时，队伍都集中不起来了。而此时，军部看到我受伤了，就让我回乡养伤，所以在这次会战中整个部队具体伤亡情况我也就不清楚了。
  我离开部队，走了一个来月，回到了家乡养伤。在家里呆了三个月后，伤口痊愈了。期间平阳县政府要我去自卫队当队长，我没有去。后来我到了永嘉县公安局督察员兼巡官，当时的永嘉公安局设在永嘉枫林。我任职不久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于1945年年底前后动身去上海。
  到了上海后，一时找不到熟人，我取出“黄埔军校毕业证章”别在胸前。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见到这个证章往往都会主动前来招呼，相互之间都是以同学相称，十分亲热，而且遇到困难都会相互帮助。不久我就遇见了一个黄埔军校17期的乐清同学，在他的引荐下，我来到位于上海昆山县山高水长路的军政部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直属第二粮秣仓库，任上尉库员，接收日军的物资……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国民党军人参加过抗战，曾经打过日本这样的事实都不能公开说的，不然又会被人责骂，无端招惹来麻烦。好在这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政府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功绩已经予以了承认，政府对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生也很关心。当年为赴国难投笔从戎，抗击倭寇奋勇杀敌的那段岁月，也是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