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前几天，我们去看望张禹先生，问起“胡风集团案”这一历史事件，勾起了老人对尘封往事的回忆。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描述起来，历历如在眼前。他说，到今年中秋节前，自己已有三位很友好的朋友先后谢世：上海的88岁耿庸、92岁贾植芳走了，长沙的89岁彭燕郊也走了。他和耿庸结识于1938年，交往时间最长。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的患难交情，不是一般文人惺惺相惜可比拟的。
  张禹（1922—），原名王思翔，浙南平阳人，当代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作家。解放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六届安徽省政协委员，《清明》杂志社编委。耿庸（1921—2008），原名郑炳中，闽南漳州人，出生于苏门答腊，逝世于上海。当代作家、编辑家、教授，曾两次获上海劳动模范称号，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张禹和温州中学几位同学到皖南投奔新四军未成，考入国民党“第三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不久，“训练团”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耿庸和张禹就是这个军官分校的同学。当时抗战开始不久，大批热血男儿为抗日救亡而投笔从戎。但他们进入军校后，便发现那里并不像他们所想像的救亡团体。在失望和彷徨中，他们便依各自的思想和爱好分化为不同的小圈子，以后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又都喜欢读书写文章，使张禹和耿庸成了好朋友；连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为之献身的热枕，都相似乃尔。军校毕业后，他们一起被分配到江西赣州。先在一家书店服务，后在《江西青年报》报馆和《文化服务》杂志社工作，俩人都当过记者、编辑。这段时间，他们热血方刚，写出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杂文，宣传抗日救亡，宣传民主进步。
  1940年左右，耿庸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参与秘密活动。张禹心知肚明，给以帮助和掩护。1941年夏，因利用赣州青年书店的条件转送中共秘密印刷品，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他们同时被江西省赣州地区专员蒋经国以“共党嫌疑”罪名逮捕入狱。不久，耿庸的父亲（时任福建省参议员）通过关系，将儿子保释回闽。张禹被关押了半年后，经查并未加入共产党组织，始得蒋经国许可，被朋友保释；他又婉辞蒋为他安排的职位，回到浙南老家。
  张禹回乡后，一度与外界断绝联系，在农村小学任教为生。当时国民党已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温州地区看不到进步书刊，政治空气令人窒息。他已记不起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耿庸已于1943年春到重庆，由胡风（张光人）介绍任重庆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社编辑，致力于剧本、杂文、小说创作，又在文坛活跃起来。此后，耿庸和张禹恢复了联系，寄赠了许多文学新书，鼓励老同学重新搞创作。在耿庸的鼓励和帮助下，张禹又恢复了昔日的政治信念，重新拿起笔来，向浙江几家报刊投寄杂文、随笔、通讯、诗歌等，揭露黑暗统治，抨击反动言论。一部分作品由耿庸介绍，刊载于重庆的《大公报》、《希望》。由于所写的文章泼辣大胆、笔触犀利，引起读者的共鸣。渴籍已故的诗人唐湜曾在论文中称张禹是战时东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1945年秋，张禹的杂文《春暖花开之前》在《东南日报》见报，使平阳县反动县长张韶舞的残暴、腐败罪行大白于天下，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人皆曰贪官可杀！官方调动了军警和便衣特务搜捕作者，并密令“抓获就地枪决”。张禹避难沪上，得到耿庸的一些新闻界朋友帮助，借“卖文”度日，直到翌年3月才渡海到台湾谋生。
  1946年夏，张禹通过军校老同学的关系，出任台湾《和平日报》主笔。在“老台共”谢雪红等的支持下，他聘用了进步记者，使这份军方报纸一度成为当地民众的“自由论坛”，干预了地方事务。他还在《和平日报》副刊刊发大陆进步作家作品，率先为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铺路搭桥。在耿庸等思想影响下，他因援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点发表了《论三民主义的文化》一文，被警备司令部撤掉主笔职务。稍后，他又与著名作家杨逵一起创办《文化交流》杂志，介绍“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同时搜集整理和研究台湾本土文化史料，开展民主自由宣传。
  1947年春，台湾突发震撼世界的“二·二八”起义。《和平日报》在张禹和杨逵的主持下，支持谢雪红为首的革命群众。直到国民党军队进驻台中市区，他才从报社脱身，搭乘帆船漂泊回乡；身上除了搜集来的“二·二八”起义资料，一文钱也没有。不久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并据官方文件和统计数字，客观地报道了这一次起义，写了七、八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台湾二月革命记》（初稿题为《台变目击记》）。此书后来在上海出版，引起美国、日本学者的关注，并流入台湾成为必读史料。1947年秋，张禹为《浙瓯日报》主笔，直至1949年5月温州解放。
  张禹离开台湾前，也为耿庸留下了些朋友关系。耿庸先在一银行任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后在《公论报》供职，与杨逵等一起搞文学创作。1949年，耿庸返广州任《新商晚报》副总编。1950年在上海任《展望》周刊编辑主任、上海艺术剧院学馆和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审。张禹解放初期在《浙南日报》和《进步报》、《当代日报》（杭州）任编辑。1949年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迁至上海，谢雪红调他任“台盟”总部干事，才和耿庸在上海再度相逢。那种生死之交久别重逢的况味，大概只有他俩自己知道吧？他们又燃起了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热枕，于1950年春，创办了“泥土社”，刊编了各类图书累计数百种之多。在上海期间，张禹和耿庸接触频繁，几乎每星期都会见见面，讨论稿件、研究创作，有时也放松一下，聚在一起喝喝茶。通过耿庸，他在上海认识了包括胡风在内的一大批著名文人。由于“泥土社”出版了胡风等“七月派”作家群的大量作品，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被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出版社”，张禹和耿庸被锁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下狱。1957年，张禹又被划为“右派”，蒙冤20多年。1979年平反后，任安徽省文联《清明》编委。耿庸在牢中度过11年，平反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1985年起还在上海科技大学人文学系兼任教授。
  1980年，张禹从合肥专程赶到上海和耿庸见面。走过奈何桥劫后余生，实在感慨多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莫须有罪名没有使他们规避和疏远，反倒增进了情谊。1986年，他们一起到北京参加胡风追悼会，这是“胡风分子”幸存者的第一次聚会，相见时那么热烈、亲切，真像是一个大家庭。1989年，他们又一起在武汉参加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是第二次的集体聚会，大概不会再有第三次的聚会了。
  自从1980年和耿庸再次相会之后，张禹每年从合肥回温州探亲都会绕道上海去看望耿庸、贾植芳、何满子等一班老朋友。几十年沧桑，他们留下满头白发、满脸皱褶，但身上的儒雅之风依然未变。在谈吐之中，朋友们都流露着诚恳、友善、温厚。张禹和耿庸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耿庸叫他留下过个夜，因有琐事在身，他匆匆赶到杭州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是2007年农历正月初一。话筒里，耿庸生平第一次用漳州方言和他交谈，还好他也能听懂闽南话。他感到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此时耿庸已患“脑病”。耿庸的逝世，张禹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使他感到凄凉。朋友一个个地走了，他只能默默无语地哀痛、缅怀。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失去自由、幸福，失去写作的权利；劫后余生，没走上几步，一生就完结了。
  从张禹、耿庸们的文字中，让人获得一种确信：他们的身上是有鲁迅的骨头和血脉的。他们虽选择了苟活，却是最有尊严的人。他们坚守“现实主义”，即鲁迅说的“睁了眼看”，反对“瞒和骗”的传统。可惜中国如今虽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后现代的理论却已大行其道，这类人被视为“背时人”了。执著于真理和信念，似乎已经成了上一代人的事，如今不少人已沦为实利主义者。张禹先生平时仍然喜欢钻到书堆里，在书里寻找他的同类，他觉得自己并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