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概况：
  万全人民公社（即万全区），总面积151平方公里，耕地10万亩，人口75486人，是平阳县主要粮食产区，素有温州粮仓的美誉，正常年景，每年提供商品粮三千万斤。在1960年，竟发生饿病死亡的悲惨事件。
  一年来，全公社患浮肿病6081人，占总人口的8％。妇女闭经2871人，占总人口的3.6％。
  一年来，共死亡3481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4.6％。绝大多数属非正常死亡。在全公社12个管理区（即乡）中，有7个管理区死亡率在5％以上。在61个生产大队（即村，当时为核算单位）中，有36个生产大队死亡率在5％以上。死亡最严重的管理区，是榆垟，死亡率占8.5％。死亡最严重的生产大队，是宋桥金垟，死亡率占12.99％。死者年齿如下：1-15岁1090人，16-50岁650人，51-60岁515人，61岁以上1226人。
  一年来，破家荡产94户，卖儿卖女321人，妻离子散161户，弃婴28个，拆卖房屋2548间。宋桥管理区有605户变卖财产（占总户数的47％），变卖财产4542件。金垟生产大队162户，卖了小孩3个，房屋75间，床34张，箱30只，桌凳55张，菜柜18个，棺材15具，木板155丈，衣服54件，布票1554尺。贫农周中宣，房屋和家具全部卖光，一家五口，母女死亡，妻子改嫁，又带走一个小孩，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类似这种情况，这个生产大队就有13户。情况非常凄惨，问题极其严重。
  二、起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万全1960年饿病死亡事件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具体表现是：
  第一、“共产风”，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秋，城关镇和万全12个乡先后生成立钢城、宋桥两个人民公社，推行“一平二调三统一”，劳动力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统一使用，生活资料统一支配，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取消按劳分配，取消等价交换。将全区22000名男女劳动力分为两支劳动大军，大部男子炼钢铁，少数男子和妇女搞农业，使晚稻田间管理受到影响。11月，钢城、宋桥两个人民公社，又合并为万全人民公社。为了大办钢铁，又抽调一部分男劳动力上山伐木烧炭，导致晚稻收割劳动力缺乏，霜降开始秋收，到小雪以后才结束。由于公社规模过大，无偿平调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各生产队开办集体食堂，食堂大门口帖着：“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对联，大肆挥霍粮食。秋收结束，一边上交国库，一边食堂浪费，未到春节，许多食堂停伙断炊。练川管理区姜垟生产队是全公社中等生产队，春节前食堂停伙，每个人口只分到2.5市斤大米过年。过了春节，全队100多户就有38户110余人外流乞讨、打工，每天有30-40人到瑞安莘塍等地借粮渡荒。
  第二、生产瞎指挥，造成粮食减产。
  在大跃进中，县委先后提出39项“大办”，53项“大搞”，29个“化”，18个“消灭”。万全公社紧靠县城，“瞎指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9年4月下旬，万全公社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介绍城西割蚕豆做录肥的经验，布置全公社推广，使农民以蚕豆充饥渡荒的计划成为泡影。
  1959年11月初，万全公社在湖岭三都王生产队召开秋收现场会，推广晚稻先割后打的经验，要求将成爿田垟的晚稻，先统一割倒，后统一脱粒。结果，由于晚稻成熟有早有迟，有的尚未完全成熟，加上割倒以后风吹露湿日晒，造成损失。
  1960年2月中旬，农历正月，公社党委在练川召开早稻播种现场会，推广林步桥西岸姜自然村3亩水田早稻播种经验。当时气温在2-5度之间，寒风刺骨，没有薄膜等防寒设施，采取在秧田的西边挂草帘防寒，东边烧火坭灰保温的办法，布置全面推广。会上还听取练川管理区新任书记介绍改造落后队以“斗争为纲”的经验：“斗争斗到每亩密植4万丛，亩产2000斤；斗争斗到田无草，稻无虫”。会后部分生产队照办，结果下田谷种全部烂掉。据当时估计，全公社烂掉谷种20万斤，造成15000亩水田没有插秧，一季早稻无收。
  1960年7月29日，大暑已过6天，全公社早稻还有40％尚未收割，听到7号台风警报，公社党委瞎指挥，下达抢收早稻，割完再打的命令。各队照办，把早稻全部割倒。到8月1日，7号台风在福建连江登陆，我县降雨360毫米，使低洼田垟心田已割未打的18000亩早稻，全部被大水冲走，其余已割未打的早稻，也因割后浸水大量霉烂。瞎指挥又一次造成粮食巨大损失。
  第三、高指标高征购，大挖农民的基本口粮。
  1958年3月，县委确定全县粮食征购任务85945万吨，比1956年调整后的任务数50215吨，增加71.15％。另外又分配各地计划外收购粮食37500吨，合计123445吨。当年征购实际入库粮食87290吨，虽然只完成70.56％，但比1956年任务数多购了37075吨。万全是粮食主产区，征购任务大幅加码。
  1958年8月下旬，县委根据城西数丘早稻亩产千斤的报导，指令万全区委派出工作组，到临区乡三联村稿点，工作组用“谷囤堆砻糠，破棉垫米缸”办法，制造了早稻亩产千斤的假典型，召开现场会，强迫各村报出早稻亩产千斤的产量（其实，1958年万全区全年粮食平阳亩产只有667斤）。区委以此虚假数据增派各乡粮食征购任务。全区全年粮食征购入库2940万斤。
  1959年11月下旬，公社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汇报1959年粮食产量，公社党委先定框框，将12个管理区分成三类，第一类三城、宋桥、榆垟、临区，亩产1000斤以上；第二类宋埠、石塘、郑楼，亩产900斤以上；第三类练川、水亭、湖岭，亩产800斤以上。会上，除练川据实上报以外，其余管理区按公社党委定的框框上报。会后，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组织粮食征购入库，全年征购入库粮食3185万斤，比上年增购245万斤，增购7.7％。实际平均亩产只有582斤，比上年减产85斤，减产12.7％。一减一增，1959年全公社挖了过头粮705万斤，直接导致1960年饿病死亡事件的发生。
  1960年8月，早稻登场之日，本是农民饱食之时，谁也料想不到，天灾加人祸，造成早稻大减产，却又虚报产量，强迫农民送粮入库，早稻粮食征购任务虽未完成，但已挖了过头粮，使部分生产队食堂停伙，农民家中断粮。不少农妇到田里捉青蛙、拔野草充饥。就在早稻登场的8月，全公社死亡511人，患浮肿病3000余人。
  第四、部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一大批讲真话的干部遭受打击，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广大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1958年1月至1961年底，全公社受到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脱产干部有44人，不脱产干部、党员97人。而部分干部、党员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1958年1月9日，温州地委书记处书记带领工作组，在城关考棚召开万全五个直属乡干部反右整风会议，当场改组了城郊乡、石塘乡党组织，撤了上述两个乡杨化岳、邓伦聒、郑惠民、方培生、姜益贵、蔡其均六人的领导职务，在万全开始反右批右的整风运动，为吹嘘浮夸、强迫命令开了绿灯。
  1959年9月16日，公社主任和石塘管理区书记进驻石塘垟教搞早稻征购扫尾工作，制造了强迫命令的“三大回合经验”：第一回会，整干部，搜粮仓，强迫送粮4000斤；第二回合，捆绑牛东，软禁干部，强迫送粮18000斤；第三回合，五更时分，在男女老少哀求声中，强抢粮食5000斤。公社党委书记还在管理区书记会议上进行推广。
  1959年12月30日，万全公社在水亭杨老爷殿召开三级干部千人大会，公社主任把万全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孙悟空，敢于斗争；第二类是猪八戒，只讲不斗；第三类是唐僧，敌我不分。会上表扬第一类干部，批评第二类干部，批判第三类干部。把练川管理区书记方培生当作右倾典型，组织13个人上台作批判发言。会上公社副书记还分配斗争任务：在三天内，每个生产队至少要斗争3-5人。会议结束以后，各地纷纷寻找斗争对象，全面展开斗争群众的运动。1959年以来，全公社被斗群众800多人，其中石塘管理区153人，宋桥管理区146人，宋埠管理区132人，练川管理区111人。
  万全公社党委还大力表扬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干部。在征购粮食时，曾经拿刀威胁、捆绑群众的石塘管理区书记，公社党委错误地给他颁发“方向明确斗争坚定”的奖状，并且召开现场会议，加以推广，使强迫命令合法化。许多干部错误地认为不斗争，“方向”就不明确；不打人，“斗志”就不坚决。使整个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宋桥管理区十个脱产干部，没有一个不违法乱纪，连平时一说话就脸红的信用社女会计，也动手斗争、罚跪9个人。除了斗争，全管理区还吊打85人，因斗争、吊打、逼迫致死34人，罚款73户3252元。扣饭现象更为普遍。湖岭管理区书记，冬天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劳动，谁不照做就要挨斗。瑞安仙降一个妇女路过看到，咀里“啧啧”两声表示同情，也立即被拉上台去斗争。石塘管理区书记亲自出马，斗、打群众43人，斗后气饿致死2人，自杀1人，重伤3人。1960年7月23日，宋埠管理区强制正在集中治疗的47名浮肿病人，下田收割早稻，当场昏倒4人，43人病情加重，到8月中旬，47人中有37人死亡。练川鲍垟农民陈××，被吊饭桶，不给饭吃，气愤填胸，悬梁自尽。石塘岙底富农沈××，派款100元，交不出钱，上吊自杀。练川鲍垟农民杨××，干部说他没有完成桥墩水库义务工，食堂不给饭吃，他去食堂偷了4斤大米，被抓住以后，打倒在地，撬开咀巴，灌进人粪，没几天身亡。真是惨不忍睹，骇人听闻。万全群众饿病死亡就是在这股恶风中发生的。
  三、善后：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三条），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允许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动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明确一乡一社，规范人民公社的各项工作。＜十二条＞和＜六十条＞一直发到生产队党支部，安定了人心，煞住了歪风。但平阳县委领导对万全荒饿病死事件仍未正确对待。
  1961年3月15日，平阳县委将全县三年来敢于抵制县委错误，敢于反对“五风”的13个所谓右倾分子（都是管理区书记），送往温州地委干校，名为学习，实为软禁，原定一个月，延长至四个月。
  同时，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寻找替罪羊。县委书记亲自出马，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配合地委工作组，进驻宋桥、石塘、练川、榆垟、宋埠，开展反“五风”运动，先后批判、斗争了基层脱产干部10多人，让群众出气，把万全荒饿病死的责任推到基层脱产干部身上。
  同年4月18日，县委在党校召开万全干部整风会议，200余人参加，又一次推托责任。县委书记说，万全历来比较落后，田多劳力少，耕作落后，产量不高，国家征购任务不完成；1959年冬以来，重用了一批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干部；县委犯了官僚主义，群众观点薄弱的错误。县委书记这种态度，激起到会干部的愤怒和不满，他们立即发电报给党中央。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共中央毛主席本公社严重产生饿病逃荒死尤其死者达3400余名但县委公社党委烂掉不理到会党员悲愤填胸誓不散会故请火速亲派包公来平为民伸冤报仇浙江省平阳万全公社到会全体党员。县委发觉以后，派人到邮电局把电报扣下，没有发出。会后，万全干部群众继续接二连三地上书温州地委、浙江省委、中共中央，引起上级重视。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几次到地委干校向正在学习的敢于反对县委错误领导的干部了解情况，到当地调查事件真相。
  同年5月10日，县委向省、地委写了关于万全公社严重饿、病、荒、死问题的检查报告，作了较为全面的检讨。不过仍然没有触及高征购，挖口粮这个要害问题，全县高征购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
  同年9月2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会期26天。第一阶段，出气，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照三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县委、公社党委的缺点错误，把所受的冤气都放出来。第二阶段，布置工作任务。宣布取消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自留地长期不变。第三阶段，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组织机构。县委书记朱廉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亲自给金乡公社老城管理区书记顾耀池和万全公社练川管理区书记方培生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对其余处理、批判错了的109名同志，分公社表示道歉，给予平反。万全公社有15名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得到平反。对犯有错误的12名干部，除个别性质严重的给以应得处分外，均由上级领导承担责任，免予处分。最后一天，宣布体制改革，调整领导机构。撤消万全公社，恢复万全区党委、万全区公所；管理区改为公社（以乡建社），成立公社党委会、管委委。并逐级公布区、公社新任领导干部名单。
  同时，根据中央甄别平反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对1958-1960年在整风、整党、反右派、反右倾和大办钢铁、大办公社、改造落后队等运动中，完全处分错的260名干部、部分处分错的180名干部、不该批判而被批判的96名干部及调离单位长期没有确定职务的42名干部，分别给予平反、纠正、恢复名誉、落实工作。另外，县委对几年来被处分、批判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2500多名（大部分无材料、无手续），进行审查甄别，其中1413名属于批判处分完全错误或基本错误，占56.5％，也分别宣布给予平反。
  至此，万全公社被错误批判、错误处分的干部、党员，包括脱产的和不脱产的，基本上得到平反、纠正，落实了政策。对社员群众，被错误批斗迫害而家庭困难的，也给予一些经济救济。万全公社饿病死亡事件的善后工作，到此告终。
  （根据方培生《1960年万全地区发生饿病死亡事件纪实》和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