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张鹏翼先生（1898-1996）历经一个世纪风风雨雨，坎坷苦辛，大器晚成。他是根植于东瓯文化沃土的一株高大的树木，崛起于日夜浪淘沙的东海之滨，而今绿荫还在摇影：以其人品、书品、诗品，为人们激发追求文化理想的激情与能量。
  张鹏翼先生字自怡，号养拙、忍默居士。1949年前，曾任平阳中学、浙南中学国文教员。尔后，长期作为编外人员在平阳图书馆打工，月薪仅20多元。直至1981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员后，他才有固定收入。青少年时期，先生从当地学者刘绍宽、王鼎铭先生学古文、学诗，兼练书法。他自少小临池，寿臻百岁而不辍。他“从欧阳询《化度寺碑》入手，博览名家法帖，先后对孙过庭《书谱》、李北海《岳麓寺碑》、怀素《自叙》等下苦功，博学众长，从中领略书法之奥妙，写出笔致挺拔、气势纵横的风格来”。先生自言：“练书法就像打太极拳，运气入静，万虑皆消，富有禅味。鸡毫作书有柔中带刚的效果，功夫逾深，效果愈好。若能心到手到眼到表述自己个性，便可达到自怡的境界”。50岁以后，他专以鸡毫作书，率意任真，浑厚苍劲。他的书法作品在日本、绍兴等海内外多次展出，并在《书法》、《书法导报》、《浙江文艺报》、《北斗》（新加坡）等报刊上发表，还在国内有些风景名胜区留下墨宝。1989年，浙江省文史馆和县文化部门为张先生举办了书法作品个展。展出的上百幅精品，显示了先生几十年笔墨耕耘的成果。他为振兴瓯越书法事业的贡献，得到国内外书法权威的一致肯定，被誉为“用鸡毫作书的大家”。他的大作在第五届全国书展上作为特邀作品展出，获得顶级荣誉。在文化部主办的国庆50周年全国书法系列大展中，他的大作被作为近50年书法名家作品展出。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温州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温州市诗词学会顾问，传略收入《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多种辞书。书法作品集有《张鹏翼书法作品选》、《张鹏翼书前后赤壁赋》等，还有诗集《紫霞馆诗存》。
  张先生是书法家，也是诗人。他早年参与刘绍宽、黄梅僧、鲍潜、王理孚、周喟等组成的无闻社、戊社、筠社、芸社等诗社活动，晚年参与温州城区梅冷生、方介堪、王敬身等组织的“东山同人雅集”活动。“文革”期间，他与苏渊雷先生酬唱频繁，而今成了横阳民间的美谈。他认为自己的诗是以杜诗为宗的；说杜诗体兼众妙，得一体便足各家。他后期的诗，也受黄庭坚轻快笔调的影响。他年轻时学李商隐，晚年却全无义山之绮丽；“盖善点化者，不拘泥于一家，始能自立门户”也。《紫霞馆诗存》中佳句叠出，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有时虽也用典，但属明白如话一路。每每与先生见面，读他的诗，很有“诗如其人”之感。面对人生的无奈，他在诗中表现出一一种随遇而安、自我解嘲的生存态度。先生字自怡，使我不禁会想起张中行先生的《说梦草》中的《自怡悦之什》来。他以恬淡笔调写深情厚意，感时叹逝而又高旷清冲。如《自题肖像》“岁月去匆匆，行年九十翁。平生学所得，小技愧雕虫。养拙存吾道，嗜书甘作慵。所欣沾雨露，老朽转春容”。“匠心默运先规矩，诗貌分明有瘦肥”（《和菊叟作》）；他是规规矩矩地写诗的，写的诗也有“肥瘦”之别。“只觉平生多苦语，诗成差似孟郊寒”（《除夕答友人》）；他也承认自己是苦吟先生。在他的“有涯岁月为诗崇，强半光阴被墨磨”（《除夕吟》）等诗句中，一个一生在诗书之道上刻苦求进的“驴友”形象呼之欲出。“文革”后拔乱反正，他已耄耋之年，仍与国家民族共呼吸共欢欣，放歌曰：“一笑今吾真快意，白头犹得见明时”。
  1949年后，先生虽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却无纤尘耿介于怀。旷达乐观，加之书法涵养之功力，成为他长寿之保证。他每每声轻语重地对我说：遇事勿急，欲速则不达；门前大猫走来也勿慌，先看看是雄还是雌。背后勿讲人，讲人就是自讲自。写诗写字做文章，切切勿骗外行人，骗外行人就是自骗自，臭显！张先生百岁华诞庆典上有对寿联曰：非凡书品清于水，坦荡襟怀敞若风。此“水”此“风”，正是他一生人品书品的写照。杨奔先生说：观其字，读其诗，见其人，浑然一体，灵气相通，如光风霁月无所隔滞，此真吾师也！张如云先生说：鹏老沉静守默，树德桑梓，以自己的学问、道德赢得人们的尊仰。我想：无论是温州书坛和诗坛的人，乃至所有认识张先生的人，都会认为他们的话是中肯的。
  我是和张先生吵了一架才认识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有人教我去县图书馆抄报纸上的企业、厂矿名录发业务信以求生路。先生那时保管报纸，我就向他借来合订本边查边抄。正当我抄得不亦乐乎，背后伸来一只手用力地抽走了报纸。我回头一看，张先生急得胡须抖抖动，讲：“你，你不老实！是讲借去看的，怎奈会抄单位名录发业务信做生意啊？”并叫我把已放在衣兜里的小本子交给他。我不肯，于是两人就大声地吵起来了。我死也不拿出来，他也只好作罢。后来我与苏渊雷先生接触多了，他和苏是莫逆之交，跟我也就好起来了。有次在苏先生处吃酒，我和他讲笑：“‘民以食为天’，你报纸还肯不肯借？”他摇摇头，依然正色道：“我不敢支持投机倒把……”真令人忍俊不禁！他对于行为道德评价依据的理念和关于利义关系的观点，由此可见一斑。要正确看待他人的行为道德，谈何容易。
  后来先生不再在图书馆干活，却声名鹊起，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书家乎？诗人乎？学者乎？皆可名之。向他买字，每幅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虽然还住在文化馆边厢，却也冠盖袷衣纷至沓来，门庭若市。有位高官也亲临他的床前求赐墨宝以纪念。先生在80多岁时，还是“却喜门前雀可罗”的。正月初一去他家拜年，连藤翁、张帆兄、王峰君和我在内，还凑不足一桌人。先生住一间仅30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矮屋：前后隔成两间，一为卧室兼书房，一为厨房兼方便之所。门朝路口，靠窗摆放着一张较大的长方桌，桌上摆着纸、笔、墨和砚台。靠墙西向铺张床，床上书当枕头。几十年如一日，先生就是在这个小小天地里“练功参道”，经受了多年寂莫之火的细煎慢熬，用黄山谷道人所谓“用三文买鸡毛笔书之”的鸡颖，开拓出一片满溢当代墨香的新的草书天地，找到了发挥自己的最佳位置，并无限地延长了自己生命。我不懂书法艺术，欣赏他的大作只是“跟着感觉走”。凝望雪白宣纸上那些飞舞的汉字符号，我仿佛潜入一个空旷、宁静的世界。
  先生已往矣！他在新旧文化撞击中打上时代烙印的人品、书品、诗品，不是值得我们温州人为之景仰，为之沉思吗？
  写于鹏老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