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南昌人徐映台新任平阳知县，胆大妄为，不顾律例，擅自增派田粮额数，并在荒春三月芒种插田季节向农民强行征收，致使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灵溪岱下生员庄以莅，目睹徐映台这种非法行为，义愤填膺，秘密搜集徐映台犯法证据，准备向上控告。徐映台得知消息，即于四月十八日亲自带领衙役到灵溪大门踏碓厂旁捉拿了庄以莅。庄以莅之子庄正甸尾随呼救，拳师许鸿志挺身而出，抢回庄以莅，映台伤臂，此即民间广传之“大门打官事件”。徐映台回县后，火急上报温州知府杨大鹤，声言庄以莅、许鸿志“聚众抗捐”、“夺犯殴官”。杨大鹤见报即“通禀督抚”，上报浙江抚台清安泰与闽浙总督阿林保，诬称以莅“纠众数千人，夺犯殴官，居然民变”。阿林保和杨大鹤有师生之谊。接杨大鹤急报，即下达对平阳“民变”实施“平乱弹压”加急批文，并向朝廷上奏“灵溪民变”折子。嘉庆皇帝闻讯大惊，即御批“查明事由，惩首抚众，速办”。接圣旨，阿林保派时任汀漳道台的百龄赴平查办。
  百龄（1748—1816），清汉军正黄旗人。本姓张，字子颐，号菊溪。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嘉庆五年（1800）出为湖南按察使，调浙江，历贵州、云南布政使。八年（1803）擢广西巡抚。十年（1805）调广东巡抚，寻擢湖广总督。“两湖多盗，下令擒捕，行以便宜，江、湖晏然。”因事被劾，“议褫职遣戌，帝厚之，命效力实录馆。寻予六品顶戴，赴福建治粮饷，事竣，授汀漳龙道。”（据《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赴平查办“大门”案，正值百龄处宦途低谷期间。对百龄来说，赴平阳查办一事，只是其官宦生涯中牛刀小试的一桩平常差事。然而此行对于该案查办走向的影响，又引出林钟英告御状的案中案，促使官场“地震”，是其始料不及的。
  百龄从福建入浙境，温州协营副将率兵四百谒见。百龄急遣他们回营。副将尚犹豫，百龄顾盼左右兵将，说：“若地方百姓闻到风声生出事来，先断主张用兵者的头首！”兵将听后轰然而退。浙江抚台清安泰，亦派遣按察使朱理前来协助。百龄劝阻说：“我奉总督差遣，一切遵照总督所交代办理。此案未经查勘事实，言称数千人作案，诛戮必然会广。托转告清公，不必大惊小怪。”遂仅带随从数人，前往灵溪大门踏勘“夺犯”现场。只见其地东阻峻岭，西昂深溪，南北均涂田，可屯处不及一亩，则“数千人”之说不攻自破矣。身临其境，人告庄以莅被捕时，望见有人大声呼救，亦在情理之中，“预谋纠众”之误亦解，而以莅之非“为首”更见。通过勘查，百龄明确压根就没有“民变”的影子。回福州后，即如实向阿林保禀报，阿林保顿足大呼“杨大鹤误我”。此时，庄以莅、许鸿志已抓获。由于嘉庆皇帝已作“惩首抚众”御批，百龄和阿林保商定，平阳之事，只好将错就错。八月，庄以莅受绞刑（按例生员保留全尸），许鸿志被斩首，蒙不白之冤。为了尽量缩小事态，徐映台私加田粮一事不宜再提。否则此案定为“官逼民反”，原拟上报“民变”则为欺君。
  百龄赴平调查“大门”一案，并没有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明知庄以莅、许鸿志冤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皇帝威望和各级官僚的权位，依然铸成千古冤案。但是，在客观上，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恶性发展，使所谓“纠众数千”的“殴官夺犯”事件，按照钦定的“惩首抚众”总调子得以平息。史学界有人认为，虽然百龄在当时无法纠正错案，但他的议奏已很少累及无辜了。故地方志赞誉百龄“奏上如议，民命保全无数。”林钟英原是涉案的一个重点缉捕对象，又是“大门”案殃及的无辜对象。由于百龄的调查和判定，“民变”的结论被推翻，林钟英的案犯身份得以排除，使其公开告状伸冤成为可能。后林钟英以“飞祸非刑，奇冤惨案”告御状，最终引起嘉庆皇帝重视，派出四位钦差赴温州提审案犯，终于扳倒贪官十四人，徐映台枷号三个月，发往吉林乌拉克充当苦役。此时已是百龄赴平“大门”勘察三年之后。百龄先擢湖南按察使，历山东按察使再擢巡抚。嘉庆十四年（1809）擢两广总督，十六年（1811）授刑部尚书，又授两江总督。十九年（1814），又受劾褫宫衔，罢协辨大学士。二十年（1815）复宫衔，兼署安徽巡抚。是年冬（1816），病甚，卒于江宁。
  2005年，安徽作家甄远东以“大门事件”和“林钟英告状”为题材，撰写长篇小说《平阳奇冤》。乡贤周瑞金、刘际潘分别作序。周序称：“因为这个冤案起因是知县贪赃，假报民变，后面引发一系列事件、冤案，以及官场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明争暗斗，都与官场紧密联系”。“阿林保、清安泰、百龄这些史实人物，原本都是有作为的人物，也想做利国利民的事，并非全是贪赃无能之辈。只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当个人理想抱负与现实官场利益相碰撞，便必然以现实的官场利益来衡量得失，来取舍自己的行动方略。这种‘被迫徇私’的无奈与相互推诿，在封建体制下显得那么‘合情合理’，正深刻揭示了‘人治’与‘法制’的冲突，揭示出封建体制的弊端。它告诉人们，以皇权为核心的反腐，最终必然服从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平冤狱也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依归。因此，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真正改变官场的腐败，不可能真正为民做主，平反冤案。这恰是酿成‘平阳奇冤’而又无法纠正‘平阳奇冤’的根本原因所在。”大门奇冤发生200年后的今天，人们尚应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