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4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响彻云霄，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平阳市民也举行一连串的活动来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这年年底，在平阳街头角出现了一幅巨大的“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演出大型话剧《原野》，曹禺编剧，易非导演”的海报。人们奔走相告，兴高彩烈，却又疑惑不解：这“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是个什么团体？是话剧团吗？既是“浙江青年”为什么又是“边疆工作队”呢？难道是抗战初期杭嘉湖一带沦陷后流亡到边疆去的浙江青年在抗战胜利后又从边疆返回浙江路过平阳的吗？
  其实，这是一群从青田来的爱好话剧的青年，他们根本没有去过边疆，这“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只是一个迷惑国民党当局的招牌而已。
  原来，在青田民众教育馆里有一个业余剧团，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决定排演《贞子姑娘》（原名《反间牒》），其间还缺少两个重要角色无人扮演。他们找到我。我和妻子陈文楚都是话剧爱好者，一直是青田话剧舞台上的积极分子。我还在浙江省话剧团工作过，当时正失业在家。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我和妻子一起参加了剧组。在剧组里，年青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对未来充满天真的幻想，都认为抗战胜利后，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那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谈，即将签订《双十协定》，多年的内战基本上停火了。但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所以剧组里的几位主要成员都在暗中酝酿，打算趁此机会，奔赴向往已久的解放区，投身革命工作。但筹措路费和通过封锁线还是个难题，因此还只停留在空谈中。
  《贞子姑娘》的隆重演出，轰动了青田山城，取得了很大成功。于是剧组里有人提出，不妨组建一个职业剧团，依靠演出来筹措路费，一路向北，从陇海路向西，寻找机会进入解放区。大家都表示赞同。可是组建剧团需要得到国民党省政府的批准才行。于是，民众教育馆馆长高天行仗着省民政厅有熟人，自告奋勇前去当时还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进行活动。恰巧那时国民党政府正向浙江青年发出去开发边疆的号召，高天行就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响应号召，要求成立浙江省青年边疆工作队前往边疆工作。省政府很高兴，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并委派高天行为队长，还发给一笔很小的经费。这就是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的由来。
  45年10月初，我们11名青年组成的“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在队长高天行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温州，住进永嘉民众教育馆——温州鼓楼屋顶堆放杂物的阁楼上。那时，我和文楚已经有了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为了追求真理，实现去解放区的愿望，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带着孩子参加了工作队。我们在温州的生活十分艰苦。全体队员不分男女都睡地铺，自己买米做饭，小菜也很少见到荤腥，而我们的工作量却十分巨大。那时，一台戏一般只能演三四场。我们是一边上演，一边排练，日夜不停地工作。幸亏温州话剧界的朋友都来义务帮忙，当演员、借服装道具，制作布景，设计灯光，甚至协助推销戏票。在温州我们住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竟演出了五个大型话剧：《贞子姑娘》、《罪与罚》、《原野》、《雷雨》和《桃李春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以相信，当年文艺工作者的拼命劲头实在令人钦佩。由于连续演出的成功，曾使温州一度衰落下来的话剧舞台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双十协定》签订只一个多月，国民党就撕毁了协定，开始向解放区进攻，而且规模日趋扩大。与此同时，物价开始全面飞涨。我们的票房收入，除了必要的演出开支，仅能维持最低的日常生活，而国民党政府答应的经费，自我们出发以后就无形取消了。到了46年年底，从瑞安来了两名观众，称赞我们的《原野》和《雨雷》都演得很成功，说瑞安观众热烈欢迎我们去演出几场，票房收入一定不错，至于剧场，生活等都可由他们安排．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在温州演出，收入虽然还不错，但投入的成本也高，到瑞安去一趟，演的是老戏，不需要更多的投入，收益可能会好些，就答应了。谁知我们到了瑞安，票房并不理想。而那两位来接我们去的先生，除了头两天还比较热情，以后就不再露面了。
  在瑞安我们人地两疏，无法立脚，就想起在战时流浪到平阳仙坛寺的省第一保育院，有一位名叫张平的女教师，是青田人，曾经在青田和我们同台演出过《绯色网》、《野玫瑰》等剧目，瑞安离平阳又近，于是工作队派了我和另一位队员去平阳找她。她很高兴，并带我们去见她的保育院院长李嘉应女士（当时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李立民的女儿）。李嘉应也是个话剧爱好者。她表示欢迎我们来平阳演出，还介绍我们去见当时的平阳县长张韶舞。张韶舞也表示大力支持。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平阳。
  这时，已是47年的元旦过后即将春节来临之际，学校都已开始放寒假，我们就暂时借住在龙河小学。我们依然睡在教室的课桌上，自己买米做饭。由于物价进一步飞速上涨，我们的钱早已用光，眼看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已，文楚只得卖掉唯一的结婚戒指来维持全队的最低生活。春节前夕，各家各户都酒肉飘香，而我们却蜷缩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吃咸菜、喝稀粥。但我们依然一边加紧排练，一边谈笑风生，议论国家的前途命运，暗中查找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以苦为乐，颇有当年那些流浪民间的草台班子的味道。
  在平阳西门太保殿公演《原野》的海报打出后，就来了不少热心话剧的朋友，现在记得的还有巫冬良、林如新、陈德言、李文年、尤葆枢等人。他们前来看我们的排演，充当群众演员，还为我们借服装，搬道具，搭布景，就像温州的朋友一样为演出效力。
  《原野》是名剧作家曹禺的著名作品，主要角色只有五个，全由工作队队员扮演。高天行饰仇虎，文楚饰金子，易非饰焦大星，高如霞饰焦大妈，沙帆饰白傻子，邱文煜饰常五。记得当时前台照明用的是煤气灯，中途曾经几次发生故障，特另是最后一幕，焦大妈和常五到原野上去叫魂，在幻觉中出现了许多可怕的鬼怪，需要阴暗的灯光，要管理灯光的人员临时用色纸遮拦，以致幕与幕之间的间隔拉得很长，一直演到半夜之后方才结束，中途还下过大雨，但观众仍然不散。这次演出在刚庆祝过抗战胜利的平阳市民中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票房收入还不错，也稍稍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时间已接近47年的春节。平阳的一些朋友和保育院的一些老师都希望我们在平阳能再演几场《雷雨》，我们也同意。但是原来在《雷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繁漪和周冲都是温州话剧界的朋友，因年关临近无法来平阳参加演出。经过磋商，我们决定邀请保育院的张平老师担任繁漪的角色，周冲一角请的什么人记不起来了。由于龙河小学不久就要开学，我们必须搬出。还是张韶舞的帮忙，让我们住进五显殿街的县仓。在那里，我们昼夜加紧排练，终于在春节期间上演了《雷雨》。
  《雷雨》也是曹禺的杰作，其知名度更胜过《原野》。主要角色共八个。除繁漪和周冲外，周扑园由易非扮演，鲁贵由沙帆扮演，鲁妈由高如霞扮演，周萍由邱文煜扮演，鲁大海由高天行扮演。来看彩排的人很多，大家都交口称赞。因为在春节期间，县长张韶舞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他决定在县府礼堂公开演出，还派人帮助推销戏票。
  《原野》和《雷雨》的相继演出，在平阳热闹了一阵子，给一些爱好文艺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阳的话剧热仍持续不衰。这里曾演出过《天学第一号》、《绯色网》、《茶花女》等剧目。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个小插曲；曾饰演过《原野》中的金子和《雷雨》中的四凤的陈文楚女士此时正在平阳工作，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了她还保存着的一张《原野》的剧照，剧照的布景是焦家的中堂，后壁上悬挂着一个镜框，那是恶霸焦阎王的遗像。他身穿军阀时代的军装，头戴饰有高缨络的军帽，身背三角皮带，颇有几分蒋介石的“威武”，造反派就一口咬定她至今还保存着蒋介石的照片，给她戴上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企图反攻倒算的大帽子，连续进行批斗，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可见当年造反派的愚昧和摧残文化之残酷。
  此后，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还到过鳌江，重演了《原野》和《雷雨》。一天夜间，忽然从平阳赶来了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偷偷地通知我们，说县长张韶舞是个反共老手，杀人魔王，他之所以帮助你们，是利用你们给他装点门面，现在不知从哪里觉察出你们有赤化思想，要把你们当共产党的嫌疑分子拿办，必须迅速离开平阳。我们听了不禁吓出一身冷汗，于是就在第二天黎明前离开鳌江，回到温州，时间大约是47年4月。
  这时，内戡的战火已经蔓延到许多省份，“戡乱”的呼声甚嚣尘上，通往北方解放区的道路已全部堵死，而物价却以疯狂的速度上涨。去年在青田演出《贞子姑娘》时的幻想，至此也就全部扑灭。我们再三权衡利弊，决定解散这个名实不符的边疆工作队，各奔前程。那几位外来的队员都先后返回他们的家乡，自谋出路，从青田来的就自回青田。我和妻子陈文楚留在温州。我先到永嘉地政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转入温州新闻界。至此，热闹了半年多的浙江边疆工作队就此消声匿迹了。
  所谓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时间，并没有离开温州地区一步，但它把温州在抗战初期开创的轰轰烈烈的话剧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温州的话剧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浙江青年边疆工作队是个历史名称，离现在已整整半个世纪，现在回忆起来，许多人事都很渺茫，难免有错误不实之处，当以当时的温州地方报纸的报道为准，特此声明。
  （写于95年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