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
  平阳县工业生产门类较多，但传统的印刷业却是最主要门类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业为其它行业的兴起起着先导的作用，腾蛟、金乡（以前归属平阳）的三证、塑卡、商标市场发展也缘起于传统的印刷业。现在县境内私营、股份制的印刷业异常繁荣，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这个行业发展这么快，跟民国时期平阳县印刷业的传统基础是有直接影响的。
  民国期间，平阳县城内历史较久和规模较大的印刷业除李声初开的“李顺泰”、林焕升开的“林一成”外，还有“伟成”“亦成”“宣文”“游义盛”和鳌江的“顺泰新”“联友”、“金文泰”、“源丰”，水头的“群生”“新民”、“卢永春”等。在县城岭门的“李顺泰”印刷纸店，历史较长，它已经办了几代，到了李声初老板这一代，发展就更快了，业务范围涉及浙南、闽东北各地。这些印刷业一般还兼营文具纸张。据1938年进厂当学徒的金其云先生说，当时工人吃饭就有8桌，鳌江镇“顺泰新”，也是他开设的分号，由刘福、刘松钦担任经理。
  民国时期平阳印刷业的技术也比较先进，20年代末就有了铅印，石印和木板印刷同时进行，充分发挥了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的优势。印刷的业务主要有政府的田粮券、文件、户籍册、办公用纸、药业、棉布、糕点、招牌纸等。当时平阳的酱油很出名的，销路很广，因此，“九和酱油大王”与“叙和甘露酱油”销香港、东南亚等地，酱油的商标纸等也是印刷业的大宗业务。特别是新县长到任后，生意会好一阵子，因为需印的通告、文件要多起来。印刷业务还有学生簿册，描红字贴等，在闽北浙南有很大销售量。那时候，泰顺、景宁、福鼎、福安、霞浦、甚至福州等地印刷业务也在平阳做，可见当时平阳的印刷业的发达水平。
  平阳的印刷业多半是由纸店演变过来的，印刷业业主也曾是纸店的老板，发展了印刷业后，仍旧是前门开纸店，后边开印刷的。另外，平阳的印刷业发展跟染纸作坊有密切的关系，清末平阳的木版印刷业就渐趋兴盛，民国时期长足进展。生产纸张业的发展，推动印刷业的发展，统计数字表明，民国28年（1939年）产南屏纸150吨、花占纸150吨、粗纸720吨。1940年，私营的陈志勤横阳造纸厂在务垟岗底创办，可生产代用新闻纸、代牛皮纸、彩红、彩绿、连史纸等，民国30年（1941年）还被送到浙江省工商业展览会展出。造纸业作了印刷业的坚强后盾，印刷业带动了造纸业更快的发展，至解放初，全县有造纸作坊33家，农民兼业的季节性纸坊有1167户，可见业庞势大。“李同泰”的染纸，在我县是独家经营，批发各地纸店。当时《平阳日报》用的就是横阳造纸厂的绿色粗软新闻纸。
  平阳印刷业开始时，石印占的比重较大，因此需要一批写字的人才，这些写字的人要把内容直接写在涂上特种药水的纸转翻在石板上，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差错，他们的书法功底和临阵技艺都是非常高的。经常为这些印刷写字的有林铁珊、游雪门、施志云、林志野、倪孟宣等老先生，和书法家杨子恺、陈子琳等老先生，只是为之题字和题签，不作普通写字先生。
  民国时期，平阳印刷业中保存着许多地方文献印刷木刻板，如《厚庄文集》《民国平阳县志》《金刚经》等，至解放初还存放在半山庵藏经楼。1958年大办钢铁时，被当作炼炉的燃料而付之一炬了，至今还令许多有识之士痛心。
  平阳印刷业的发展，还带动了邻县及周边地区的印刷业，许多印刷行业的师傅被聘请到外县传授技艺。据金其云先生说，平阳出去的师傅，对行业的各方面都很熟谙，如计算、裁纸、印手、装订、进货、销售等各种业务都非常精通，很受欢迎，解放前温州发行的《浙瓯日报》、《阵中日报》等印刷工人有许多是平阳人。温州市区解放前搞印刷的厂家，均有平阳人在支撑，就是《温州日报社》，解放后还有许多平阳师傅在摘印刷。
  （二）
  随着平阳印刷业的发展，印刷工人也很快增加，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已达100余人，超过了比较发达的造纸企业，自成一支工人阶级队伍。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维持其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大肆发行纸币，使通货急剧膨胀。本来已十分缺乏的粮食，加上政府垄断，奸商囤积，粮价飞速上涨。1947年5月上旬法币10000元尚可买到10斤糙米，到了中旬连5斤都买不到了。《浙瓯日报》第二版商情刊载。5月1日米价万元九市斤；5月15日万元五斤，而且有市无米。涨势正旺，升斗小民实在难以为生。
  依靠菲薄薪水来养家糊口的印刷工人，自然是升斗小民之列。米珠薪桂，严重威协着他们的生活。同年5月15日全县印刷业职工工会召开会员大会，更选理事会。选举游烈、陈国荣、郑存钊、郑存钊、章华新为理事，黄炳棠、陈志涛为候补理事。新的理事会的成立就面临着工友们的生活问题。增加薪水是全体工人十分迫切的呼声。
  十多家印刷厂店有各自的业主。如果要求全行业统一加薪，必须经由国民党县政府社会科批准。理事会便派常务理事游烈将工人要求加薪报告送给社会科，，要求解决，遭到科长杨成铨的无理拒绝，他声色俱历地说全行业行动要求加薪是滋事生非，扰乱社会。
  社会科的拒绝和训斥，激怒了工人，他们纷纷要求理事会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力争。新任理事章华新、陈国荣认为要达到加薪目的，全体印刷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斗争。他们除派出陈国荣等为代表，理直气壮地跟社会科交涉周旋外；同时又推章华新负责联络县城、鳌江、水头各厂店工人，经秘密商讨统一行动后，遂于5月19日上午实行总罢工，全县所有石印，铝印机器都停止了转动。工人们提出，增加薪水两倍，社会科必须迅速解决，不加薪决不复工。
  反动的社会科长杨成铨原以为一番训斥和威吓就会镇住工人，万万没想到印刷工人会采取强硬行动，只好召集资方业主商讨对策。他们了解到印刷工人与资方之间有许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工人原是李顺泰学徒出身，有的是师徒、师兄弟关系；还有的是兄弟亲戚关系，便想利用亲情友谊对工人进行拉拢和分化瓦解，企图使部份工人先行复工。他们还放出空气，强调物价飞涨，开店办厂也有困难，要加薪就只好解雇一部份工人。提出所谓“裁员加薪”的主张。他们想只要有几位顾全面情的工人上班生产，罢工就会打开缺口，就可以解雇开除这次为首“滋事”的工人，达到“裁员加薪”的目的。
  这一招没有逃过工人们的眼睛。“人心齐，泰山移”。领导罢工的章华新、陈国荣等也分别密切联系各厂店工人，加强团结，防止个别人动摇自行上班。陈国荣、张国良、黄岩松等还组织巡防，防止他们离间破坏，使罢工继续坚持到底。
  行业性全体总罢工，在平阳县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行动有组织有领导，这是反动政府始科不及的，因此引起他们的注意，认定有共产党从中“扇动”。他们经过调查，认为是章华新领的头，于是就准备打一儆百，企图将罢工硬压下去。章华新当时在鳌江活动，国民党便衣队即派员前往联友印刷厂，通过老板杜臣孚逮捕章华新，该阴谋很快被工人获悉。章华新在工友掩护下，立即乘北港轮迅速离开鳌江去水头，然后随闽浙赣边区政治交通员章子廉到闽东游击区去了。
  章华新走后，工人们继续坚持罢工。5月26日下午，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社会科、县参议会、工会一齐出马，召集资方代表李川、工人代表陈国荣、郑存贤等开会，强行裁决：依照原薪增加五成，双方不得违反。这样，虽在国民党当局高压下，但因工人们坚持了八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效果。《浙瓯日报》在5月28日报导了这一消息。
  民国时期在平阳县，全行业工人统一罢工，这是仅有的一次。虽然取得小小的胜利，也是工人团结斗争的成果，使工人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这对平阳县工人运动来说是有一定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解放后，这批工人迅速成长为印刷工业的骨干，有的成为国营印刷厂的领导干部，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印刷业打下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