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腾蛟纺织工业历史悠久，它对浙南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成型，举足轻重，影响颇大。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带溪翔园竹器名匠王思勋的纺织竹筘的成功推动下，使腾蛟一带的家庭织布业开始萌芽，手推足踏织布土机陆续在农家兴起，至清末，生产进一步发展，技术也有所提高，已能织出工艺较高的丝绸和绉纱。
  公元1907年，带溪南陀村的18岁青年孙逢测，由其叔父孙顺七送往南闽泉州府学习织布工艺。1912年（民国元年），孙逢测徒满艺成归里（据原腾蛟区负责工业的领导调查，孙逢测东渡扶桑，艺成归国。据孙顺七之子孙逢盘老人回忆，逢测乃由其父送福建下四府泉州学艺）。
  孙逢测一回到南陀，立即张罗办厂事宜，请来能工巧匠，按自己带回来的图料尺寸制作织布“洋机”。“洋机”用手拉拽操纵两个放纬皮盒（即织梭）左右快速穿梭运行，用双脚轮流踩踏四只经线交换板，使经纬线有序交织，再用另一只手扣压穿经竹筘成布。
  这一带人们历来重七弃八，凡事都有个七起八倒九好的说法，比如买小鸡小鸭要买七只，买猪仔要选初七日子，拜佛念经要历时七天等等什么的。孙逢测坚信“七”就是“起”，“起发”的内涵，所以他一开始便制造了七台“洋机”。招收了十二名亲戚朋友，从打经做纬，坐机织布、验布打捆到采购销售一杆子到底，一应俱全。“洋机”吃“洋纱”吐“洋布”速度快，布面平，布质坚实，与满是疙瘩的传统土布有天壤之别。人们无不视其为“仙法”，称它为“南陀厂布”。南陀厂布初为白坯布，幅宽1.8尺，比原来传统土布增幅近一倍。产品主要销往闽东福宁府，即现在的福建省福鼎、福安、宁德、霞浦、松政、寿宁、罗源一带，运输全靠人力挑抬。
  据孙逢盘老人介绍：孙逢测这人十分聪慧、机智，打大轮，坐机织布，染色印花样样皆精，四把交椅全坐透，但他性子急躁脾气犟，好几次打大轮时因“洋纱”略有紊乱，一时理不出头绪，一气之下将它浇上“洋油”付之一炬。
  民国4年（1915年），同村族人孙友三、孙书竹在孙逢测的鼎力相助下，也合伙办起了南陀村第二家织布厂。到1920年前，两家织布厂共发展织机25台，职工40余人。一时间，南陀村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夜以继日机声长鸣，轰动四里，领尽风骚。
  早就精於商贾之道的腾蛟人，在南陀孙氏的“咔嚓”“咔嚓”织机声中，番然萌生了兴工思潮。二十年代初，周祥、周开奕兄弟捷足先登，借用祠堂创办起腾蛟首家织布厂，翌年，族侄周月楚步其后尘也招工开张。周氏兄弟虽为初兴工业，但经营管理有方，布厂越办越红火。为图谋更大的发展，于民国16年（1927）在腾蛟宫后购置了一大片土地兴建厂房，耗巨资添置设备，取名“华成织布厂”，由周祥出任厂长，正式挂牌，张灯结彩，大张旗鼓地生产经营。其时，华成织布厂拥有“洋机”60余台，员工百几十号。华成厂厂长周祥，原名周开棉，所以远近人们长期叫它为“开棉布厂”。
  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腾蛟织布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白洪兴的白益大织布厂，苏尚存、苏尔雅的苏兴华织布厂，杨永济的杨广泰织布厂，白质彬的荣新织布厂，苏尔开的联安织布厂相继创办。这个时期兴办的五家织布厂均拥有“洋机”110余名，生产工人近300人。
  从华成布厂正式开张起，南陀，腾蛟的织布厂家已不再专一生产白坯布，染色工艺已为他们所掌握，带色彩的条格布源源应市，颇受当地市民和外地商人青睐。
  1933年，周月楚织布厂进行了一次技术革新，在“洋机”两侧安装铜质齿轮，将原用手拉拽皮盒放纬改为足踏制动板牵引齿轮运转自动放纬。原计划用铁齿轮，因限于当时铸造技术，只好以铜齿轮代替，称铜轮机。铜轮机扣压力度大，运行速度快，织出来的布均匀光滑，质地厚实，幅度亦由原来的1.8尺增宽到2.2尺和2.4尺。铜轮机的出现，在腾蛟的染织史上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飞跃，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换成铜轮机后，足踩力度大大增加。女工坐机织布力不从心，纷纷败下阵来，从此，凡使用铜轮机的厂家，坐机织布的女工均换成青一色男工。由于铜件硬度差，易磨损，部件更换十分频繁，到1936年又实现铁轮机的构想。与此同时，周月楚经过反复勘察研究，计划在驷马龙潭建造水电站，用电力牵引铁轮机生涯。当时，周月楚已请上海朋友按水力资源设计电站的规模，位置，装机容量等一揽子事宜，设计图纸均已在握，后来缘何未付诸实施，因该事离今已较久远，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而无从得知。
  自铜轮机问世之日起，原来手拽足踏的“洋机”从此易名“平机”，而将“洋”字无私地馈赠给了铜轮机。当年，周月楚拥有铜轮“洋机”20台，平机35台，华成厂拥有洋机34台，平机近70台，由此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同年，周月楚还与周祥联合研制成功提花机。这个时期的腾蛟染织市场纺织品有大纺绸、平纹呢，自由格，井字布，提花布等等，销售范围已从福宁府扩展至八闽大地和由上海中转至东三省和内蒙古等省份。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对我中原大地又虎视眈眈，步步逼进，全国人民义愤填赝，奋起反抗，举国上下实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这无疑又为腾蛟染织工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周百登，周开然，苏尚铄、苏尚宽、苏尔桥、苏尔余、郑成剑、周月理的同仁所兴办的华昌、繁华、裕星、福仁等近十家织布厂也应运而生。此外，家置三五台平机的零星纺织户也约有30余家，家有一台平机专门为织布厂代工的加工户则遍地开花。如此规模，产品还是供不应求，后来，代工户又向水头镇，山门镇，凤卧乡等地扩展，就业人员达1300余人。生产花色品种又增加了瓯东条、锦纶呢、西装呢、提花呢等较高档次的畅销货。每天都依靠大批挑运工人挑经文成、云和、景宁、丽水，直到当时省政府专卖局所在地龙泉，再由龙泉推销到全国各地。
  抗战胜利后的当年秋，实力雄厚的周祥华成厂，白洪兴的白益大，白质彬的白荣新，苏尚存、苏尔雅的苏兴华，相继搬迁到温州市区扩大生产，力求更大发展；杨永济的杨广泰移址鳌江，重操旧业，生意兴隆。48年冬的一个深夜，警察抓赌惊动杨家，杨永济梦中猛醒，误以为黑社会的匪徒光临，慌忙跃上屋顶，纵身串过对面屋顶时，不幸坠地身亡。其子昌明、昌臣、昌联因此变卖鳌江所有产业，在温州大南门择址购地，兴建厂房，重整旗鼓，继承父业（现在鳌江的平阳纺织厂的前身就是杨永济的杨广泰染织厂）。
  46至47间，腾蛟又有周祖绰、周祖旺、周日文、白荣銮、白洪源、白洪庭、邓魏、苏祖霖、苏尚袍、杨亦绰、张仁任、张仁珊、马白静等人的华中、兴瓯、振华、利民、兴民、荣华、荣仁等13家染织厂开张，这个时期腾蛟城乡比比皆布厂，处处闻机声，好一派工商兴隆气氛。48年至49年上半年，因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于是苛捐杂税更加严重，便衣队乘趁机与土匪勾结，深夜上门敲诈勒索，甚至明里帮厂家护运洋纱布匹，暗中却串通土匪半路拦劫。工商业主们吃尽苦头，只好纷纷易地经营。后期创办的13家染织厂，除张仁任继续留腾蛟外，其余皆先后迁往温州。分布在温州市区的虞师里、蛟翔巷、花抑塘土地堂巷、大南门、双树桥、飞霞桥、蝉河、公园路和江西栈等处。这些染织厂，家家懂生产，厂厂善经营，发展势头迅猛，很快便成为浙江南部地区纺织印染工业的主力。其中出类拔萃的为周祥的华成厂和白洪兴的白益大厂。而周祥与白洪兴同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前上海新新纱厂老板荣毅仁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左右了整个浙南棉纱布匹市场，使温州的同行们望而生畏，人们称腾蛟人为“平阳老虎”。
  提起“平阳老虎”，这里有个小小插曲。苏兴华染织厂员工周林源，一日在蝉河水埠头洗涤物件，家住对岸的一位国民党温州专员公署下级官员向隔岸周林源掷了一块小石块以试眼力，不料小石块正中周的头部，顿时血勇如注，而投石者却依仗权势，满不在乎。当苏兴华业主苏尚存，苏尔雅得悉这是专员公署官员所为时，遂串联了腾蛟在温的19家染织厂领导，准备决定发动全体工人示威游行。表示抗议。消息传到专员公署，不少官员深知“平阳老虎”厉害，纷纷劝说肇事人主动向受害者和苏兴华染织厂赔礼道歉，并交付全部医疗费用及误工和营养费等款项。
  48年底，长期从事温申海上客货营运的腾蛟人杨洪包，因轮船被国民党匪徒劫持台湾，受杨聘用的上海籍动力师为感激杨老板厚爱之恩，遂随杨回腾蛟创办火力发电厂。翌年阳春三月，腾蛟发电厂正式投入运行，为腾蛟诸多染织厂提供了动力牵引机械生产的优越条件。从此，除南陀孙氏二家布厂因经营不善，缺乏竞争能力而仃机关闭外，当时配有铁轮机的联安，联兴、耀华、华昌、同仁、裕星等10余家工厂都改装电力牵引。产品质量，生产进度，花色品种都有较大的改进与提高，当时的新产品黑斜纹、条花呢、开司米，颇得世人青睐。
  54年，国家对工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分散经营的工商企业进行联合，统一生产与管理，於是，腾蛟的10余家织布厂合并为“平阳县联华织布厂”；56年，国家对工商业实行改造进行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联华织布厂易名为“平阳县瓯南棉织厂”，归平阳县工业局管辖，体制为地方国营企业，干部职工均享受工资制待遇。
  62年，国家在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特殊困难情况下，忍痛割爱砍去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这个历史悠久，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瓯南棉织厂也被宣布下马。除此前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38位老职工仍然按国营单位退休职工待遇外，另有60多名分别被安置在平阳纺织厂、平阳印刷厂、平阳造纸厂、平阳酿酒厂和供销合作社继续工作。此外还有188人被下放农村。
  68年，在中央华东局魏文伯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直接顾问与批示下，停业6年之久的平阳县瓯南棉织厂又起死回生，恢复生产。其生产计划，原材料供应，设备与物资配给，产品销售、资金来源等皆列入国家统筹，体制隶属於县办集体。
  迁温的华成、白益大、白益新、苏兴华四家染织厂於54年按国家政策规定合四为一，组成温州市繁荣染织厂，56年公私合营时改为温州市第一印染厂，规模较大，职工近2000人。
  杨广泰的杨氏三兄弟在解放前夕改弦易辙，转办糖果厂；后期迁温的10余家染织厂在建国初有转产，有散伙，也有在公私合营时并入温州第一染织厂。
  党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这些对发展民族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实业家，温州市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华成厂老板周祥，白益新老板白质彬、苏兴华工程师苏春庭应邀为政协委员，白益大老板白洪兴还长期担任市政协委员和市工商联常委要职；腾蛟镇的原同仁厂老板周开登亦当受聘为平阳县政协委员。
  腾蛟的纺织工业起于20世纪初期，发展于抗日战争初期，鼎盛在四十年代中期。它的出现，对我浙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崛起，尤其是纺织印染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形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们在各个历史重要时期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它们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和解决抗战时期人民的衣着立下了许多功劳；解放战争时期，它们为人民军队提供被服建立功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它们作为浙南地区标兵企业和华东地区产品质量优胜单位而名闻遐迩。它们的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