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提起臭名昭著的平阳籍大汉奸殷汝耕，虽然他一生所作所为不在家乡，但平阳人对他并不陌生，冀东人民就更是忘不了。半个多世纪前，冀东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括风。”这既是当时冀东地区天灾频仍，粮食无收，人民难以为生的写照，也是冀东人民对殷汝耕助纣为虐，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控诉。殷汝耕是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
  一
  殷汝耕，号亦农，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浙江省平阳县金乡（今属苍南县）人。其上代曾在福建省福州市南台中亭街开设大同烛店，生意兴隆，获利颇丰。到他父亲时，于清光绪年间捐了一个郎中（官名），分发到北京工部就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随带光绪帝逃往西安，殷的父亲赶往西安“扈驾”；次年“回銮”后，赏了他个湖北安陆府知府。上任不久就因病去世。
  殷汝耕兄弟6人，他排行第五。大哥殷祉穆当时也捐了一个盐大使，于其父丧期满后分发福建，带了三弟殷汝熊，四弟殷汝骊、五弟殷汝耕、六弟殷汝威，来到福州候补。不久，得了个“延平官运局委员”的差事，全家又迁至南平（延平府治所在地）。他既官又商，在福州鼓楼前开设名为“卫生宜”的茶食店，发了大财。
  由于有既贵且富的老大的培植，除老六20余岁亡故外，老三至老五均留学日本。老五殷汝耕的官费留日是在福州考取的。他17岁考进日本高等预科，专攻日语，后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曾加人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殷汝耕再次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这期间，他只挂名读书，平日到处交朋友，拉关系，当时，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近郊创办“中华政治学校”，延聘日本教授为逃往日本的国民党人讲课，殷汝耕精通日语，故由他担任翻译。他常以“日本通”自居，经常与日本浪人、特务接近，被称为“是一个通晓日本情况的人”。日本出版的《中国名人年鉴》还吹棒他和戴季陶（日本留学，后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是“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人才”。
  殷汝耕在日本留学期间，姘上他雇用的日本下女、寡妇井上慧民，后与她结婚。她出身于大阪乡间一个小杂货店家庭，学会一套官太太作风，经常狂赌且死要钱，一贯看不起中国人。她嫁给殷汝耕后，改名为殷慧民，殷汝耕也用妻姓，取了个日本名叫井上耕二。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向日本人借钱，“许以将来在政治上得势时偿还”。从他后来“得势”后附日寇的卑躬屈膝，献媚奉承及其所作所为，果然应承了他的诺言，成为日寇所需要的“最有希望的人才”——效忠天皇的忠实鹰犬。
  二
  1916年殷汝耕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时，适值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执政，恢复了参众两院，殷被任为众院秘书。翌年，他受中国银行委托，赴日本调查金融；护法政府成立后，被委为驻日特派员。1920年，他“勾结日本经济特务，组织起“新农垦殖公司”（农场设苏北阜宁县），由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派代表常驻公司指挥一切。帮助日本人搜集了一批这一地区的资源材料。
  1925年冬，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事件发生，殷汝耕投入郭军任外交处长。不久，郭军战败，郭松龄夫妇遇难，殷汝耕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张作霖曾悬赏10万元买他的脑袋，由于日本人的庇护，他才免于死。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有一段文字记述当年殷的情况：郭松龄倒戈失败后，殷汝耕“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县我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殷在领事馆避难期间，结识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等人，在金井的护送下于1926年逃往日本。殷对日本人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表示有朝一日相机报效。嗣后，殷回国投靠蒋介石集团。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其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殷汝耕任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每遇蒋介石去东京，殷是随从翻译之一。1928年1月黄郛当上外交部长，蒋又委殷为“外交部驻日特派员”；殷常以未来的驻日公使自居，日本朝野也是这样捧他。同年7月特派员名义撤消，殷于年底被安置在交通部任航政司司长，后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议。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以“上海市政府参事”名义，在停战谈判中任翻译，并担任中日接洽事宜，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军民英勇抗击，蒋介石却予以阻挠，使日军得以占领冀东地区直逼平津。5月初，国民党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31日，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今属天津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殷汝耕始终参与其事。
  日寇通过《塘沽协定》，把曾为日寇侵占过的冀东22县划为非武装区，并分为“蓟密区”（包括蓟县、密云、通县、三河、遵化、兴隆、平谷、顺义、玉田、怀柔等10县）和“滦渝区”（包括滦县、临渝、卢龙、迁安、昌平、香河、宝坻、宁河、丰润、昌黎、乐亭、抚宁等12县），不准中国军队驻扎。两区各设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不久，又兼任“滦渝区”专员。“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内，“滦渝区”公署设在唐山。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剿匪”；而将冀东22县划为两区，则旨在应付日本的所谓“华北特殊化”处理与日本的交涉事宜。殷汝耕兼任两区专员后，暗中与日寇进一步勾结，一切依日寇的旨意办事，处处献媚奉承以博取日本主子的欢心。
  三
  殷汝耕公开叛国投敌，是在1935年。这时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动“华北自治”。鼓吹所谓“保华北之和平即是保东亚之和平也就是保世界之和平”，一心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他们早已看中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殷欣然于1935年11月25日发表宣言，公开投降日本，宣布冀东22县“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次月25日，又秉承日本主子旨意，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天会议一开始，殷汝耕首先讲了话，公然把冀东22县从中国的版国中分裂出去成为历史的罪人。会上殷汝耕除自命为政务长官外，还挂起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演出了一出傀儡登场的丑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继伪满之后，又孵化了一个新的儿皇帝。
  接着殷汝耕宣读委员会名单，平阳籍汉奸池宗墨任委员兼秘书长，殷的三哥殷汝熊之子殷体新任委员兼财政厅长（后受命“考察”伪满，因飞机失事身亡）。殷汝熊的女婿刘友惠也在殷的手下当上什么处长（后被日寇拘捕，释放后不久死亡），殷汝熊本人当上冀东银行总裁。殷的一批亲信均各有任职。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设在通县，日本在这里设有“特务机关长”一职，直接控制伪政权，日本的守备队、宪兵、警察进驻通县，美其名曰“帮助中国维持秩序’。伪政府各部门、冀东22县以及唐山市、秦皇岛市均派有日本顾问，处处挂起太阳旗。殷汝耕还在通县修筑机场，建立电台、报社。
  冀东各县是华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物产资源丰富，工商业、农业均较发达。殷汝耕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积极支持日本进行经济掠夺。伪政权建立后，除日本军界公然进出外，日本商界也乘机涌入，大肆掠夺金矿、铁矿、煤炭、棉花、食盐等资源。日本的人造丝、食用糖、日用品等均以低税源源入境，充斥市场，造成民族工商业、手工业的衰落。在层出不穷的苛政暴敛之余，殷汝耕还设立“冀东银行”，滥发纸币，搜刮民脂民膏。他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相勾结，在华北各地进行大规模贩毒、走私活动，大小汉奸个个发了卖国财，过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
  1936年4月，殷汝耕还导演了一出丑剧，宣布同东北伪满洲国建立正式的“国际关系”。伪满派专使李垣（曾任京兆尹）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祝贺，殷汝耕派池宗墨为专使赴伪满祝贺。
  四
  殷汝耕叛国投敌的行经，冀东人民义愤填膺。但是甘心附逆的败类毕竟是少数，殷所控制下的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便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率部千余人起义，史称“通州事变’。
  张庆余、张砚田原系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二张分别为河北省政府特警第一、第二总队队长，张庆余驻通县，张砚田驻抚宁。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殷汝耕把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冀东保安队”自己兼任保安队教导总队总队长。二张处于殷的控制下，被逼在叛国通电上署名；但从不甘心附逆，他们身在冀东，心恨日寇，一直在伺机起义。当取得日寇信任之后，他们即以保护日侨为名，把分散各地的保安队集中到通县。
  1937年7月28日夜12时，起义时间一到，他们即下令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切断邮电联系，占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派兵攻打东、西仓日本驻军。事发前，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嗅觉灵敏，曾赶往孔庙找殷汝耕，他认为“二张不稳”，要殷紧急处置。殷却若无其事地说：“他们都是没娘的儿子，除了冀东，无处逃生，可以放心！”讵料细木繁离开不到半小时，起义枪声就打响了。
  在激战中，细木繁以及伪政权各部门的日本顾问均被击毙。起义军还持户口册挨户搜查，凡是日本人，不论男女一概枪决，无一幸免。当地老百姓也手持菜刀，砍死了不少日寇，足见积愤之深。通县城内横尸遍地，共杀死300多日寇（后据日方建“慰灵塔”时统计，死者达500余人）。
  接着，起义军攻进孔庙捉拿殷汝耕等汉奸头目，殷在慌乱中躲藏于贮银橱柜的顶部，一时搜寻不着。后起义军恫吓殷的差人说：若不把殷汝耕交出来，非严惩不可。殷的差人为了保命，就朝橱柜顶佯言道：“长官，请出来吧，张大队长迎接您老来啦！“殷信以为真，从橱柜顶一跃而下，当即就擒。
  29日上午，10时许至黄昏，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轮番轰炸县城。入夜，起义军挟持殷汝耕弃城向北平进发，拟与驻北平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会合。由于情报失灵，部队行至安定门与得胜门之间，才知北平守军已弃城而逃，北平沦于敌手。日军从城内杀出。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殷趁机脱逃。（一说，殷在押解途中哀求释放，他欺骗二张说，只要放了他，他可央求日寇缓出追兵。二张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走了。殷一到北平，即向日寇献策，要他们出动飞机追击起义军。）殷逃到北平安定门外潜藏于一个在车站当站长的朋友家中。30日下午二时，他给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援，随后被悄悄地带进城里，安置在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此次与日军激战，起义军伤亡惨重，当与国民党二十九军会合时已不成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此宣告结束。
  五
  “通州事变”发生后，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夜胆战心惊，日子并不好过。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被杀时，他的妻子适在北平幸免一死。她知道丈夫生前曾多次提醒殷注意二张行动，而殷始终不以为然。为了替夫报仇，她纠集其他日本家属，向日本驻军控告殷与二张互相串通。其理由是：如果不是互相串通，为何殷汝耕却能免于一死。对于殷汝耕的处置，在日本侵略军中也引起争论，有人主张立即枪毙他；但日本军政头目，对于一贯奴颜媚骨的殷汝耕，却持保护态度。
  “通州事变”后的第二夜——7月30日晚，今井武夫接见了殷汝耕，经一番讯问后，认为既要加以保护，又不能不做点表面文章，于是要殷辞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长官职务；殷也觉得无法向日本主子交代，于31日写了辞呈，内称：“通州事件虽然本人预先毫无所闻，但本人非但身为冀东自治政府长官，并且兼任处于事件中心的教导总队队长，责无旁贷，深感罪孽深重，理应引咎辞职。”
  8月1日，以“阻止不力”为由，将殷汝耕关押在天津宪兵司令部。今井武夫恐殷受宪兵的刁难又给日军司令部打电话说：“在通州事件中，殷汝耕可以说和日本人一样，也是被害人之一，并且他感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早已自动提出辞职。”竭力为殷说情。8月4日，殷汝耕为保住性命。继续为日本主子效劳，又递交了一份声明：“7月29日冀东保安队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等发生叛变，杀害无辜外侨，其残酷惨状非言语能形容。幸由日军予以击溃，但于心何忍，不胜悲痛，此次大变，何以对冀东700万民众之信任，俱予之不德所致。更难以忍受良心之责备。关于善后处理方面，非徒叹愚昧之时，在各种善后对策中，首先本人应该引咎自退，以谢天下。”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
  殷汝耕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关了三个多月。在狱中，他不时诵读佛经，为“通州殉难者”沉痛哀悼。后来，他还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撰写纪念碑文，说什么他“同细木繁志同道合，相处无间”；又说“先生虽身殉，而所志竟成”，为刽子手大唱赞歌。至于殷的同乡亲信、秘书长池宗墨，在“通州事变”后，充任了代理政务长官职务（伪政府迁往唐山之后）。此刻，他已顾不得殷的情义。为了夺取长官位置，他在日寇面前设下许多圈套，恨不得置殷于死地。但是，事情并不如池宗墨所希望的那样，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述，当年年底“天津军司令部才算清除了对殷的怀疑，由天津宪兵队长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1938年以后，殷汝耕回到北平，声称要过“隐居”生活。其实，他仍在为华北伪政权上层人士出谋划策，还被聘为“顾问”，当上“委员”；受聘为中日合办的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为日本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效劳。同时，他与南京汪伪政权也有密切联系，曾应汪的邀请赴南京担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这期间，他还提出了多年研究制订的“治理运河计划纲要”，得到汪的支持，并博得日寇头目的赞许。1944年1月，殷被提升为汪伪政府“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出任汪伪政府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殷汝耕治理运河的目的，在于直接用于军事，配合日伪军清乡，镇压抗日民众，为日寇的“大东亚战争”效劳。
  六
  1945年抗战临近最后胜利，各大小汉奸甚为惊慌，唯独殷汝耕若无其事。有人问他何以如此安然自在，他说：“日本完蛋了，蒋介石可以全力反共，我是华北第一个树起防共旗帜的人，政治方向与蒋相同，我怕什么！”但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他却和所有汉奸一样惶恐不安。12月5日，国民党军统将殷汝耕等巨奸逮捕归案，关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此后，国民党法院公审了仅是一些三流的小汉奸，至于大汉奸却迟迟未动他们半根毫毛。对此，社会上传出，说大奸迟迟不送法院受审，是因为办理人员受贿，准备藉词释放。北平当局逼于舆论压力，枪毙了两名“受贿”者，并匆忙宣布将押解殷汝耕等14名巨奸到南京受审。
  1946年6月26日晨5时，当殷汝耕等14名巨奸检查血压时，才知道将被解往南京，顿时慌作一团。当记者问殷汝耕有何感想时，他强作镇静地说：“没什么话说，没什么话说。”他预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不时脱帽擦冷汗，往日的神气早已荡然无存。
  殷汝耕被空运押抵南京的次日（27日）下午，法院对他进行公审。据《天津民国日报》报道，这天旁听者达两千余人，“开庭时，殷逆衣着湖色纺绸长衫，足登中式皮便鞋，就被告栏……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对民国二十四年以来，殷逆种种通敌叛国逆迹，数说尽详。被告因患病听力似颇吃力，且时呈颤抖状。”
  殷汝耕深知自已问题严重，逃脱不了从重处理，但又存侥幸心理。他挖空心思，罗列了条条“协助抗战”的功绩，写出了洋洋数万言《自白书》，竭力美他自已。公审这天，当起诉书读毕，殷在辩解时，即大谈其早年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以及参与中日外交谈判等“光荣历史”，并对起诉书所列罪状进行狡辩。此案系以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审审停停，直拖延了一年多时间才结案。
  审理此案期间，殷汝耕聘请了京沪闻名律师为其辩护。殷认为“自己的罪行主要在抗战以前”；律师也从法律上为他找到一个缺口。律师认为《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8月15日公布最后一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此条例颁布时，殷已在通县被二张打垮。也就是说，殷犯罪是在条例颁布之前，根据“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殷可以免罪。法庭上一推事立即愤然反驳道：“献策敌伪，修浚运河以便利运兵，因而做了运河督办伪官，是在条例颁布以前还是以后？”殷汝耕和律师被驳得哑口无言。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对殷汝耕作出正式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不服判决，提出申请复判；南京高等法院于7月31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殷仍不服，申请最高法院复判；11月8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原判，驳回被告申诉，并立即由司法行政部确定执行日期。殷为了活命，仍继续挣扎，再次写了申诉书要求最高法院转呈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裁定“驳回申诉”，不予转呈。殷汝耕仍不死心，又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俯念防共有功”，准予特赦。蒋未给回信。
  1947年11月29日，南京高等法院接到最高法院转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的电文后，决定于12月1日对殷执行枪决。这天上午10时30分，殷接通知后更衣，里穿栗壳色卫生衫裤，外罩蓝绸棉袄裤，复加蓝棉袍；脚穿灰色蓝条子袜，黑鞋。殷头发斑白，脸上布满皱纹。执行庭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空旷宽大，可容万人，是南京有名的大殿。市民争先恐后前来观看，宫内一时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得站在街上。
  行刑前，检察官王文俊问殷汝耕有无遗言，殷交出五封遗书，分别致其兄嫂、大姐、妻、妹、子及律师。检察官又问还有什么话，殷答没有话说，只求准予设一座位念几声佛。随后，殷被押上囚车驶向老虎桥监狱，在法警监押下走向刑场。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随着“砰，砰”两声枪响，殷应声倒地，子弹从后脑进，由左眼穿出。处决后，尸体由其家属领回收埋。殷汝耕，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就此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下面抄录的是1947年12月6日，南京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李师源呈报最高法院检察署郑检察长，关于处决殷汝耕的“执行刑罚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