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黄溯初先生原名群（1883—1945），平阳万全郑楼人。父亲为他取名溯初，寓有追溯“人之初”，做到“性本善”之意。
  先生幼时生长在温州，弱冠之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开始接受维新改良思想。旋复师事平阳宋衡（平子）和瑞安陈黻宸（介石）。宋、陈二氏与瑞安陈虬（志三）素有“东瓯三先生”之称，系当时名闻全国的维新派人士。先生受其熏陶，进一步加强了为国为民献身的意志，决心从事政治活动，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04年，经瑞安著名教育家孙诒让的介绍，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部学习法政，谋求深造。
  先生学成归国后，目睹清政府政治腐败，国事日非，难能挽狂澜于既倒，倘贸然涉身政界，无法偿其夙愿和施展才能。于是暂行从事教育工作，先到湖北政法学堂担任教习。这期间，爆发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先生看到革命势力已经空前壮大，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便毅然辞却教职，投身革命。他参加了以粱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到杭州，协助浙军总司令周承菼宣布浙江独立，接着被推选为浙江代表团成员，赴南京参加南北和议。旋又赴汉口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在系列的政治活动中才华毕露，众口皆许，顺利地被推举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青年时期便跻身于国家上层政界的行列。
  1914年，袁世凯阴谋称帝，国会被迫解散，先生义愤填膺，转至上海创办《时事新报》，自任社长，聘请著名学者张东荪为主编，着力抨击袁世凯的纂国阴谋。不久，他以实际行动，追随蔡锷在西南发起护国运动，反对封建专制，拥护民权自由，为民主革命献身尽力。
  先生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侵犯祖国领土，更加无比愤慨。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签订了“何梅协定”，下半年汉奸殷汝耕（平阳人）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宋哲元又在北平建立“冀北政务委员会”。先生目睹群魔乱舞，忧心忡忡，面临祖国大好河山行将变色的危险，常常凭借诗词表达心声。提出“冀北满胡尘”，“此都毕竟属谁家？”“甘为此策心何苦，忍辱还须说善邻”的疑问，用以嘲讽国民党的“睦邻”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结论是：“公道难期盟国助”，“谁信扶危仗党人？”
  先生目睹外祸频仍，“国事益不可为”，痛心疾首，遂改弦易辙，脱身政界，转事金融和工商业。他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威望，在上海筹集资金，创办了“通易信托公司”，并利用公司资金实力，在苏州一带创办几家工厂，从事对实业的投资。
  先生不但对“实业救国”有抱负，同时出于热爱家乡的挚诚，对地方文献的保护和传播也不余遗力。为了收藏温州地区乡贤遗著，特地在温州朔门兴建了一座“敬乡楼”，先后聘请平阳刘绍宽、温州刘景晨常驻于此，搜集、校刊了《敬乡楼丛书》。该丛书规模庞大，共计78册，分4辑，58种。经过数年努力，得以付梓问世。这部丛书一直收藏在国内外的图书馆中，对保存和传播温州历代文献，作出了十分有意义的贡献。
  先生与刘绍宽结识后，对刘老的学问素养十分钦敬。每次返回家乡，必亲过刘府拜访求教。因我家与刘宅毗邻，我父母有机会得与先生认识。这时我还在小学念书，父母希望我日后能进先生的“通易公司”从事金融工作。他答应待我中学毕业后当为考虑。我也就在这时开始，萌发了日后从事金融工作的志愿。
  这期间，棋王谢侠逊的次女谢秉海，正就读于我母亲创办的“扶秀女塾”。父母了解到先生的世兄联彬与秉海女士年事相当，便从中说合。黄、谢两家素属通家，门当户对，一撮即合，顺利地结为秦晋之好。
  先生虽曾积极致力于金融实业，然经济工作究非先生所长，加上上海环境复杂，又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排挤，致公司连年亏损，所属工厂生产停滞。最后不得不于1936年宣告破产。国内已无先生立足之地，不得已避往日本，侨居长崎小滨，修身养性，谢绝交往。
  1937年抗战军兴。先生仍滞留日本，由于他一贯主张抗日，不免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遂遭秘密监视，行动失去自由，因而坐困愁城，展翅难飞，但身处异邦，眷恋故国，怀念家乡之情却与日俱增。
  先生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的君子，对自己承诺过的事，一定设法做到。1939年，他回忆起昔日曾允为我安排工作一事，估计我这时已从中学毕业，特地从日本设法寄信给联彬，嘱其争取将我安排到当时迁驻永康的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工作。然因我已进浙江省银行，终于婉言辞谢。1990年2月，秉海女士为安厝乃翁骨灰旋里时，曾来我家欢聚，回首往事，浮想联翩，当提及联彬先生已经病逝国外时，不免相对唏嘘，无限感慨。
  1938年，汪精卫与日本侵略者秘密签订卖国条约，准备抱笏登场，参与这个机密活动的汪逆亲信高宗武系乐清人，与先生有两代交谊，高氏抵日后，特地绕道小滨，拜访先生，席间论及国事，先生当即义正辞严，晓以民族大义，导之以正邪之别。由于先生的德望，终于使他大为感动。悔悟之余，毅然悬崖勒马，弃暗投明，决心脱离汪逆羁绊。在这关键时刻，先生还千方百计为高氏提供秘密离开日本的周密计划，使其摆脱樊笼，于1940年1月安抵香港，将随身携带的《日、汪密约》原原本本公诸香港报纸，彻底揭穿了汪逆的卖国阴谋。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大哗，举国痛愤，加速了汪逆叛国行动的破产。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高陶事件”（陶指陶希圣，因受高的启发，同时反戈一击脱离汪逆集团）。这一事件是由先生一手促成的。
  蒋介石对先生此举十分赞赏。翌年，先生自日本回国后，曾亲自召见，并敦聘他出任浙江省省主席。但先生无意重涉政界，婉言辞谢，从此虽定居香港，却经常往返于港、渝之间，坚持为抗日事务而奔走。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占香港，先生被迫走避桂林。1944年下半年，因湘、桂战祸，他又迁到重庆，几经周折，心力交瘁，不幸于1945年4月26日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病危期间，仍以国事为念，三个多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可惜先生已无法目睹。陪都各界一致肯定他的功绩，称誉他为“抗日耆宿”、“爱国忧时之士”。
  先生逝世后，灵柩暂保存在重庆，直至1947年9月，由姻亲谢侠逊先生扶柩运沪，同年11月9日，安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先生的大半生客居于沪、渝、港及日本等地，但他眷念家乡经济文化发展，无时或释。他看到平阳县文化教育落后，曾于1921年慷慨解囊，个人出资出土地在故乡郑楼创办一所两级小学，虽然这里地处偏僻，然因办学资金充裕；师资条件优越；品学兼优的学生，还可输送到上海，进他创办的企业中工作，因此不少家长争先送子女入学。同时该校校舍宽敞，规模宏大为当时东南各省小学之冠。三十年代，国民党教育部在各省划定师范区，要求每区必设师校一所。我省当时仅有杭师和湘湖师范两所，温州师区包括旧瓯海道区，幅员辽阔，却苦乏设校资金和校址。溯初先生闻讯，毅然将郑楼小学约值31900银元之校产全部捐献，由国家改办师范学校。1933年夏，省立温州师范学校顺利诞生，教育部颁给甲字第118号奖状，教育厅长陈布雷在《平阳黄氏捐助校址记》中说：“……捐其宾客宴会之资，以教育桑梓之子弟，高风远识，可以为世所矜式矣！”1935年8月，温州师范为纪念先生捐资兴学之义举，于校前湖中心兴建“溯初亭”一座，并在亭壁间刻碑记其事。半个多世纪以还，其遗址先后经由温州、瑞安、平阳师范及308部队使用，虽几经沧桑，尚保留原貌，现由平阳县技校作为校舍。先生造福桑梓，惠及后世，将永远留给家乡人民纪念的。
  二十年代初，当先生看到温州市区仅有两家教会医院，他们挂着医院招牌，却以传播宗教信仰为目的，感到非常痛心，曾慨然拿出七万银元于温州市区创立瓯海医院（现温州一医原址）为人民群众疗疾治病、扶伤。显然也是一项具有爱国意义的行动。
  综观先生的一生：热爱祖国，争取国家自强独立；拥护共和，提倡民主政治；关怀家乡建设；致力教育文化事业，其毕生功绩，正如温州梅冷生先生在他的祭文中所说的：“既尽瘁于国事，复推仁于梓里”。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