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的母亲，是一个革命的好母亲。她含辛茹苦地将子女抚养成人，又亲手将子女一个一个送到革命队伍中去，送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将我们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我家世代贫穷，父亲靠租种人家几亩瘠薄的山田和兼做茶工为生，生活很苦。1934年，在贫病交迫中，父亲去世了。我42岁的母亲艰难地挑起了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她象男子汉一样，种田、打柴、割草、喂猪，常年累月不停地劳动。她将丧夫的悲痛，生活的折磨，深深地埋在心里，竭尽全力来抚育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长大后报效祖国。
  我的故乡—平阳山门百邱田地方，山高林密，坡陡壁峭，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是打游击的好地方。1936年春夏之间，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省军区和工农红军挺进师进驻百邱田，开展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他们便发动群众，鼓励群众投身抗日战争。母亲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并热心投身到党领的革命斗争中去。
  一次，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对百邱田红军进行围剿。红军被迫撤退，两名重伤员不能随军撤离。我母亲不怕国民党的淫威，义无反顾地把伤员接到家里养伤，为他们找药、挖药、换药，还为他们喂饭、喂水。那时我们家里生活很清苦，母亲总把好东西给伤员吃，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时隔不久，“白狗子”知道伤员在我家养伤，便派人来搜捕。母亲设法雇人把伤员转移到山洞中隐蔽起来，每天偷偷地亲自给他们送饭、换药。后来，我的同宗兄弟胡仲廉叛变了革命，带着便衣队来搜查红军伤员。我母亲挺身而出，跟这群恶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保护了伤员。
  1938年3月18日，粟裕、陈铁军等同志率领浙南人民子弟兵400多人北上抗日。不久中共平阳县平西区委成立平阳青年抗日自卫队，准备第二次北上抗日。我母亲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她做通我嫂嫂的思想，毅然送我大哥胡孙超入伍，北上参加抗日。在一次战斗中，大哥不幸身受重伤致残，退伍回来后，母亲鼓励他，做人残志坚，继续为抗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下半年，山门组织青年抗日自卫队，母亲又送我二哥胡孙鑫参加抗日自卫队。二哥入伍后，进步很快，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自卫队的领导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我二哥的政治身份暴露了。特务、叛徒胡仲廉便将我二哥抓走，逼他叛党投敌，但我二哥宁死不屈，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无奈，只得将他送到前方去。他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很英勇，在一次战斗中，光荣为国捐躯。
  大哥致残，二哥阵亡，虽给母亲精神以沉重的打击，但丝毫没有影响母亲的抗日热情，她把丧子的仇和恨全部记在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汉奸身上。母亲也经常用革命的道理来开导我，教育我，要我以两位哥哥为榜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革命斗争精神的熏陶下，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命的真谛就是为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1942年7月，我踏着大哥、二哥走过的革命道路，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在警卫连当一名通讯兵。
  我入伍后，保长胡孙宝企图说服我母亲把我拉回来。他说：“孙节没有文化，在部队里最多当名排长，做不了大官，叫他回来给我们干，比当游击队好得多。”我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们革命为人民，不为做官。”敌人见软的不行，便派来兵把大刀搁在母亲的脖子上，威胁她讲出游击队活动情况，她毫不畏惧的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杀就杀。”保长捞不到稻草，便没趣地走了。她对敌人是那样的恨，而对革命同志却是爱护备至。每当敌人到村里来抓我们同志时，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给同志们通风报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母亲又送我弟弟胡孙斗参加浙南游击队。在一次突围中，他为抢救党的重要文件光荣牺牲。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的母亲接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礼，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成为一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她与全国千千万万的革命的母亲一样，为了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幸福，她亲自把自己四个儿子送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两位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的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和地方上群众都称她是“革命的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