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燕京等大学20多名学生，流亡回到鳌江家乡。他们集资在鳌江创办临时中学，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每周安排一、两次街头宣传和家访活动，组织“烽火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母亲”等剧目。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轰轰烈烈，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害怕学生救亡活动，便给临中扣上“赤匪”学校的罪名，1938年冬勒令停办。许多同学转学的转学，回家的回家。唯有我们12个男女同学，在老师的指引下，经平阳地下党的介绍，去皖南投奔新四军。我带着妹妹丽霞与同学共15人（包括后加入的郑澄同志），从鳌江出发，踏上去皖南的征程。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们分为四个组行动。经丽水、金华、兰溪到安徽岩寺。新四军岩寺兵站条件简陋，没有床铺，大家睡在稻草铺上。第三天，前往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我们路过太平时，碰到一位红军同志，他看到我们这批青年学生，非常高兴，拍拍我的脑袋问：“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呢？”我说：“为了抗战打日本！”他又问：“除此之外呢？”我答不出来。他就说：“还要为社会主义，解放全中国、全人类，你懂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社会主义”。后来听说，那位红军干部就是毛泽民同志。
  我们到达新四军军部后，被分配到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队）学习。我们这些刚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尽管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充满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大家精神愉快，欢歌笑语，满怀希望，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经过大半年的学习和锻炼。我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革命气节教育和军事训练。1939年7月，女生队学员结业，我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40年冬天，皖南形势紧张，军部领导决定将体弱多病的人员和一些女同志，暂时疏散到蒋管区隐蔽，待时局稳定后再回来。我因身体不好，亦被列为疏散对象。为了顾全大局，只好服从命令。我的父亲在福建沙县当测量队长（母亲和全家也迁居该地），便决定到那里去隐蔽。临走时，我的爱人黄序周叮嘱说：“你去福建后，暂时隐蔽一段时间。如要回来，事先给我打个电报，由云岭某商号转，等我回电后再动身。”
  从皖南到福建蒋管区，要通过国民党的边境关卡。在黄序周（黄与叶军长原是同学，南昌起义时，黄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的安排下，趁叶军长到上饶开会之便，随同一道出去。第二天，我们从云岭军部出发，徒步翻山越岭后，换乘两辆专车，经岩寺，前往上饶。当行至离上饶不远的地方，国民党宪岗哨要停车检查。军长责问宪兵：“我是叶挺，要检查吗？”宪兵见了，又是敬礼，又是点头，摆手说：“不检查了，走吧！”车子到上饶，军长由三战区安排住处，我们几个入住在新四军办事处。
  我到家不久，度日如年，急着想回皖南，连忙打电报给黄序周，电文说：“想回婆家。”但这份电报如石沉大海，没有回电。突然，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得知叶挺军长被俘，许多同志遇难牺牲。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我十分震惊和悲痛，更增添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
  “皖南事变”后，我像断了线的风筝，极度焦虑、迷惘。正在这个时候，浙江同乡章志廉同志，从三元（现福建三明市）赶到沙县看我。他也是平阳人，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的关系，我在地下党的培养和考验下，于1942年2月，经章志廉、粘文华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半年后，接到黄序周的来信，知道他突围到苏北去了。我为他活着而庆幸，为能有希望重返部队而高兴。1943年秋天，黄序周调到湖北大别山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后，他才来信要我到湖南衡阳找一个接头人，由他指引经汉口转赴大别山。9月，我告别父母，到建阳找章志廉，要求组织批准前往中原解放区。经过研究，同意我回部队的要求。于是，我离开建阳，坐汽车到衡阳，找到接头人林四爹（湖北黄冈人，小手工业者）。年过花甲的林四爹要我住在他家里，等待往汉口的商人同行。因长沙战乱，不能通行，一直等到1944年春节后，长沙局势平静，四爹才拜托两位做布匹生意的黄冈同乡带我到汉口去。
  一天下午两点钟光景，我们乘坐的小船在湖面行驶。突然，一只小划子向我们的船靠拢，两个土匪乔装日本鬼子，画着黑脸谱，手提两把长刀，跳上我们的小船。两个土匪先搜我的包袱，把600多元路费抢走了。接着，又到船尾搜两个商人的腰包，两位商人很机警，早已把钱藏到船蓬的夹缝里。土匪未搜到分文，便匆匆逃离了。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遭匪劫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当我们的船将到汉阳蔡甸时，就远远看到日本鬼子在码头拉船运货。我见势不妙，便向船夫喊道：“快靠岸，我要上茅房。”船夫立即停船靠岸。我连忙上岸跑到一户人家去，佯装上厕所，躲进后房里。约20分钟光景，我再到门外观望时，船只不知被鬼子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暗自庆幸逃脱这一关。夜幕降临了，我向这户人家求宿一夜。这家人很好，那位胖婆婆心地善良，说：“现在的世道，兵荒马乱，你这个年轻妇道人家，不该出远门啊！”晚上，我和婆婆同床而睡。夜里，我翻来复去，老想着没有带路的商人，怎么找联络人呢？连姓名、地址都不知道；加之身无分文，吃饭都成问题。次日，天刚蒙蒙亮，我悄悄起床跑到门外看动静，见那只小船停靠这户人家堤岸下，两位商人见我出来，连忙向我招手。我见此情景，喜出望外，跑回屋里向婆婆告别。回到船上，听商人说：“昨晚三个鬼子把船拉走了，幸亏你不在船上。后来，他们给鬼子塞了钱，才得以脱身。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船到汉口，两位布商把我送到林育农家（系我党早期领导人林育南的胞弟）。由于长期的旅途疲劳、受惊，我到林家后生了一场病，得到林家夫妇及罗大婶无微不至的照顾。罗大婶的丈夫是红军，参加长征后，沓无音讯。她为我求医、煎药，弄好吃的东西给我补养。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我很快康复了，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多月后，我与黄序周接上头。他任新四军五师四分区副司令员，张体学同志任司令员，在黄冈一带打游击。黄得知我到达汉口的消息后，马上派两位妇女来汉口迎接。我们三人雇了一只小船，向黄冈驶去。当船行至青山时，被阳逻镇国民党水警扣留盘查，我们没有“身份证”，又操外省口音，他们便怀疑我是新四军，国民党水警按住我的左右手膀，抓住后颈衣领，准备把我捆绑起来。在这紧要关头，我急中生智，大吼起来：“我是个女人，在船上跑不了，绑我干嘛！”这一吼，水警放开手，我趁机往长江里一跳，很快又浮上来了，被水警抓住。我在水中边挣扎边喊：“不放走，我就死在这里！”一个水警说：“你上来，就放你。”我被拉上船后，就对年轻的水警说：“你们给日本人做事为了养家糊口，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呢？”这时，岸上过来一个穿制服的国民党警察，问道：“出了什么事？”水警答道：“没有什么事，一个女堂客掉到水里了：“又对船夫说：“快开船走吧！”我们便脱险了。当晚七八点钟，船到了团风。这里是敌顽我三方拉锯地带，便与船夫商量，在船上借宿一夜。船夫是个好老头，答应我们在船上住宿一夜。
  第二天天亮，我们搭班船到新四军五师四分区驻地。途中，我见到新四军的岗哨，停船靠岸下船。站岗哨兵是个年轻的战士，见我一身衣着打扮，又不是本地人，便把我押到司令部。这正好把我送到“家”。我进屋站了片刻，来了一位二十多岁、个子瘦瘦的“首长”，他见了我就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叫周晓霞，从福建来的。”他马上站起来，紧握我的手说：’我早已听黄序周同志说起你了，刚才对不起！你从福建那么远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啊！序周同志临时外出，不日即回，请你放心。”我激动得泪涮涮地往下流。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终于回到了日夜想念的部队，见到了亲人。那位年轻的首长就是鄂一带赫赫有名的战将张体学同志。眼前的一切，彷佛如梦初醒。从此，我在鄂东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为纪念新四军成立五十周年征文约稿，撰写于1987年11月，1988年登载在上海《战地黄花》特辑刊物上（作新四军革命史编委会出版编印）1991年鄂豫地区革命史编委会在《中原女战士》一书（特辑上集）特载。
  （从1988年上海《战地黄花》特辑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