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平阳宝胜寺双塔及其文化意义
陈鹏
平阳历史上有不少佛塔，但留存至今不多。位于鳌江镇钱仓社区的宝胜寺双塔，是目前平阳仅存的楼阁式佛塔，且年代较早，即使在浙南地区也并不多见，十分珍贵，因此于1963年即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一、宝胜寺双塔的结构
宝胜寺双塔系砖结构的楼阁式佛塔，两座塔相距11.8米，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呈六边形，共五层，通高约15.16米。塔身一至五层逐层递减，腰檐也随之增减，从而构成了流畅挺拔的塔身外廓线。
基座高约1米，底边边长3.3米，第一层塔身结构较简单，仅上端做出三级叠涩加宽。从第二层起，每层构筑均由塔身、叠涩平座、叠涩出檐三部分组成，平座上塔身每面均为三间，明间设壶门式壁龛，并设有八角倚柱、檐柱、阑额、倚柱头卷杀。檐部作砖木结构叠涩出檐，用平砖与菱角牙子砖相间叠涩，在每层最外跳的出檐用一层木栓与砖并做。转角倚柱，呈八角形，隐出五面，倚柱上置转角铺作一朵，泥道拱上设散斗，承托撩檐枋。塔身每面隐出檐柱和倚柱，两槏柱间砌壁龛，内供佛像。第五层叠涩出檐上方逐级内收形成攒尖顶，塔顶置塔刹，高1.2米，系花岗岩打制。塔刹由莲花刹座，宝珠刹身，葫芦刹顶三部分构成。
二、宝胜寺双塔的保护与出土器物
宝胜寺双塔营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北宋天禧二年（1018）重修，南宋建炎二年（1128）再次重修。清光绪年间也可能进行过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过两次加固或维修。1972年，鉴于当时双塔保存状况不佳，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加固。后来由于东、西两塔年久失修，风化及破残较为严重，并且出现较为严重的倾斜，两塔塔顶和塔刹早年已被大风吹落，顶上各长出一颗榕树，1981年至1984年期间对宝胜寺双塔进行了全面维修，历时四年。2006年，当时的平阳县文物馆配合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宝胜寺双塔开展测绘工作。
宝胜寺双塔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但80年代维修期间，在第三层出土“光绪通宝”钱币一枚，在第二层北面壁龛内出土《清河弟子造塔记录》青石碑一方，长0.48米、宽0.38米。此外，在2006年的测绘过程中，在东西两塔的3至5层壶门中整理出17尊佛像。这些佛像大小不一、造型生动、技法求实、神态各异、形神俱妙，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在平阳文物界实属罕见。
《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记载了宝胜寺双塔的建造时间、建造者及历次修缮记录，同时也记录了建造双塔时所瘗埋器物，包括岳阳王感应舍利、铜尊像、佛经、珍宝、宝盖、宝镜、金银、随年钱、发愿文疏等。由于碑文所记载之物均未发现，表明宝胜寺双塔可能存在地宫。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记载了岳阳王感应舍利是请自天台赤城山，东西二塔各一粒，并装进银瓶后置于阿育王铜塔中。岳阳王萧詧为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中大通三年加封岳阳王。相传岳阳王萧詧感悟前事后前往萧山发现自己前生所建造的佛塔旧址，便在塔下发掘得到49粒舍利并藏入天台赤城山砖塔。至后周显德七年（960），为修缮砖塔，在塔中再次开启岳阳王萧詧所藏入的49粒舍利，其中28粒舍利藏入新修的赤城山砖塔，而剩余21粒舍利则置于其他各砖塔。根据宝胜寺双塔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记录，宝胜寺双塔建造时也去天台请得岳阳王感应舍利2粒，并非常正式地装入银瓶后再放进阿育王铜塔中，分置东西二塔。阿育王铜塔是吴越国王钱弘俶大力建造推广的舍利塔，据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十七之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十月条称：“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从出土的阿育王铜塔来看，形制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刹为五相轮柱，塔顶盖四角耸立4根山花蕉叶，塔身立面刻有繁缛的纹饰。宝胜寺双塔所藏的阿育王铜塔虽尚未出土，但无疑也会是类似的形制。
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
清河弟子造塔记录／弟子上军正兵马使、知昭德回图都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右千／牛卫将军同正省、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从轸并弟上军正十将、兼节度副兵／马使、兼侍御史、上柱国从干等。右从轸等伏闻五天真诰，遍称造塔功／深，三藏灵文，极赞率（窣）波果大，近招梵福，远获菩提，仰遵大觉之言，辄效圣贤之／志。但从轸叨逢济世，幸长善门，愧曩劫以修崇，致今生而丰赡，得不专营胜／利，广建良缘为趋圣之阶基，作超凡之梯凳。今特发心舍净财烧造砖瓦，雇／召工匠，于宝胜寺大佛殿前建造宝塔两所，东西二塔之内各请得天台／赤城山塔内岳阳王感应舍利，又备银瓶并育王铜塔盛贮，并铜尊像。阖／家眷属共赎宝箧陀罗尼及造功德经等十二卷，诸般珍宝、宝盖、宝镜、／金银、随年钱、发愿文疏，永充镇塔供养。谨录长少眷属姓名于后。／妻程三十三娘、弟新妇傅十一娘、妹十三娘、十四娘、十六娘、长男当直／上都十将延奎、新妇滕四十四娘、次男节度副将延嗣、新妇胡二十三娘、／侄延褐、新妇陈十五娘、侄招婆婆、招伯、招神、任彩哥、孙子伴公、神公、斋公／公、招来、苟及已下长少等。乾德三年乙丑岁十月八日记。勾当造塔僧／师福、智荣、朋昱。寺主赐紫智琮、赐紫庆饶、赐紫居奉。沙门希晈元书。／旧塔记录已坏，天禧二年戊午夏当寺宣教沙门从信重修塔再刊。元旨／刻字，匠谢赞舍石，修塔匠陈耸。外孙传教沙门冲杲募缘重装两塔佛，又书。
下元甲子建炎二年戊申／岁二月初十日，勾当沙门／希白重修，／匠人朱师肖。
三、是双塔还是四塔
宝胜寺双塔向有原为四塔之说，主要依据的是民国《平阳县志》所载“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已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该条内容录自访册，不见于以往的县志，但考虑到民国《平阳县志》为浙江方志的佳本，对钱仓宝胜寺双塔还是四塔的争议由此而来。
根据出土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记载，北宋乾德年间建造的是东西双塔，至碑文最后记载的南宋建炎二年（1128）都无再添建四塔的记载。而据乾隆《平阳县志》的舆地图所画钱仓宝胜寺前仍是双塔，可见清乾隆年间宝胜寺塔仍为双塔。此外，清代永嘉庆全寺僧西来《过钱仓》诗有“双林开霁色，二塔建霞标”句，亦是双塔的证据。而根据民国《平阳县志》记载，宝胜寺在清咸丰年间经金钱会起义被毁，同治年间僧广法重建，但规模狭小，要说在乾隆至清末期间宝胜寺另建二塔，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且至今宝胜寺双塔还保存完整，四塔痕迹完全不可寻见。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平阳县志》所记载的“钱仓四塔”词条是在《古迹志·杂物》一册，同列的还有“古樟”“浮钟”“新罗庙假山”“昆山下古井”等小物，推测该“钱仓四塔”可能并非为砖塔，而是铁制的小塔。因此，宝胜寺塔应当实为双塔无误。
四、宝胜寺双塔是平阳千年文化的见证
平阳历史文化悠久，上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还有独特的石棚墓，至西晋太康四年（283）已建县。但要说平阳文化的繁荣兴盛，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宋代。两宋时期，平阳人文蔚起，科举兴盛，中状元进士者不计其数，教育、学术等方面也都是异军突起，不负东南邹鲁之名。
要论宝胜寺双塔的历史地位，那必须先谈谈钱仓和宝胜寺。钱仓古称前仓，是南雁荡山的门户，又紧临鳌江，是浙闽南北交通的要道，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带动了当地市集的繁荣，是宋代温州名镇。宋代前仓设有监镇官兼监镇税官，负责管理前仓镇及收缴税钱，可见当时前仓镇的繁华和商业的兴盛。宝胜寺位于钱仓凤山下，此地风景优美，相传吴越国王钱弘俶曾在寺中留宿，后所宿楼阁被称为“钱王一宿楼”。宝胜寺及钱仓凤山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游宝地，吟咏诗篇不可胜数，而凤山上文人墨客的摩崖题刻也是非常可观，宋代前仓镇监镇张师敏即留有不少题刻，并因此而留名。
宝胜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是平阳最早的一批寺院，根据记载可知的寺院建筑有大佛殿、律院、教院等。宝胜寺在五代北宋初已开始兴盛，钱王一宿楼事迹无论真假，都表明当时宝胜寺的规模已经不小，是一座可以用来接待皇家的寺院。而宋初乾德三年（965）建造双塔时，还请得了天台赤城山的岳阳王感应舍利，都表明当时宝胜寺是一座重要的佛寺。宋代的宝胜寺还可能是当时达官贵人停丧的寺院，宋代停丧风俗逐渐兴盛，寺院也通常用来作为停丧的场所。近年出土的《王监镇乂灵柩》碑载有“宋前仓宝胜寺僧义宣立”文字，也可窥见宋代宝胜寺的重要地位。
宝胜寺地理位置重要，集佛教、人文、自然于一体，宝胜寺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阳文化兴盛的象征。如今宝胜寺仅存寺前双塔，见证了宝胜寺的兴衰，自然也见证了平阳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清〕张南英：《平阳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民国〕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平阳县图书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01页
魏祝挺：《吴越国赤城山舍利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略考》，《东方博物》2020年第3期
平阳学宫安阳故址考
陈彤
民国《平阳县志·学校》记载：“学宫，晋太康年间始建。唐初在证真院南，即今广福宫地。宋元祐间，迁于县治东南三里凤凰山下，令沈悚相视为宜，因建（县学）焉。绍兴中，南徙安阳，去治十里余。后因道远，乃复元祐故址。其地系陈氏世居，……陈彦才父率族人献之，计五十亩。”文中关于县学（学宫）迁址过程有三：“唐初，在（坡南）证真院南”；“宋元祐间，迁于……（城南）凤凰山下”：“绍兴中，南徙安阳”。但其未明确“南徙安阳”之原因，亦无安阳在今何地的记载，因而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凤凰山离县治近，而安阳“去治十里余”，县学为何舍近求远，从凤凰山麓“南徙安阳”？
明代两篇文献 分持不同观点
现存关于平阳县学“南徙安阳（洋）”的最早记述，出自明代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其卷七《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曰：“迨宋元祐，（县学）建于凤凰山下，立孔子庙。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薛应旂（1500-1575），字仲常，号方山，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二十九年（1550）十月，补浙江提学副使。《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其时薛应旂在浙江提学副使任上，巡历平邑岁考，平阳知县、教谕、训导“率诸生请予为文，以纪其事”。碑文后收入康熙、民国《平阳县志》，分别题作《平阳修学记》《修学记》，作者薛应旂。顺治、乾隆《平阳县志》未收此文。
《平阳县重修庙学记》勒石54年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邑之宿儒应德成撰成《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文曰：“平阳学旧在安洋里，去县远。宋元祐，改迁今凤山之麓。”应德成，字遐进，号越山，平阳县金乡卫人，曾任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知县。
这样，关于县学“南徙安阳（洋）”的时间，在明代平阳文献上就有了两说。薛应旂认为，县学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从凤凰山麓迁往安阳（洋）：应德成认为，县学在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之前就已在安阳（洋）。
顺治、康熙《平阳县志》不支持薛应旂的观点。前者卷二载：“儒学。唐初在证真院南，今广福宫之地。至宋元祐，凡再徙，乃定于凤凰山下。”后者大意类同。二志皆言元祐年间县学“再徙”“定于凤凰山下”，从而预留了元祐之前“初徙”的空间，与应德成“学旧在安阳（洋）”的观点暗合。
乾隆《平阳县志》则完全采用薛应旂的观点。民国《平阳县志》沿袭前志，仅改“儒学”为“学宫”，改“安洋”为“安阳”（详见本文导语）。
元祐七年之前 县学已在安阳
乾隆、民国《平阳县志》依据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所述“绍兴中，（县学）南徙安阳（洋）”的观点，不仅与明代应德成所撰《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不一致，而且还和康熙、乾隆、民国《平阳县志》关于广福宫（原学宫地，在证真院南）始建年代的记载相抵触，不能自圆其说。
康熙《平阳县志·寺观》、乾隆《平阳县志·秩祀》、民国《平阳县志·神教》均载：“广福宫，在坡南。宋治平（三）丙午建。”据此，学宫（县学）迁离证真院南的年份，不会晚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广福宫始建之时。另，顺治《平阳县志·学校》载：“陈氏于宋元祐七年献地以为学基，凡五十余亩。”据此，县学迁建凤凰山麓的时间，为北宋元祐七年（1092）。
从北宋治平三年（1066）到元祐七年（1092），共26年时间，平阳县学（学宫）坐落何方？对于这个问题，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应德成《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根据薛应旂文章，治平三年至元祐七年之间（1066-1092），县学历史完全空白；根据应德成文章，县学这26年在安阳（洋）。
相比之下，应德成的记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历史真相应该是，北宋治平三年（1066），平阳学宫离开坡南证真院南后，即迁至安阳。元祐七年（1092），县学始“建于凤凰山下”。因此，县学迁往安阳的时间，并非薛应旂所云绍兴年间。
安阳办学期间 生员逾两百人
据顺治《平阳县志》载，唐武德五年（622），横阳（平阳）县学宫尚在县城坡南证真寺南。贞观元年（627）后，学宫一度裁撤。大足元年（701）恢复学宫，直至北宋治平三年（1066）。在此期间，平阳学宫生员名额40人。毕业生员经州试后，送尚书省参加考试。
据《宋史·志一一〇·选举三》载，北宋庆历四年（1044）三月，朝廷下诏兴学。诏曰：“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并规定，县有士子200人以上许立学；士子须在县学习业300日以上，始准参加科举考试；曾应试者，亦须在学100日。庆历兴学失败后，州县兴学之诏未予取消。
北宋治平三年（1066），范伯英知平阳县，依州县兴学之诏，始改学宫为县学。因平阳士子在200人以上，坡南旧学宫已不能容纳，遂从证真院南迁出，远赴十里外之安阳，改建平阳县学。但县学迁建安阳后，因路途较远，师生殊为不便。
元祐六年（1091），宣德郎沈悚知平阳县。次年（1092），城南陈彦才之父率族人“献地五十亩为（学）基”，经“沈悚相视为宜”，县学遂离开安阳，迁建于城南凤凰山下。
所谓元祐旧址 其中应有误记
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有云：“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乾隆、民国《平阳县志》则作“乃复元祐故址”。那么，“元祐旧址”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与应德成文章同时撰成的另一篇碑记，也许能解开这个疑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平阳县知县汪宽撰成《平阳县重建儒学记》。文曰：“余始至，谒先师庙，怪问何以不治。诸生前对曰：‘元祐间（县学）始迁凤凰山下，负子揖午（坐北朝南），科第斌斌为盛。其后更以丙寅（正南偏东），山水背殊，邑不兴于文，或职是之故。与其东葺西补，不若更之，以复元祐之旧。’……盘土筑基，宋元祐旧址隐隐若存。期月之间，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然一新。”此文所谓“元祐旧址”，指的是元祐年间县学孔庙（先师庙）旧址。或许，薛应旂所云县学“元祐旧址”，实为汪宽所言县学先师庙“元祐旧址”。薛应旂乃常州人，偶至温州，对平阳历史并不了解，其“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的说法，当为误听误记。
古代八都安阳 如今叫做温垟
最后一个问题是：北宋时期，平阳县安阳（洋）在今哪里？
关于安阳所在方位，民国《平阳县志》至少记有3处信息。其卷五·建置志一·今乡都村庄表：“慕贤东乡，八都（在县南五里）：安阳。”卷三·舆地志三·山川上：“丰山之南为安阳山，迤东为林亭山，俗以近海中阳屿，名阳屿门。”卷四·舆地志四·山川下：“丰山村之东有河别出，迳安阳之平安桥。”据此可知，安阳在慕贤东乡八都，安阳山在丰山、阳屿门（林亭山）之间，安阳有平安桥在丰山村之东。
明清至民国初期的八都，包括今鳌江镇务垟社区大部分区域，下厂社区下丰山、阳屿，以及昆阳镇城南社区平塔、阳岙一带区域。今在鳌江镇下厂社区下丰山、阳屿之间，有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在平阳话方言中，“温垟”与“安阳（洋）”谐音。东塘河自丰山方向而来，流经温垟村口。村口有镇安桥，为全村唯一桥梁。其方位情景，与民国《平阳县志·舆地·山川》所载平安桥甚为契合。《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载：“温垟，据当地桥梁题刻，宋熙宁间（1068-1077）已有村落，后废。”县学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迁建安阳，与温垟在熙宁年间（1068-1077）成村，时间上亦相吻合。
据此，北宋时期的慕贤东乡八都安阳，即今之鳌江镇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
田野调查发现 当地仍有传说
为进一步核实县学遗址历史情况，2022年6月16日上午，笔者专程前往温垟村，开展田野调查。在鳌江镇下厂社区副主任陈绍强、平河行政村村委会委员杨凤萍等帮助下，采访了原温垟村老支书吴正亮。
吴正亮老人接受采访时说，当地故老相传，历史上的平阳县学遗址，就在该村的安阳山下金鸡洞前。在社区、村干部与吴正亮老人带领下，笔者实地踏访了安阳山下传说中的县学遗址、村口的镇安桥及旧桥板。仲夏阳光之下，安阳山逶迤葱茏，寂静无声。山下的县学旧址已荡然无存，传说中的金鸡洞亦无从寻觅。老人说，60年前，安阳山下的安阳溪与远处流来的岙底溪，还能在温垟村汇成宽阔的安阳河，然后从镇安桥旁注入东塘河。那时，安阳河埠头还可以停靠18只小木船。如今，这里已变成1条狭窄浅陋的小河浃。27年前从镇安桥上卸下的两块旧石板（系清代重建），也静静地平躺在小河浃侧旁。
实地考察结束后，再结合原先的文献考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北宋英宗治平三年至哲宗元祐七年，即公元1066年至1092年，平阳县学曾在安阳办学26年。县学安阳遗址，在今鳌江镇下厂社区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县学入迁安阳（温垟）之时，距今已有956年。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4版
〔明〕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常州先哲遗书》第92、93册
〔明〕应德成：《居越山人遗稿》，民国永嘉黄氏敬乡楼抄本
〔清〕马腾霄、陈文谟：《平阳县志》，清顺治八年刻增修本
〔清〕金以埈、吕弘诰：《平阳县志》，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清〕张南英：《平阳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民国〕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平阳县图书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
平阳县地名委员会：《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1985年编印
苗德春：《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平阳会文书院名称及地址考
张奋
平阳的会文书院，是浙江省的著名书院，也是迄今为止温州古代书院整体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会文书院初建于北宋，是平阳先贤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的地方。陈氏兄弟曾受业于程颐、程颢，学成回乡讲学，开浙江理学之先河。会文书院的创建，改变了平阳的学风，南雁也因此成了浙南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清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历史上，会文书院曾一度圮废。现存的建筑为清光绪十年（1884），邑人陈少文、周启良等人倡捐重建，邑令汤肇熙捐俸劝置田产，以助膏火。会文书院作为平阳传统文化的缩影，于1986年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会文书院名称考
一直以来，都说“会文书院”又名“会邱书院”。这一说法可能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载：“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乾隆《平阳县志》卷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乾隆《平阳县志》的“会邱书院”说法，应该是沿用了《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会丘书院”条目的按语写道：“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此处所指的“陈《志》”，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所编的《南雁荡山志》，文中未有“会丘”的记载。
同时，《南雁荡山志》卷三“会丘书院”条目的按语写道：“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或者说，在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隆）嘉（庆）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还会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
会文书院地址考
位于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都说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古称乐溪的今水头镇鹤溪，为宋代理学家陈经邦、陈经正的故里。在宋代时，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中元村的元底自然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记载：陈“家多资”，这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能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曾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髫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也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当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陈经邦在《会文阁记》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元底自然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迎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从何谈起建于“家居之前”呢？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可能专门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清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璿（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会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在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会将陈氏兄弟的读书处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清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而清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清光绪年间陈少文等人予以了重建，但素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指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馀。’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及乐溪一带山水，都是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
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中，盖竹与乐溪还是作为“别巘”列入的，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由福建浮海，乘船经鳌江前来平阳盖竹，其后再至乐溪，讲学旬馀，完全也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不能徒步远行。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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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桥与林拱辰
黄进峰
万安桥是平瑞塘河中段一座有名的古石桥，属古代平阳万全平原上的交通要道，它联接塘河东西两岸大片粮田及附近几个村落乡民的出入来往，位于万全镇宋桥社区金宕村，古观音亭及今普门禅寺旁。林拱辰，南宋凤林乡盖竹人（今属麻步），文武进士。他任太府丞时，曾借衔工部尚书，出使金国，官终吏部侍郎，属一代名宦。
万安桥现状
庚子年冬，横阳文史群走访塘河古道，观察塘河新貌。当行至塘河中段，有新造水泥桥——“金宕村大桥”横跨塘河东西。水泥桥旁有一座不起眼的古石桥，静静地横卧其上侧。比起人来车往的金宕桥，小石桥显得落寞孤单，很少人行。这座小石桥为五间桥，石柱砥河，石板铺面。普门寺当家和尚说，这是一座宋代古桥，名“万安桥”。
万安桥全长三十来米，净跨水面约十三、四米，桥面宽约二米，桥身距水面三米许。桥墩由四根长方形的条石柱立，西侧桥墩柱上阴刻楷书“万安桥”三字。桥墩置帽石为梁，临岸桥墩用规整条石沉河堆砌，两头放有台阶。桥面用五根青石板并列铺设，南面拱券石上阴刻楷书数字，字迹模糊，无法分辨。桥上栏杆大部分为后期修建，新旧痕迹清晰可见。
出于对文史的爱好，笔者查询了民国《平阳县志·金石志一·林拱辰建桥题字》，其内容为：“（桥）在万全镇观音亭。口定庚午仲冬吉日，朝散郎直秘阁淮南运使林拱辰建。”民国志编者还作了按语：此题字体整饬，镌刻甚精。“定”前一字已断，考知为“嘉”字。可见，万安桥石刻题字为：“嘉定庚午仲冬吉日，朝散郎、直秘阁、淮南运使林拱辰建。”
林拱辰的收入
嘉定庚午，即嘉定三年（1210）；仲冬，即农历十一月；朝散郎的官阶是正七品，是低于朝散大夫（从六品）的官衔。朝散郎官号，是一种寄禄官，算薪水用的。宋代淮南路分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林拱辰应是淮东和淮西两路转运使。按宋制，官任转运使的资格必须为朝官以上、历任知州或知军，有政绩者。林拱辰还有一个身份是“直秘阁”，是贴职，除了荣誉外，还可以算补贴的。宋代文官贴职由低向高依次为直阁、修撰、待制、直学士、学士、大学士。如徐谊是待制，萧振是学士。工资和补贴一般有钱、谷和丝绢等。
朝散郎每月工资大约是：钱30贯，外加春、冬绢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还能领到“直阁”贴职补贴10贯。一贯是1000文钱，即一缗。林拱辰的月工资加补贴大约在40至50两白银。
除了工资补贴外，外任地方官职还有职田（公田）收入。转运使可得到15顷（1500亩）全部或部分收获物的收入。
宋代官制的特点是：有官、有职、有差遣。林拱辰的朝散郎是“官”，直秘阁是“职”，转运使是“差遣”。
林拱辰朝散郎（正七品）的官衔，在宋代还是个比较向下的位阶，但他两淮转运使的职位算是个高等位次，职权重大。所以，朝廷赏给他一个馆阁贴职，除了宠荣之外，还让他领到补贴。
宋代奉行高薪养廉制度。如果不算林拱辰的职田收入，仅工资补贴（钱钞）这块，他一年可得白银在500至600两之间。
万安桥的构造比较简单实用，桥上没有廊亭构设，桥栏没有“蹲狮坐虎”，桥身装饰也没“雕龙刻凤”。造桥的费用，笔者估计应在200至300两白银，为林氏小半年的工资补贴、收入。
林拱辰为官履历
林拱辰是个弘治《温州府志》《东嘉先哲录》、民国《平阳县志》都有记载的人物。他字岩起，初名一鸣，凤林乡盖竹人（今麻步镇）。南宋淳熙五年（1178）考上武进士，又于淳熙八年（1181）参加锁厅试，以武换文，与其弟林应辰同年考中文进士。可见，他是个具有文武才干的能臣。
林拱辰曾任承议郎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行大理寺主簿、太府丞。开禧三年（1207），南宋北伐失败，宋金重签盟约。朝廷派他以太府丞借衔工部尚书身份，充当使金“通谢使”。林氏出色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回来官升户部郎。
嘉定元年（1208），他官任提举浙西常平茶盐公事，嘉定二年，提升为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嘉定三年，出任淮南转运使。当然，按宋制，他在当转运使之前，必须先出任知州、知军之职。民国《平阳县志》也考证了他在南宋官场曾知扬州、婺州。最后在地方，做到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在朝廷，官终吏部侍郎。
林拱辰是个有学问的官员，著有《诗传》《春秋传》，研究儒家学问。林氏的《诗传》和《春秋传》均已佚。据瑞安孙诒让考证：《诗传》的面世，是嘉定元年林拱辰官任浙西常平提举时，在平江府（今苏州）刊印的；《春秋传》有三十卷，是其知婺州时，刊刻于婺州（今金华市）。
林拱辰可能与朱熹有过交往
明初名家宋濂曾在《平阳林氏祠学记》一文中透露一些信息。明初，盖竹名人元阳江县尹林淳之子林升，官刑部主事，与宋濂有同僚之谊。林升遵父命，为盖竹林氏族人创建祠堂。正堂奉盖竹始迁祖林木主，“朔望必谒，岁时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从事。”林升还在祠堂左侧建祠崇祀朱熹之像，并以其先林拱辰、林千之、林起鳌、林淳四人作配一同祭祀。可见，盖竹林氏对朱熹的崇敬是无以复加的。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下令修成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明朝统治者正式倡导以朱熹理学为核心的两宋儒学，作为全国统一奉行的学术权威。洪武年间，朝廷和民间对朱熹的崇敬还没达到迷信的程度，而盖竹林氏先走了一步。这也似乎表明盖竹林氏先贤如林拱辰等，可能与朱熹存在学问和道义交集。
朱子于庆元六年（1200）辞世，林拱辰在年龄上作为朱子的后辈，已经在南宋官场立足了二十来年，他们之间应该有诸多接触机会，加上浙南闽北接壤，路途不算遥远，林拱辰向朱子讨教或互为师友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个证据，就是《朱熹集》中《过盖竹作》二首七绝诗：“二月春风特地寒，江楼独自倚栏干。个中讵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细数看。”“浩荡鸥盟久未寒，征骖聊此驻江干。何时买得鱼船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诗中的“江楼”“前峰”“江干”“鱼船”“画里”都和麻步盖竹的地形风貌契合。这二首诗也被文史研究者认作朱熹去过麻步盖竹的一个有力佐证。
横阳文史群也曾组织过一次对麻步盖竹的实地考察与采风，相传盖竹村一些古建如江楼、祠堂等都毁于洪武八年那次泥石流。当年，鳌江江流未改道之前，江面就临界盖竹村。笔者走访盖竹时，也特别留神遗存至今的一些“蛛丝马迹”，试图能有所发现。
“盖竹”这个地名，不仅在麻步一处。朱熹晚年退居的福建建阳也有一个叫“盖竹”的地方。“盖竹”地名，可见于《南唐书·查文徽》，五代时王延政乱闽，查文徽拟攻取建州，率军到达建阳“盖竹”与王延政军相拒。朱熹诗中的“盖竹”，到底是麻步盖竹还是建阳盖竹，实有待于到建阳进行实地考察。如果，建阳盖竹那边没有江流或不近江流，那么，《朱熹集》中的盖竹，必定是麻步盖竹无疑。
古代乡绅一般都是在乡梓为大家做善事。如，徐谊（沙冈人）协助建沙塘陡门，蔡必胜（步廊人）修建北塘河。林拱辰为何在万全塘河出资建桥？这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团。笔者想，或许他的舅家或夫人家在万全？或许他在万全平原有产业、地租收入？或许还有其它原因。
林拱辰的生卒年以及家庭状况、子孙荫职等，《平阳县志》都已失载。嘉定三年（1210），林氏建造万安桥时，朱熹己殁将近十年，徐谊也于两年前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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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季良、林居雅和阴均陡门
陈文苞
“温地负山濒海，水自诸山溪源达于河，合流于江，入于海。泄而不蓄则旱，蓄而不泄则涝，旱涝皆为民害。故水势大处，则立陡门，小处则立水闸，以时启闭。”《永乐大典·温州郡志》对温州地貌形态与陡门设置作了简要的描述。
东海之滨，渔都舥艚，古属平阳县金舟乡，今归龙港市。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平阳三镇之一就有“琶槽镇”即舥艚（另两镇是钱仓和宜山），故舥艚的历史已有千年。蜿蜒的阴均山脉，如一座舒展的屏风，南北走向，斜插东海，与北方的墨城山摇摇相对，拱卫着鳌江南北两岸广袤田野。鳌江之南，阴均之北为广袤富饶的江南垟，从鳌江口到阴均山之间的人工建筑——东塘堤坝，阻挡着东海的咸潮。阴均陡门是东塘最重要的一部分，阴均塌陷，则东塘将全线奔溃，东海之潮将席卷整个江南。
阴均陡门未筑之先，江南垟百姓已开始陆续修筑东塘，然在挟风雷之威的台风打击下，塘堤屡建屡圮。南宋乾道二年（1266），东南沿海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江南垟沿河受害最深。有一句流传下来的话：“乾道水漫炎亭坳，江南只剩十八家”。晚唐五代以来，江南垟已部分成陆，来自闽东一带的百姓陆续迁徙至此定居，经世代繁衍生息，江南垟人烟渐密。在这场大水之中，许多家族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十八家或许只是一个数字，有可能是十八个人，也有可能是十八户人家，也有可能是十八个家族。
对于这场灾难，民国《平阳县志》记载：“孝宗乾道二年（1166）丙戌八月十七日，丁亥，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漂盐场，潮退，浮尸蔽川，田禾不留一，无收三年。”可以想见，那一场台风造成的灾害是多么惨烈！
淳熙八年（1181），金舟乡夏口林仲彝，字清叟，是著名的乡绅，为保护家园，他奋然带领江南父老乡亲依托灵峰山以北乌屿山麓的石柱，修筑乌屿陡门，陡门广四丈，深一丈五尺。陡门修筑完成后，为了纪念江南百姓修陡之举，林仲彝将铭文镌刻于陡门之上：“陵谷变迁，沧海成田。人用智力，复归其天。潴之为渊，决之为川。泽润生民，于万斯年。”没有冗长的记事，短短几句，却洋溢着江南垟先民那种豪迈的激情。
林仲彝在江南的主要河道上，又修新潜（《温州府志》作“蒋潜”，建于嘉祐年间）、湖南陡门（《温州府志》记载系“陈骥”所修），共计开河五十五万五千九百丈，灌溉亲仁、金舟、东、西乡田四十六万亩，其利甚溥。
林仲彝修毕江南水利六年后，登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第，授宁德主簿，擢吏部员外郎，出知台州。然而这些小陡门抗潮能力有限，每年发生的台风，使百姓深受洪涝灾害之苦：飓风刮走茅舍，大水冲垮泥墙，淹没稻田，灾后的疾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江西玉山人汪季良知平阳县，他慎刑罚，简徭役，勤政爱民，宽恕待人。为了教化乡民，汪季良亲自撰写数千言《十事》并向民间公布。这十事是：明君臣、亲父子、和兄弟、谨夫妇、善朋友、视疾病、早安厝、严继绝、保本业、戒斗讼。
汪季良重视兴修水利。上任之初，汪季良就在潭头、海口筑土堰一所。嘉定二年（1209），汪季良见江南大量农田易旱涝，少收成；再加风潮侵袭，渐成斥卤。他考察江南垟水利后发现，江南垟的三十六道水源发源于荪湖、将军诸岭，汇集于阴均山入海口。阴均相当于人身上“尾闾”之穴，又有阴均山作为天然倚靠，选择此地修筑陡门，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且该陡门修好则将惠及整个江南垟。
然而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在众水汇聚的阴均筑陡谈何容易？修筑阴均陡门工程正式启动，招募劳工，购买材料，在一年时间内，汪季良亲自督工，精打细算，广大百姓也纷纷出工出力。修建陡门最难的是在湍急的水流中填土，相传修陡工程接近尾声、填堵最后一道缺口的时候，奔腾的水流像一条恶龙，无坚不摧，一包包土石被冲走。眼见工程功亏一篑，汪季良急了，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跃入水中，勘探基础，发现有岩石硬底可作闸基，遂令整改，与众人一起运土石、堵缺口，终于一举成功。汪季良在阴均山麓建水闸三间，放置石门，定时启闭，蓄泄洪水，以御咸潮。至此，江南四十多万亩良田不再受洪涝灾害。阴均陡门建成后，乌屿、新潜、湖南陡门，以及旧有王引埭、和尚埭、丫口埭、王明埭、陈蔡蓝埭、丁家埭、倪家埭皆废。
汪季良还仿朱熹创制的社仓制度，即在阴均陡门旁边的空置的涂田上建社仓，贷粮给贫苦百姓，仅收本粮。在歉收的年份，甚至免除了本粮，无数的百姓得以存活。
汪季良在平阳一连两任县令，于嘉定五年（1212）离任，不久去世，江南百姓巷哭路吊。为感激汪季良的功德，林居雅等代表在陡门之旁树立石碑，请温州太守杨简题写“令君汪公遗爱恩波”八个大字。舥艚百姓自发修建阴均庙，立汪季良为阴均大王。在平阳知县任上，汪季良还撰写了《平阳会书》四卷，叶适为之作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平阳号难治，为浙东三阳（指平阳、东阳、松阳三县）之冠。季良治有声，乃以一邑财计，自两税而下为二十一篇，终于岁会，旁通沿革，本末大略备矣。”“季良，端明应辰之孙，佳士且能吏也。得年不永，士论惜之。”
汪季良修筑阴均，得到广大江南乡绅的支持，其中林居雅值得一书。民国《平阳县志》记载：“林居雅，号回川，金舟乡艾阳人，嘉定初，邑令汪季良创筑阴均埭兼建陡门，居雅与郑万全兄弟及陈子直等各倾家助之，阅岁而成，旱潦不患。”然而据明人郑思恭的《东昆仰止录》记载：“义民林公，下岭人，公名居雅，嘉定间，玉山汪公为邑令，创阴均斗门……”下岭、艾阳这些消失的地名，古属金舟乡林湾里，林湾林氏是一支古老的家族，至宋代有林居雅、林思学、林大备、林栋、林善补、林棻等人，都是林湾林氏杰出的后人。
林居雅出身于林湾林氏书香望族，他不是寻章摘句、食古不化的儒生，素以“躬行自信，勇于为谊”而著称。得知汪季良有意修陡，为资金缺口而苦恼，林居雅主动将家产变卖，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助修陡门，“兴阴均提阏之利，竭其家力无难色，一方永赖。”在林居雅带动下，同乡的郑万全、陈子直等一班乡绅也纷纷慷慨解囊。在以林居雅为代表的江南乡绅支持下，修陡完工，可谓是泽被江南，功在千秋。
林居雅后来入杭州太学读书。据宋王致远（1193-1257）《真州教授林思学圹志》（该碑至今尚在龙港市舥艚港边林氏祠堂）记载，林居雅之子林思学，字幼成，自幼跟瑞安进士曹豳就学，学会作文后，林居雅亲自传授《春秋》。林思学后来也入太学，与父亲同学，许多同舍生都很羡慕他们父子共学。
林思学在太学学习了十五年，登嘉熙二年（1238）进士第，以迪功郎授真州教授。三年（1239），史嵩之拜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视师江淮，延揽英才。林思学应辟入幕府，参赞军机，正当他为国分忧，施展才学，在仕途大展宏图之时，不幸感寒疾而死，时年45岁。淳佑辛丑（1241）十二月，祔葬於母夫人曾氏之墓。娶陈氏，生二男，曰果，曰异。林思学英年而逝，林居雅经历丧子之痛后，又亲自任教两个孙子林果和林异，从小就让他们读林思学的书籍。
林居雅以高龄去世，百姓感激他的毁家建陡之功，也将其塑像送入阴均庙作为陪祭，世代同飨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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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平阳学塾初探
陈斌
北宋时期，平阳一直处于和平环境。宋室南渡后，平阳更从原来的边隅海陬之地，演变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近畿之区。由于社会稳定，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民间进学应举风气渐盛，学塾普遍兴办，士人陆续中举，人才逐步涌现。平阳历史上第一轮教育高潮遂于宋代出现。
历史背景
宋代户籍有官户、民户之分。官员有荫补权，其子弟、亲戚、门客可以恩荫入仕为官。民户要成为官户，除了出钱或纳粟买官以外，最主要的途径是科举。北宋建立后，进一步完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广开入仕之门，打破士庶界线，为官户以外的普通民众提供了跻身仕途的新途径。这就激发了普通百姓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摆脱贫苦生活的社会心理。
在这期间，福建移民大量迁入平阳，其中大多数途经靠近平阳的长溪县赤岸。当时的赤岸，不仅是闽东北前往平阳的交通咽喉，也是宋代长溪县科举文化昌盛之地。叶适《长溪修学记》云：“惟长溪弥恒山海最巨邑，宦游满天下。廉村薛氏举进士为闽越首，赤岸尤盛。”长溪赤岸人迁入平阳后，将其对科举与教育的重视态度也带了过来。
北宋仁宗、神宗、徽宗三朝，先后三次兴学，全国各地县学得到普遍发展。平阳县学（原称学宫）原局促于坡南证真院南，哲宗元祐七年（1092）始迁城南凤凰山下，教学规模与教育水平均有较大提升。但县学规模毕竟有限，远不能满足社会基层的教育需求。民间学塾因而应运而生，成为官方教育的必要补充。
发展阶段
宋代平阳学塾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酝酿、兴起、鼎盛三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建隆至绍圣年间）
北宋前中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一带，平阳地处东南边隅，教育相对比较滞后。期间虽历经兴学，县学亦迁至凤凰山下，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全县学塾寥若晨星。
（二）兴起阶段（崇宁至端平年间）
北宋后期，平阳乐溪陈经正、陈经邦兄弟从洛阳传回中原文化，在南雁创办会文书院，带动了平阳学塾初期发展。南宋中期，永嘉学派兴起，推动了平阳学塾的进一步发展。如叶适曾在平阳创办东谷塾，其弟子蔡任曾在万全步廊创办叶岭塾，陈傅良弟子陈志崇则在东乡丰山创办学塾。
（三）鼎盛阶段（嘉熙年间德祐年间）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平阳周坦廷对第一，名列戊戌科榜首；淳祐元年（1241），徐俨夫又高中状元。周、徐二人“六载联标”，掀起了平阳士人读书高潮，学塾因而进入鼎盛阶段。
五大类别
宋代平阳学塾可分五大类别：家塾、族塾、义塾、自设馆、经馆。
（一）家塾
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中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叫做家塾。目前虽未发现方志对宋代平阳家塾情况的明确记载，但《平阳县志·人物志》有载：“（王）自中气度超绝，年十八游浙东金华，叶衡辟塾延之，命诸子从学。”从这段文字可看出，王自中年轻时曾被叶衡聘为家塾塾师，其虽在金华，平阳亦应有之。
（二）族塾
宗族或世家大族出资，聘请专职教师或由本族优秀儒生担任塾师，在宗祠教育本族子弟的私学，叫做族塾。宋代平阳学塾当以族塾为主要形式。族塾与家塾不同，超出了一般的家庭范畴，教育对象不仅有直系亲属，还包括父族、母族在内的子弟。族内子弟免费入学，或承担少量教育费用，但必须遵守族规族训，向塾师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贯彻伦理道德纲常，并参加科举考试。周喟《南雁荡山志》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可见，宋代平阳的毓秀书院、聚英书院、聚奎书院等，名为书院，实属南湖薛氏、盖竹林氏、泗溪林氏族塾。万历《温州府志·杂志》载：“叶岭塾，叶适有记。……鹤溪塾，四十一都，陈氏立并废。睦源塾，周氏立。”叶岭塾、鹤溪塾、睦源塾，分别是步廊蔡氏、鹤溪陈氏与睦源周氏的族塾。许景衡《林居士墓志铭》云：“至居士，始喜儒，辟馆延四方之士，使诸子若族人皆从学。”说明泗溪林氏办有族塾。
（三）义塾
义塾又称义学，带有免费教育性质，是专门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或为地方善举，或系个人捐资，或由祠堂出面创设，一般都有一定的基金（主要是土地、房租）支持。民国《平阳县志·人物志》载：“（徐钺）父几，自号休休翁，与里人作义学，延知名士教子弟。”南宋绍兴年间，万全徐几曾与里人兴办义学，聘请名士教子弟。
（四）自设馆
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学塾。陈志崇、林景熙都曾在自家办馆授徒。《平阳县志·人物志》载：“志崇，字仲孚，上舍释褐。……光宗初，叩阍不报，归，以学授于家。”“至元中，（林景熙）曾还家教授，复于州郭西马鞍山下辟赵奥别业，以居生徒。”
（五）经馆
经馆主要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问学或学习时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讲学多为经师名儒。如叶适在平阳创办东谷塾。万历《温州府志·杂志》载：“东谷塾，在（平阳）二十五都，叶适立。”
师资来源
宋代平阳学塾的师资来源，主要为民间师儒、在职或离任官员、科举不第或无意入仕的学者三种类型。
（一）民间师儒
民间师儒被富户、宗族聘为塾师，或自己设馆授业。陈高《愚翁墓志铭》载：“（顾晏）以明经教授乡里，为硕儒。”顾晏应即宋代平阳民间师儒。
（二）离任官员
平阳籍或附近县籍官员离职后，在平阳设塾授徒。如叶适在平阳设东谷塾讲学。
（三）科举不第或无意入仕的学者
多年参加科举而不顺利者，以及一些无心入仕者。如陈志崇离开太学后，即在家乡以学授徒。
产生影响
宋代平阳学塾的出现与发展，对当时平阳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是促进了教育普及化。
宋代平阳学塾教育的出现，促进了平阳教育普及，推动了社会进步。宋代以前，官宦人家和地主家庭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而在宋代学塾，贫寒子弟也得到了受教育机会。
二是推动了大家族的形成。
族塾教育对家族子弟进行人伦纲常、历史文化教育，有效提高了家族子弟的文化素养。宋代平阳先后出现盖竹林氏、泗溪林氏、睦源周氏、杉桥朱氏、南湖薛氏、步廊蔡氏等大家族，与族塾教育不无关系。
三是加快了科举进步。
科举的成功，是宋代平阳学塾发展的推动力。而学塾发展，又反过来加快了平阳科举进步。北宋中后期开始，平阳子弟开始考取进士。南宋时期，共开科49次，平阳人登进士第313人，达到历史最高值（据胡珠生《温州古代史》统计）。
四是助力了社会文化提升。
宋代平阳学塾的兴起，推动了平阳科举的发展。科举的发展，促使大批人才登科。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学艺术各领域做出贡献，也助力了平阳社会文化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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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平阳县图书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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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霖、武小平：《宋代温州科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宋代温州平阳县十乡名称之辨析
李祖踏
明清时期，平阳县乡都区域划分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除明景泰年间（1450-1457），从归仁乡析出三都六里，与瑞安县义翔乡划出的四都十八里，共同组建泰顺县外，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虽说当时归仁乡析出了三都六里归泰顺，但平阳仍然保有归仁乡建置及其五个都的辖区。
明清两朝的《温州府志》及《平阳县志》，都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平阳县划分为万全乡、慕贤东乡、慕贤西乡、凤林乡、金舟乡、亲仁乡、归仁乡、宰清乡、崇政乡、招顺乡等十个乡。可是，宋代的相关史料对平阳乡都区域划分记载就没有明清两朝清晰明确。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记载：“平阳县，南一百五十里，十一乡，本永嘉安固之地。”其中，明确当时平阳辖有十一个乡，但未记载各乡的名称。随后，平阳的乡里划分或有所变化，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平阳县下辖十个乡。《元丰九域志》卷五载：“望，平阳，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十乡，前仓、琶槽、泥山三镇，天富一监场。”也没有明确记载当时的乡名。
当然，《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作为宋朝国家级的官修志书，未记载县辖的乡名实属正常。这些具体的乡名，在当地的州府及县级的地方志中本应有所记载，可惜的是宋人徐嘉言编撰的《永嘉志》、曹叔远编撰的《永嘉谱》、陈谦编撰的《永宁编》，以及元人章嚞编撰的《平阳州志》等宋元时期修撰的温州及平阳地方志均已佚失，让今人无法从正式的地方志中得知宋代平阳县下辖十个乡的名称，但其中宰清乡、万全乡、凤林乡、归仁乡、东乡、西乡、金舟乡、亲仁乡、凤栖乡等九个乡的名称是明确，唯独一个乡不知其名。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宋一代，文明到达了新的高峰，官员学者著述丰富。因此，宋元温州、平阳的正式地方志虽已佚失，但还是能从宋代的部分文献，尤其是平阳及周边先贤的著作中，考辨宋代平阳县十乡的名称。
一、宋代平阳县十乡名称探究
1．宰清乡
许景衡（1072-1128），瑞安人，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进士，人称横塘先生。其著作《横塘集》收录了《陈府君墓志铭》。该墓志铭载：“府君讳宗伟，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宁二年，岁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于家……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乡乐溪村之原。”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可以确定在北宋徽宗年间之前，平阳县所辖的十个乡中就已有宰清乡的名称。
2．万全乡
宋之才（1090-1166），平阳宋桥人，徽宗政和戊戌科进士。其撰写的《沙塘陡门记》被收入弘治《温州府志》和《永乐大典》。该文写道：“万全，平阳之近乡，北枕瑞安，村落连亘，水之源于山者八十有四，支分流散，溉民田四千顷。”该文应该作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以纪念沙塘陡门建成投用。
此外，瑞安人陈傅良（1137-1203）所著的《止斋集》收录的《陈子益母夫人墓志铭》中也有万全乡的相关记载：“陈子端己自平阳将父天锡之命来，再拜乞铭其母林氏……其葬日，淳熙十年闰月某日；其地所居，万全乡管奥之叶原。”
从宋之才与陈傅良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就有万全乡之名。
3．凤林乡
潘自牧，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庆元二年（1195）进士，著有《记纂渊海》。该书成书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卷十中载：“凤凰岩在平阳之凤林乡。”这也说明，在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已有凤林乡之名。
4．归仁乡
登科录记录了登第进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详细信息。宋代的进士登科录，留存至今的只有两份，分别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这两份登科录中，都有平阳人上榜。其中，《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第四甲第一人孟致诚，汝阴县旌义乡崇义坊……第九十八人周习，温州平阳县归仁乡桂岭里。”
另外，陈傅良为平阳人王自中撰写的《王道甫圹志》中载：“道甫居温之平阳归仁乡……。”
从平阳进士周习的登科录和陈傅良的《王道甫圹志》中可以得知，宋代平阳县已有归仁乡之名。
5．金舟乡
薛季宣（1134-1173），永嘉（今温州）人，永嘉学派创始人。其著作《浪语集》卷三十三收录的《林南仲墓志铭》载：“南仲讳杞，其先家闽中，唐会昌、大中间，有名彦者徙横阳之金舟乡。”
楼钥（1137-1213），宁波人，淳熙十四年（1187）知温州，著有《攻媿集》。该书中的《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载：“始伯顺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后以（淳熙）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亲仁乡龙门山，合其母陈氏云。”
从这两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南宋淳熙年间之前，平阳县十个乡中即有金舟乡。
6．亲仁乡
上文楼钥《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中已出现亲仁乡，此处不再赘述。另，《宝祐四年登科录》中记载：“第四甲……第八十人苏景瑺……，本贯温州平阳县亲仁乡。”
可见，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有亲仁乡之名。
7．西乡
周行己（1067-1125），宋元祐六年（1091）进士，祖籍瑞安，后居郡城永嘉，人称“浮沚先生”。其著《浮沚集》卷七收录了《蔡君宝墓志铭》，铭文记载：“君宝名元龟……其卒也以政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济书来请铭，铭曰：‘蔡氏之先，温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温平阳……人之亡矣，曷归其伤？大奥之原，邑之西乡。乃铭斯善，以慰其藏。’”
从铭文可知，蔡元龟卒于宋政和二年（1112），葬于政和三年，时宋徽宗在位。该铭文可证明，在北宋时期，平阳县十个乡中已有西乡之名。
8．东乡
杨简（1141-1226），慈溪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世称慈湖先生，为“淳熙四先生”之一。嘉定二年（1209）知温州，有《慈湖遗书》等存世。《慈湖遗书》卷二收录的《永嘉平阳阴均堤记》载：“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阳东、西、金舟、亲仁四乡父老而下，衔哀兴敬，以请于州守杨某曰‘四乡农田北距大海……’嘉定元年，汪令君……建埭八十丈于阴均……奏请赈贷平阳十乡细民，不计息，遇饥岁，并蠲其本。”
上文是杨简知温州时作，当时平阳十个乡中已有东乡之名，且自北宋元丰年间至南宋嘉定年间，平阳县一直下辖十个乡。
9．凤栖乡
祝穆，福建崇安人。其著作《方舆胜览》大约成书于宋嘉熙三年（1239）。该书卷九载：“醉翁岩，在平阳之凤栖乡。王龟龄有诗：‘两石如醉翁格清，兀然相对坐岩扃。啼春山鸟自相劝，满地落花犹未醒。’”王龟龄即南宋状元王十朋，乐清人，可能来过凤栖乡，并留下了诗作。
由此可见，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亦有凤栖乡之名。
10．从顺乡
林杰，平阳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了新科进士林杰等人的姓名、排名、籍贯、年龄的信息。该科状元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宝祐四年登科录》载：“第四甲……第一百九人林杰，字孟璘……，本贯温州平阳县从顺乡。”
因此，从该登科录对林杰进士身份信息的记载，可以证明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有从顺乡之名。除《宝祐四年登科录》外，笔者虽未能在其他宋史资料及宋人著述中查到平阳的“第十乡”之名，但“从顺乡”的出现，无疑为“第十乡”名称落实带来可能。
二、宋与明清平阳十乡名称异同辨析
明清平阳十乡之名，如本文开头所述，在《温州府志》及《平阳县志》中均有明确记载，其与宋代乡名两相比较，有六个乡名相同，四个乡名不同，这说明行政名称的演变既有沿袭，又有更新。
根据常识和传承惯例，在没有出现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该认为，宋代平阳县的宰清、亲仁、万全、金舟、归仁、凤林等六乡，分别与明清时同名乡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同。对于其余四个名称发生变化的乡，根据所查阅到的资料，简单分析如下：
1．凤栖乡改名崇政乡，在明洪武或元代
《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五引《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南湖，在平阳县崇政乡，去县西南九十里。”显然，《永乐大典》引用的温州府志，是大典产生之前的洪武《温州府图志》。因为明洪武十一年（1378），温州知府任敬修撰了《温州府图志》，而永乐初年温州并未修撰府志。
鉴于，在宋代史料中平阳没有崇政乡之名，因此可认定，崇政乡得名于明洪武年间或元代。再考虑到，宋代凤栖乡地界内的醉翁岩，就在明清的崇政乡区域内，可以认定凤栖乡在明洪武年间或元代被改为崇政乡。当具体更名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2．从顺乡改名招顺乡，在明弘治十六年前
笔者在上文已写到，宋时有从顺乡而无招顺乡。弘治《温州府志》卷六明确记载了明代的平阳招顺乡，这是现存方志首次明确记载招顺乡之名。可以推论，明代招顺乡由宋代从顺乡更名而来，且更名时间在明弘治十六年（1503）修撰《温州府志》之前。
3．东乡、西乡是否为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简称
有人认为，东乡、西乡分别是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的简称。这样的说法，若针对明清时期的慕贤两乡而言，应该是说得通的。若针对宋代的平阳东、西乡，则有所混淆。在宋代，平阳尚无慕贤东乡、慕贤西乡之名，也没有慕贤乡名。宋代东乡、西乡在前，明清慕贤两乡在后，不存在前者被后者简化的事。
明《永乐大典》卷三二五六记载：“平阳县万全乡沙塘陡门在六都，凡万全、东乡、南社三乡（南社乡属瑞安县）之水皆赴焉……奇石陡门在十七都，前仓与西乡交界，流凤林西乡水注于江。”这是《永乐大典》直接而非引入他志的记载，说明在明永乐初年编撰《永乐大典》时，平阳县的东乡西乡仍然延续宋代旧名，未作更改。
然而，修撰于明弘治十六年的《温州府志》正式记载了慕贤东乡和慕贤西乡。因此，东乡、西乡被更名为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的时间，应该发生在明永乐初年至弘治十六年之间的百年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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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
平阳历史上有不少佛塔，但留存至今不多。位于鳌江镇钱仓社区的宝胜寺双塔，是目前平阳仅存的楼阁式佛塔，且年代较早，即使在浙南地区也并不多见，十分珍贵，因此于1963年即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一、宝胜寺双塔的结构
宝胜寺双塔系砖结构的楼阁式佛塔，两座塔相距11.8米，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呈六边形，共五层，通高约15.16米。塔身一至五层逐层递减，腰檐也随之增减，从而构成了流畅挺拔的塔身外廓线。
基座高约1米，底边边长3.3米，第一层塔身结构较简单，仅上端做出三级叠涩加宽。从第二层起，每层构筑均由塔身、叠涩平座、叠涩出檐三部分组成，平座上塔身每面均为三间，明间设壶门式壁龛，并设有八角倚柱、檐柱、阑额、倚柱头卷杀。檐部作砖木结构叠涩出檐，用平砖与菱角牙子砖相间叠涩，在每层最外跳的出檐用一层木栓与砖并做。转角倚柱，呈八角形，隐出五面，倚柱上置转角铺作一朵，泥道拱上设散斗，承托撩檐枋。塔身每面隐出檐柱和倚柱，两槏柱间砌壁龛，内供佛像。第五层叠涩出檐上方逐级内收形成攒尖顶，塔顶置塔刹，高1.2米，系花岗岩打制。塔刹由莲花刹座，宝珠刹身，葫芦刹顶三部分构成。
二、宝胜寺双塔的保护与出土器物
宝胜寺双塔营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北宋天禧二年（1018）重修，南宋建炎二年（1128）再次重修。清光绪年间也可能进行过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过两次加固或维修。1972年，鉴于当时双塔保存状况不佳，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加固。后来由于东、西两塔年久失修，风化及破残较为严重，并且出现较为严重的倾斜，两塔塔顶和塔刹早年已被大风吹落，顶上各长出一颗榕树，1981年至1984年期间对宝胜寺双塔进行了全面维修，历时四年。2006年，当时的平阳县文物馆配合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宝胜寺双塔开展测绘工作。
宝胜寺双塔目前尚未进行考古发掘，但80年代维修期间，在第三层出土“光绪通宝”钱币一枚，在第二层北面壁龛内出土《清河弟子造塔记录》青石碑一方，长0.48米、宽0.38米。此外，在2006年的测绘过程中，在东西两塔的3至5层壶门中整理出17尊佛像。这些佛像大小不一、造型生动、技法求实、神态各异、形神俱妙，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在平阳文物界实属罕见。
《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记载了宝胜寺双塔的建造时间、建造者及历次修缮记录，同时也记录了建造双塔时所瘗埋器物，包括岳阳王感应舍利、铜尊像、佛经、珍宝、宝盖、宝镜、金银、随年钱、发愿文疏等。由于碑文所记载之物均未发现，表明宝胜寺双塔可能存在地宫。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记载了岳阳王感应舍利是请自天台赤城山，东西二塔各一粒，并装进银瓶后置于阿育王铜塔中。岳阳王萧詧为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中大通三年加封岳阳王。相传岳阳王萧詧感悟前事后前往萧山发现自己前生所建造的佛塔旧址，便在塔下发掘得到49粒舍利并藏入天台赤城山砖塔。至后周显德七年（960），为修缮砖塔，在塔中再次开启岳阳王萧詧所藏入的49粒舍利，其中28粒舍利藏入新修的赤城山砖塔，而剩余21粒舍利则置于其他各砖塔。根据宝胜寺双塔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记录，宝胜寺双塔建造时也去天台请得岳阳王感应舍利2粒，并非常正式地装入银瓶后再放进阿育王铜塔中，分置东西二塔。阿育王铜塔是吴越国王钱弘俶大力建造推广的舍利塔，据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十七之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十月条称：“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从出土的阿育王铜塔来看，形制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刹为五相轮柱，塔顶盖四角耸立4根山花蕉叶，塔身立面刻有繁缛的纹饰。宝胜寺双塔所藏的阿育王铜塔虽尚未出土，但无疑也会是类似的形制。
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
清河弟子造塔记录／弟子上军正兵马使、知昭德回图都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右千／牛卫将军同正省、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从轸并弟上军正十将、兼节度副兵／马使、兼侍御史、上柱国从干等。右从轸等伏闻五天真诰，遍称造塔功／深，三藏灵文，极赞率（窣）波果大，近招梵福，远获菩提，仰遵大觉之言，辄效圣贤之／志。但从轸叨逢济世，幸长善门，愧曩劫以修崇，致今生而丰赡，得不专营胜／利，广建良缘为趋圣之阶基，作超凡之梯凳。今特发心舍净财烧造砖瓦，雇／召工匠，于宝胜寺大佛殿前建造宝塔两所，东西二塔之内各请得天台／赤城山塔内岳阳王感应舍利，又备银瓶并育王铜塔盛贮，并铜尊像。阖／家眷属共赎宝箧陀罗尼及造功德经等十二卷，诸般珍宝、宝盖、宝镜、／金银、随年钱、发愿文疏，永充镇塔供养。谨录长少眷属姓名于后。／妻程三十三娘、弟新妇傅十一娘、妹十三娘、十四娘、十六娘、长男当直／上都十将延奎、新妇滕四十四娘、次男节度副将延嗣、新妇胡二十三娘、／侄延褐、新妇陈十五娘、侄招婆婆、招伯、招神、任彩哥、孙子伴公、神公、斋公／公、招来、苟及已下长少等。乾德三年乙丑岁十月八日记。勾当造塔僧／师福、智荣、朋昱。寺主赐紫智琮、赐紫庆饶、赐紫居奉。沙门希晈元书。／旧塔记录已坏，天禧二年戊午夏当寺宣教沙门从信重修塔再刊。元旨／刻字，匠谢赞舍石，修塔匠陈耸。外孙传教沙门冲杲募缘重装两塔佛，又书。
下元甲子建炎二年戊申／岁二月初十日，勾当沙门／希白重修，／匠人朱师肖。
三、是双塔还是四塔
宝胜寺双塔向有原为四塔之说，主要依据的是民国《平阳县志》所载“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已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该条内容录自访册，不见于以往的县志，但考虑到民国《平阳县志》为浙江方志的佳本，对钱仓宝胜寺双塔还是四塔的争议由此而来。
根据出土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记载，北宋乾德年间建造的是东西双塔，至碑文最后记载的南宋建炎二年（1128）都无再添建四塔的记载。而据乾隆《平阳县志》的舆地图所画钱仓宝胜寺前仍是双塔，可见清乾隆年间宝胜寺塔仍为双塔。此外，清代永嘉庆全寺僧西来《过钱仓》诗有“双林开霁色，二塔建霞标”句，亦是双塔的证据。而根据民国《平阳县志》记载，宝胜寺在清咸丰年间经金钱会起义被毁，同治年间僧广法重建，但规模狭小，要说在乾隆至清末期间宝胜寺另建二塔，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且至今宝胜寺双塔还保存完整，四塔痕迹完全不可寻见。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平阳县志》所记载的“钱仓四塔”词条是在《古迹志·杂物》一册，同列的还有“古樟”“浮钟”“新罗庙假山”“昆山下古井”等小物，推测该“钱仓四塔”可能并非为砖塔，而是铁制的小塔。因此，宝胜寺塔应当实为双塔无误。
四、宝胜寺双塔是平阳千年文化的见证
平阳历史文化悠久，上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还有独特的石棚墓，至西晋太康四年（283）已建县。但要说平阳文化的繁荣兴盛，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宋代。两宋时期，平阳人文蔚起，科举兴盛，中状元进士者不计其数，教育、学术等方面也都是异军突起，不负东南邹鲁之名。
要论宝胜寺双塔的历史地位，那必须先谈谈钱仓和宝胜寺。钱仓古称前仓，是南雁荡山的门户，又紧临鳌江，是浙闽南北交通的要道，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带动了当地市集的繁荣，是宋代温州名镇。宋代前仓设有监镇官兼监镇税官，负责管理前仓镇及收缴税钱，可见当时前仓镇的繁华和商业的兴盛。宝胜寺位于钱仓凤山下，此地风景优美，相传吴越国王钱弘俶曾在寺中留宿，后所宿楼阁被称为“钱王一宿楼”。宝胜寺及钱仓凤山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游宝地，吟咏诗篇不可胜数，而凤山上文人墨客的摩崖题刻也是非常可观，宋代前仓镇监镇张师敏即留有不少题刻，并因此而留名。
宝胜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是平阳最早的一批寺院，根据记载可知的寺院建筑有大佛殿、律院、教院等。宝胜寺在五代北宋初已开始兴盛，钱王一宿楼事迹无论真假，都表明当时宝胜寺的规模已经不小，是一座可以用来接待皇家的寺院。而宋初乾德三年（965）建造双塔时，还请得了天台赤城山的岳阳王感应舍利，都表明当时宝胜寺是一座重要的佛寺。宋代的宝胜寺还可能是当时达官贵人停丧的寺院，宋代停丧风俗逐渐兴盛，寺院也通常用来作为停丧的场所。近年出土的《王监镇乂灵柩》碑载有“宋前仓宝胜寺僧义宣立”文字，也可窥见宋代宝胜寺的重要地位。
宝胜寺地理位置重要，集佛教、人文、自然于一体，宝胜寺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阳文化兴盛的象征。如今宝胜寺仅存寺前双塔，见证了宝胜寺的兴衰，自然也见证了平阳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清〕张南英：《平阳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民国〕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平阳县图书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01页
魏祝挺：《吴越国赤城山舍利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略考》，《东方博物》2020年第3期
平阳学宫安阳故址考
陈彤
民国《平阳县志·学校》记载：“学宫，晋太康年间始建。唐初在证真院南，即今广福宫地。宋元祐间，迁于县治东南三里凤凰山下，令沈悚相视为宜，因建（县学）焉。绍兴中，南徙安阳，去治十里余。后因道远，乃复元祐故址。其地系陈氏世居，……陈彦才父率族人献之，计五十亩。”文中关于县学（学宫）迁址过程有三：“唐初，在（坡南）证真院南”；“宋元祐间，迁于……（城南）凤凰山下”：“绍兴中，南徙安阳”。但其未明确“南徙安阳”之原因，亦无安阳在今何地的记载，因而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凤凰山离县治近，而安阳“去治十里余”，县学为何舍近求远，从凤凰山麓“南徙安阳”？
明代两篇文献 分持不同观点
现存关于平阳县学“南徙安阳（洋）”的最早记述，出自明代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其卷七《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曰：“迨宋元祐，（县学）建于凤凰山下，立孔子庙。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薛应旂（1500-1575），字仲常，号方山，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二十九年（1550）十月，补浙江提学副使。《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其时薛应旂在浙江提学副使任上，巡历平邑岁考，平阳知县、教谕、训导“率诸生请予为文，以纪其事”。碑文后收入康熙、民国《平阳县志》，分别题作《平阳修学记》《修学记》，作者薛应旂。顺治、乾隆《平阳县志》未收此文。
《平阳县重修庙学记》勒石54年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邑之宿儒应德成撰成《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文曰：“平阳学旧在安洋里，去县远。宋元祐，改迁今凤山之麓。”应德成，字遐进，号越山，平阳县金乡卫人，曾任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知县。
这样，关于县学“南徙安阳（洋）”的时间，在明代平阳文献上就有了两说。薛应旂认为，县学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从凤凰山麓迁往安阳（洋）：应德成认为，县学在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之前就已在安阳（洋）。
顺治、康熙《平阳县志》不支持薛应旂的观点。前者卷二载：“儒学。唐初在证真院南，今广福宫之地。至宋元祐，凡再徙，乃定于凤凰山下。”后者大意类同。二志皆言元祐年间县学“再徙”“定于凤凰山下”，从而预留了元祐之前“初徙”的空间，与应德成“学旧在安阳（洋）”的观点暗合。
乾隆《平阳县志》则完全采用薛应旂的观点。民国《平阳县志》沿袭前志，仅改“儒学”为“学宫”，改“安洋”为“安阳”（详见本文导语）。
元祐七年之前 县学已在安阳
乾隆、民国《平阳县志》依据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所述“绍兴中，（县学）南徙安阳（洋）”的观点，不仅与明代应德成所撰《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不一致，而且还和康熙、乾隆、民国《平阳县志》关于广福宫（原学宫地，在证真院南）始建年代的记载相抵触，不能自圆其说。
康熙《平阳县志·寺观》、乾隆《平阳县志·秩祀》、民国《平阳县志·神教》均载：“广福宫，在坡南。宋治平（三）丙午建。”据此，学宫（县学）迁离证真院南的年份，不会晚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广福宫始建之时。另，顺治《平阳县志·学校》载：“陈氏于宋元祐七年献地以为学基，凡五十余亩。”据此，县学迁建凤凰山麓的时间，为北宋元祐七年（1092）。
从北宋治平三年（1066）到元祐七年（1092），共26年时间，平阳县学（学宫）坐落何方？对于这个问题，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应德成《平阳县建复学宫纪德碑记》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根据薛应旂文章，治平三年至元祐七年之间（1066-1092），县学历史完全空白；根据应德成文章，县学这26年在安阳（洋）。
相比之下，应德成的记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历史真相应该是，北宋治平三年（1066），平阳学宫离开坡南证真院南后，即迁至安阳。元祐七年（1092），县学始“建于凤凰山下”。因此，县学迁往安阳的时间，并非薛应旂所云绍兴年间。
安阳办学期间 生员逾两百人
据顺治《平阳县志》载，唐武德五年（622），横阳（平阳）县学宫尚在县城坡南证真寺南。贞观元年（627）后，学宫一度裁撤。大足元年（701）恢复学宫，直至北宋治平三年（1066）。在此期间，平阳学宫生员名额40人。毕业生员经州试后，送尚书省参加考试。
据《宋史·志一一〇·选举三》载，北宋庆历四年（1044）三月，朝廷下诏兴学。诏曰：“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并规定，县有士子200人以上许立学；士子须在县学习业300日以上，始准参加科举考试；曾应试者，亦须在学100日。庆历兴学失败后，州县兴学之诏未予取消。
北宋治平三年（1066），范伯英知平阳县，依州县兴学之诏，始改学宫为县学。因平阳士子在200人以上，坡南旧学宫已不能容纳，遂从证真院南迁出，远赴十里外之安阳，改建平阳县学。但县学迁建安阳后，因路途较远，师生殊为不便。
元祐六年（1091），宣德郎沈悚知平阳县。次年（1092），城南陈彦才之父率族人“献地五十亩为（学）基”，经“沈悚相视为宜”，县学遂离开安阳，迁建于城南凤凰山下。
所谓元祐旧址 其中应有误记
薛应旂《平阳县重修庙学记》有云：“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乾隆、民国《平阳县志》则作“乃复元祐故址”。那么，“元祐旧址”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与应德成文章同时撰成的另一篇碑记，也许能解开这个疑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平阳县知县汪宽撰成《平阳县重建儒学记》。文曰：“余始至，谒先师庙，怪问何以不治。诸生前对曰：‘元祐间（县学）始迁凤凰山下，负子揖午（坐北朝南），科第斌斌为盛。其后更以丙寅（正南偏东），山水背殊，邑不兴于文，或职是之故。与其东葺西补，不若更之，以复元祐之旧。’……盘土筑基，宋元祐旧址隐隐若存。期月之间，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然一新。”此文所谓“元祐旧址”，指的是元祐年间县学孔庙（先师庙）旧址。或许，薛应旂所云县学“元祐旧址”，实为汪宽所言县学先师庙“元祐旧址”。薛应旂乃常州人，偶至温州，对平阳历史并不了解，其“绍兴中，稍南徙安洋，旋复元祐旧址”的说法，当为误听误记。
古代八都安阳 如今叫做温垟
最后一个问题是：北宋时期，平阳县安阳（洋）在今哪里？
关于安阳所在方位，民国《平阳县志》至少记有3处信息。其卷五·建置志一·今乡都村庄表：“慕贤东乡，八都（在县南五里）：安阳。”卷三·舆地志三·山川上：“丰山之南为安阳山，迤东为林亭山，俗以近海中阳屿，名阳屿门。”卷四·舆地志四·山川下：“丰山村之东有河别出，迳安阳之平安桥。”据此可知，安阳在慕贤东乡八都，安阳山在丰山、阳屿门（林亭山）之间，安阳有平安桥在丰山村之东。
明清至民国初期的八都，包括今鳌江镇务垟社区大部分区域，下厂社区下丰山、阳屿，以及昆阳镇城南社区平塔、阳岙一带区域。今在鳌江镇下厂社区下丰山、阳屿之间，有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在平阳话方言中，“温垟”与“安阳（洋）”谐音。东塘河自丰山方向而来，流经温垟村口。村口有镇安桥，为全村唯一桥梁。其方位情景，与民国《平阳县志·舆地·山川》所载平安桥甚为契合。《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载：“温垟，据当地桥梁题刻，宋熙宁间（1068-1077）已有村落，后废。”县学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迁建安阳，与温垟在熙宁年间（1068-1077）成村，时间上亦相吻合。
据此，北宋时期的慕贤东乡八都安阳，即今之鳌江镇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
田野调查发现 当地仍有传说
为进一步核实县学遗址历史情况，2022年6月16日上午，笔者专程前往温垟村，开展田野调查。在鳌江镇下厂社区副主任陈绍强、平河行政村村委会委员杨凤萍等帮助下，采访了原温垟村老支书吴正亮。
吴正亮老人接受采访时说，当地故老相传，历史上的平阳县学遗址，就在该村的安阳山下金鸡洞前。在社区、村干部与吴正亮老人带领下，笔者实地踏访了安阳山下传说中的县学遗址、村口的镇安桥及旧桥板。仲夏阳光之下，安阳山逶迤葱茏，寂静无声。山下的县学旧址已荡然无存，传说中的金鸡洞亦无从寻觅。老人说，60年前，安阳山下的安阳溪与远处流来的岙底溪，还能在温垟村汇成宽阔的安阳河，然后从镇安桥旁注入东塘河。那时，安阳河埠头还可以停靠18只小木船。如今，这里已变成1条狭窄浅陋的小河浃。27年前从镇安桥上卸下的两块旧石板（系清代重建），也静静地平躺在小河浃侧旁。
实地考察结束后，再结合原先的文献考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北宋英宗治平三年至哲宗元祐七年，即公元1066年至1092年，平阳县学曾在安阳办学26年。县学安阳遗址，在今鳌江镇下厂社区平河行政村温垟自然村。县学入迁安阳（温垟）之时，距今已有956年。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4版
〔明〕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常州先哲遗书》第92、93册
〔明〕应德成：《居越山人遗稿》，民国永嘉黄氏敬乡楼抄本
〔清〕马腾霄、陈文谟：《平阳县志》，清顺治八年刻增修本
〔清〕金以埈、吕弘诰：《平阳县志》，中国书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清〕张南英：《平阳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民国〕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平阳县图书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
平阳县地名委员会：《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1985年编印
苗德春：《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平阳会文书院名称及地址考
张奋
平阳的会文书院，是浙江省的著名书院，也是迄今为止温州古代书院整体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会文书院初建于北宋，是平阳先贤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的地方。陈氏兄弟曾受业于程颐、程颢，学成回乡讲学，开浙江理学之先河。会文书院的创建，改变了平阳的学风，南雁也因此成了浙南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清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历史上，会文书院曾一度圮废。现存的建筑为清光绪十年（1884），邑人陈少文、周启良等人倡捐重建，邑令汤肇熙捐俸劝置田产，以助膏火。会文书院作为平阳传统文化的缩影，于1986年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会文书院名称考
一直以来，都说“会文书院”又名“会邱书院”。这一说法可能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载：“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乾隆《平阳县志》卷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乾隆《平阳县志》的“会邱书院”说法，应该是沿用了《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会丘书院”条目的按语写道：“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此处所指的“陈《志》”，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所编的《南雁荡山志》，文中未有“会丘”的记载。
同时，《南雁荡山志》卷三“会丘书院”条目的按语写道：“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或者说，在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隆）嘉（庆）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还会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
会文书院地址考
位于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都说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古称乐溪的今水头镇鹤溪，为宋代理学家陈经邦、陈经正的故里。在宋代时，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中元村的元底自然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记载：陈“家多资”，这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能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曾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髫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也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当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陈经邦在《会文阁记》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元底自然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迎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从何谈起建于“家居之前”呢？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可能专门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清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璿（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会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在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会将陈氏兄弟的读书处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清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而清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清光绪年间陈少文等人予以了重建，但素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指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馀。’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及乐溪一带山水，都是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
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中，盖竹与乐溪还是作为“别巘”列入的，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由福建浮海，乘船经鳌江前来平阳盖竹，其后再至乐溪，讲学旬馀，完全也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不能徒步远行。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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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桥与林拱辰
黄进峰
万安桥是平瑞塘河中段一座有名的古石桥，属古代平阳万全平原上的交通要道，它联接塘河东西两岸大片粮田及附近几个村落乡民的出入来往，位于万全镇宋桥社区金宕村，古观音亭及今普门禅寺旁。林拱辰，南宋凤林乡盖竹人（今属麻步），文武进士。他任太府丞时，曾借衔工部尚书，出使金国，官终吏部侍郎，属一代名宦。
万安桥现状
庚子年冬，横阳文史群走访塘河古道，观察塘河新貌。当行至塘河中段，有新造水泥桥——“金宕村大桥”横跨塘河东西。水泥桥旁有一座不起眼的古石桥，静静地横卧其上侧。比起人来车往的金宕桥，小石桥显得落寞孤单，很少人行。这座小石桥为五间桥，石柱砥河，石板铺面。普门寺当家和尚说，这是一座宋代古桥，名“万安桥”。
万安桥全长三十来米，净跨水面约十三、四米，桥面宽约二米，桥身距水面三米许。桥墩由四根长方形的条石柱立，西侧桥墩柱上阴刻楷书“万安桥”三字。桥墩置帽石为梁，临岸桥墩用规整条石沉河堆砌，两头放有台阶。桥面用五根青石板并列铺设，南面拱券石上阴刻楷书数字，字迹模糊，无法分辨。桥上栏杆大部分为后期修建，新旧痕迹清晰可见。
出于对文史的爱好，笔者查询了民国《平阳县志·金石志一·林拱辰建桥题字》，其内容为：“（桥）在万全镇观音亭。口定庚午仲冬吉日，朝散郎直秘阁淮南运使林拱辰建。”民国志编者还作了按语：此题字体整饬，镌刻甚精。“定”前一字已断，考知为“嘉”字。可见，万安桥石刻题字为：“嘉定庚午仲冬吉日，朝散郎、直秘阁、淮南运使林拱辰建。”
林拱辰的收入
嘉定庚午，即嘉定三年（1210）；仲冬，即农历十一月；朝散郎的官阶是正七品，是低于朝散大夫（从六品）的官衔。朝散郎官号，是一种寄禄官，算薪水用的。宋代淮南路分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林拱辰应是淮东和淮西两路转运使。按宋制，官任转运使的资格必须为朝官以上、历任知州或知军，有政绩者。林拱辰还有一个身份是“直秘阁”，是贴职，除了荣誉外，还可以算补贴的。宋代文官贴职由低向高依次为直阁、修撰、待制、直学士、学士、大学士。如徐谊是待制，萧振是学士。工资和补贴一般有钱、谷和丝绢等。
朝散郎每月工资大约是：钱30贯，外加春、冬绢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还能领到“直阁”贴职补贴10贯。一贯是1000文钱，即一缗。林拱辰的月工资加补贴大约在40至50两白银。
除了工资补贴外，外任地方官职还有职田（公田）收入。转运使可得到15顷（1500亩）全部或部分收获物的收入。
宋代官制的特点是：有官、有职、有差遣。林拱辰的朝散郎是“官”，直秘阁是“职”，转运使是“差遣”。
林拱辰朝散郎（正七品）的官衔，在宋代还是个比较向下的位阶，但他两淮转运使的职位算是个高等位次，职权重大。所以，朝廷赏给他一个馆阁贴职，除了宠荣之外，还让他领到补贴。
宋代奉行高薪养廉制度。如果不算林拱辰的职田收入，仅工资补贴（钱钞）这块，他一年可得白银在500至600两之间。
万安桥的构造比较简单实用，桥上没有廊亭构设，桥栏没有“蹲狮坐虎”，桥身装饰也没“雕龙刻凤”。造桥的费用，笔者估计应在200至300两白银，为林氏小半年的工资补贴、收入。
林拱辰为官履历
林拱辰是个弘治《温州府志》《东嘉先哲录》、民国《平阳县志》都有记载的人物。他字岩起，初名一鸣，凤林乡盖竹人（今麻步镇）。南宋淳熙五年（1178）考上武进士，又于淳熙八年（1181）参加锁厅试，以武换文，与其弟林应辰同年考中文进士。可见，他是个具有文武才干的能臣。
林拱辰曾任承议郎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行大理寺主簿、太府丞。开禧三年（1207），南宋北伐失败，宋金重签盟约。朝廷派他以太府丞借衔工部尚书身份，充当使金“通谢使”。林氏出色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回来官升户部郎。
嘉定元年（1208），他官任提举浙西常平茶盐公事，嘉定二年，提升为直秘阁、淮东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嘉定三年，出任淮南转运使。当然，按宋制，他在当转运使之前，必须先出任知州、知军之职。民国《平阳县志》也考证了他在南宋官场曾知扬州、婺州。最后在地方，做到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在朝廷，官终吏部侍郎。
林拱辰是个有学问的官员，著有《诗传》《春秋传》，研究儒家学问。林氏的《诗传》和《春秋传》均已佚。据瑞安孙诒让考证：《诗传》的面世，是嘉定元年林拱辰官任浙西常平提举时，在平江府（今苏州）刊印的；《春秋传》有三十卷，是其知婺州时，刊刻于婺州（今金华市）。
林拱辰可能与朱熹有过交往
明初名家宋濂曾在《平阳林氏祠学记》一文中透露一些信息。明初，盖竹名人元阳江县尹林淳之子林升，官刑部主事，与宋濂有同僚之谊。林升遵父命，为盖竹林氏族人创建祠堂。正堂奉盖竹始迁祖林木主，“朔望必谒，岁时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从事。”林升还在祠堂左侧建祠崇祀朱熹之像，并以其先林拱辰、林千之、林起鳌、林淳四人作配一同祭祀。可见，盖竹林氏对朱熹的崇敬是无以复加的。永乐十三年（1415），明成祖下令修成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明朝统治者正式倡导以朱熹理学为核心的两宋儒学，作为全国统一奉行的学术权威。洪武年间，朝廷和民间对朱熹的崇敬还没达到迷信的程度，而盖竹林氏先走了一步。这也似乎表明盖竹林氏先贤如林拱辰等，可能与朱熹存在学问和道义交集。
朱子于庆元六年（1200）辞世，林拱辰在年龄上作为朱子的后辈，已经在南宋官场立足了二十来年，他们之间应该有诸多接触机会，加上浙南闽北接壤，路途不算遥远，林拱辰向朱子讨教或互为师友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个证据，就是《朱熹集》中《过盖竹作》二首七绝诗：“二月春风特地寒，江楼独自倚栏干。个中讵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细数看。”“浩荡鸥盟久未寒，征骖聊此驻江干。何时买得鱼船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诗中的“江楼”“前峰”“江干”“鱼船”“画里”都和麻步盖竹的地形风貌契合。这二首诗也被文史研究者认作朱熹去过麻步盖竹的一个有力佐证。
横阳文史群也曾组织过一次对麻步盖竹的实地考察与采风，相传盖竹村一些古建如江楼、祠堂等都毁于洪武八年那次泥石流。当年，鳌江江流未改道之前，江面就临界盖竹村。笔者走访盖竹时，也特别留神遗存至今的一些“蛛丝马迹”，试图能有所发现。
“盖竹”这个地名，不仅在麻步一处。朱熹晚年退居的福建建阳也有一个叫“盖竹”的地方。“盖竹”地名，可见于《南唐书·查文徽》，五代时王延政乱闽，查文徽拟攻取建州，率军到达建阳“盖竹”与王延政军相拒。朱熹诗中的“盖竹”，到底是麻步盖竹还是建阳盖竹，实有待于到建阳进行实地考察。如果，建阳盖竹那边没有江流或不近江流，那么，《朱熹集》中的盖竹，必定是麻步盖竹无疑。
古代乡绅一般都是在乡梓为大家做善事。如，徐谊（沙冈人）协助建沙塘陡门，蔡必胜（步廊人）修建北塘河。林拱辰为何在万全塘河出资建桥？这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团。笔者想，或许他的舅家或夫人家在万全？或许他在万全平原有产业、地租收入？或许还有其它原因。
林拱辰的生卒年以及家庭状况、子孙荫职等，《平阳县志》都已失载。嘉定三年（1210），林氏建造万安桥时，朱熹己殁将近十年，徐谊也于两年前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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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季良、林居雅和阴均陡门
陈文苞
“温地负山濒海，水自诸山溪源达于河，合流于江，入于海。泄而不蓄则旱，蓄而不泄则涝，旱涝皆为民害。故水势大处，则立陡门，小处则立水闸，以时启闭。”《永乐大典·温州郡志》对温州地貌形态与陡门设置作了简要的描述。
东海之滨，渔都舥艚，古属平阳县金舟乡，今归龙港市。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平阳三镇之一就有“琶槽镇”即舥艚（另两镇是钱仓和宜山），故舥艚的历史已有千年。蜿蜒的阴均山脉，如一座舒展的屏风，南北走向，斜插东海，与北方的墨城山摇摇相对，拱卫着鳌江南北两岸广袤田野。鳌江之南，阴均之北为广袤富饶的江南垟，从鳌江口到阴均山之间的人工建筑——东塘堤坝，阻挡着东海的咸潮。阴均陡门是东塘最重要的一部分，阴均塌陷，则东塘将全线奔溃，东海之潮将席卷整个江南。
阴均陡门未筑之先，江南垟百姓已开始陆续修筑东塘，然在挟风雷之威的台风打击下，塘堤屡建屡圮。南宋乾道二年（1266），东南沿海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江南垟沿河受害最深。有一句流传下来的话：“乾道水漫炎亭坳，江南只剩十八家”。晚唐五代以来，江南垟已部分成陆，来自闽东一带的百姓陆续迁徙至此定居，经世代繁衍生息，江南垟人烟渐密。在这场大水之中，许多家族一夜之间遭受灭顶之灾。十八家或许只是一个数字，有可能是十八个人，也有可能是十八户人家，也有可能是十八个家族。
对于这场灾难，民国《平阳县志》记载：“孝宗乾道二年（1166）丙戌八月十七日，丁亥，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漂盐场，潮退，浮尸蔽川，田禾不留一，无收三年。”可以想见，那一场台风造成的灾害是多么惨烈！
淳熙八年（1181），金舟乡夏口林仲彝，字清叟，是著名的乡绅，为保护家园，他奋然带领江南父老乡亲依托灵峰山以北乌屿山麓的石柱，修筑乌屿陡门，陡门广四丈，深一丈五尺。陡门修筑完成后，为了纪念江南百姓修陡之举，林仲彝将铭文镌刻于陡门之上：“陵谷变迁，沧海成田。人用智力，复归其天。潴之为渊，决之为川。泽润生民，于万斯年。”没有冗长的记事，短短几句，却洋溢着江南垟先民那种豪迈的激情。
林仲彝在江南的主要河道上，又修新潜（《温州府志》作“蒋潜”，建于嘉祐年间）、湖南陡门（《温州府志》记载系“陈骥”所修），共计开河五十五万五千九百丈，灌溉亲仁、金舟、东、西乡田四十六万亩，其利甚溥。
林仲彝修毕江南水利六年后，登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第，授宁德主簿，擢吏部员外郎，出知台州。然而这些小陡门抗潮能力有限，每年发生的台风，使百姓深受洪涝灾害之苦：飓风刮走茅舍，大水冲垮泥墙，淹没稻田，灾后的疾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江西玉山人汪季良知平阳县，他慎刑罚，简徭役，勤政爱民，宽恕待人。为了教化乡民，汪季良亲自撰写数千言《十事》并向民间公布。这十事是：明君臣、亲父子、和兄弟、谨夫妇、善朋友、视疾病、早安厝、严继绝、保本业、戒斗讼。
汪季良重视兴修水利。上任之初，汪季良就在潭头、海口筑土堰一所。嘉定二年（1209），汪季良见江南大量农田易旱涝，少收成；再加风潮侵袭，渐成斥卤。他考察江南垟水利后发现，江南垟的三十六道水源发源于荪湖、将军诸岭，汇集于阴均山入海口。阴均相当于人身上“尾闾”之穴，又有阴均山作为天然倚靠，选择此地修筑陡门，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且该陡门修好则将惠及整个江南垟。
然而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在众水汇聚的阴均筑陡谈何容易？修筑阴均陡门工程正式启动，招募劳工，购买材料，在一年时间内，汪季良亲自督工，精打细算，广大百姓也纷纷出工出力。修建陡门最难的是在湍急的水流中填土，相传修陡工程接近尾声、填堵最后一道缺口的时候，奔腾的水流像一条恶龙，无坚不摧，一包包土石被冲走。眼见工程功亏一篑，汪季良急了，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跃入水中，勘探基础，发现有岩石硬底可作闸基，遂令整改，与众人一起运土石、堵缺口，终于一举成功。汪季良在阴均山麓建水闸三间，放置石门，定时启闭，蓄泄洪水，以御咸潮。至此，江南四十多万亩良田不再受洪涝灾害。阴均陡门建成后，乌屿、新潜、湖南陡门，以及旧有王引埭、和尚埭、丫口埭、王明埭、陈蔡蓝埭、丁家埭、倪家埭皆废。
汪季良还仿朱熹创制的社仓制度，即在阴均陡门旁边的空置的涂田上建社仓，贷粮给贫苦百姓，仅收本粮。在歉收的年份，甚至免除了本粮，无数的百姓得以存活。
汪季良在平阳一连两任县令，于嘉定五年（1212）离任，不久去世，江南百姓巷哭路吊。为感激汪季良的功德，林居雅等代表在陡门之旁树立石碑，请温州太守杨简题写“令君汪公遗爱恩波”八个大字。舥艚百姓自发修建阴均庙，立汪季良为阴均大王。在平阳知县任上，汪季良还撰写了《平阳会书》四卷，叶适为之作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平阳号难治，为浙东三阳（指平阳、东阳、松阳三县）之冠。季良治有声，乃以一邑财计，自两税而下为二十一篇，终于岁会，旁通沿革，本末大略备矣。”“季良，端明应辰之孙，佳士且能吏也。得年不永，士论惜之。”
汪季良修筑阴均，得到广大江南乡绅的支持，其中林居雅值得一书。民国《平阳县志》记载：“林居雅，号回川，金舟乡艾阳人，嘉定初，邑令汪季良创筑阴均埭兼建陡门，居雅与郑万全兄弟及陈子直等各倾家助之，阅岁而成，旱潦不患。”然而据明人郑思恭的《东昆仰止录》记载：“义民林公，下岭人，公名居雅，嘉定间，玉山汪公为邑令，创阴均斗门……”下岭、艾阳这些消失的地名，古属金舟乡林湾里，林湾林氏是一支古老的家族，至宋代有林居雅、林思学、林大备、林栋、林善补、林棻等人，都是林湾林氏杰出的后人。
林居雅出身于林湾林氏书香望族，他不是寻章摘句、食古不化的儒生，素以“躬行自信，勇于为谊”而著称。得知汪季良有意修陡，为资金缺口而苦恼，林居雅主动将家产变卖，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助修陡门，“兴阴均提阏之利，竭其家力无难色，一方永赖。”在林居雅带动下，同乡的郑万全、陈子直等一班乡绅也纷纷慷慨解囊。在以林居雅为代表的江南乡绅支持下，修陡完工，可谓是泽被江南，功在千秋。
林居雅后来入杭州太学读书。据宋王致远（1193-1257）《真州教授林思学圹志》（该碑至今尚在龙港市舥艚港边林氏祠堂）记载，林居雅之子林思学，字幼成，自幼跟瑞安进士曹豳就学，学会作文后，林居雅亲自传授《春秋》。林思学后来也入太学，与父亲同学，许多同舍生都很羡慕他们父子共学。
林思学在太学学习了十五年，登嘉熙二年（1238）进士第，以迪功郎授真州教授。三年（1239），史嵩之拜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视师江淮，延揽英才。林思学应辟入幕府，参赞军机，正当他为国分忧，施展才学，在仕途大展宏图之时，不幸感寒疾而死，时年45岁。淳佑辛丑（1241）十二月，祔葬於母夫人曾氏之墓。娶陈氏，生二男，曰果，曰异。林思学英年而逝，林居雅经历丧子之痛后，又亲自任教两个孙子林果和林异，从小就让他们读林思学的书籍。
林居雅以高龄去世，百姓感激他的毁家建陡之功，也将其塑像送入阴均庙作为陪祭，世代同飨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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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平阳学塾初探
陈斌
北宋时期，平阳一直处于和平环境。宋室南渡后，平阳更从原来的边隅海陬之地，演变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近畿之区。由于社会稳定，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民间进学应举风气渐盛，学塾普遍兴办，士人陆续中举，人才逐步涌现。平阳历史上第一轮教育高潮遂于宋代出现。
历史背景
宋代户籍有官户、民户之分。官员有荫补权，其子弟、亲戚、门客可以恩荫入仕为官。民户要成为官户，除了出钱或纳粟买官以外，最主要的途径是科举。北宋建立后，进一步完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广开入仕之门，打破士庶界线，为官户以外的普通民众提供了跻身仕途的新途径。这就激发了普通百姓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摆脱贫苦生活的社会心理。
在这期间，福建移民大量迁入平阳，其中大多数途经靠近平阳的长溪县赤岸。当时的赤岸，不仅是闽东北前往平阳的交通咽喉，也是宋代长溪县科举文化昌盛之地。叶适《长溪修学记》云：“惟长溪弥恒山海最巨邑，宦游满天下。廉村薛氏举进士为闽越首，赤岸尤盛。”长溪赤岸人迁入平阳后，将其对科举与教育的重视态度也带了过来。
北宋仁宗、神宗、徽宗三朝，先后三次兴学，全国各地县学得到普遍发展。平阳县学（原称学宫）原局促于坡南证真院南，哲宗元祐七年（1092）始迁城南凤凰山下，教学规模与教育水平均有较大提升。但县学规模毕竟有限，远不能满足社会基层的教育需求。民间学塾因而应运而生，成为官方教育的必要补充。
发展阶段
宋代平阳学塾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酝酿、兴起、鼎盛三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建隆至绍圣年间）
北宋前中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一带，平阳地处东南边隅，教育相对比较滞后。期间虽历经兴学，县学亦迁至凤凰山下，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全县学塾寥若晨星。
（二）兴起阶段（崇宁至端平年间）
北宋后期，平阳乐溪陈经正、陈经邦兄弟从洛阳传回中原文化，在南雁创办会文书院，带动了平阳学塾初期发展。南宋中期，永嘉学派兴起，推动了平阳学塾的进一步发展。如叶适曾在平阳创办东谷塾，其弟子蔡任曾在万全步廊创办叶岭塾，陈傅良弟子陈志崇则在东乡丰山创办学塾。
（三）鼎盛阶段（嘉熙年间德祐年间）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平阳周坦廷对第一，名列戊戌科榜首；淳祐元年（1241），徐俨夫又高中状元。周、徐二人“六载联标”，掀起了平阳士人读书高潮，学塾因而进入鼎盛阶段。
五大类别
宋代平阳学塾可分五大类别：家塾、族塾、义塾、自设馆、经馆。
（一）家塾
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中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叫做家塾。目前虽未发现方志对宋代平阳家塾情况的明确记载，但《平阳县志·人物志》有载：“（王）自中气度超绝，年十八游浙东金华，叶衡辟塾延之，命诸子从学。”从这段文字可看出，王自中年轻时曾被叶衡聘为家塾塾师，其虽在金华，平阳亦应有之。
（二）族塾
宗族或世家大族出资，聘请专职教师或由本族优秀儒生担任塾师，在宗祠教育本族子弟的私学，叫做族塾。宋代平阳学塾当以族塾为主要形式。族塾与家塾不同，超出了一般的家庭范畴，教育对象不仅有直系亲属，还包括父族、母族在内的子弟。族内子弟免费入学，或承担少量教育费用，但必须遵守族规族训，向塾师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贯彻伦理道德纲常，并参加科举考试。周喟《南雁荡山志》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可见，宋代平阳的毓秀书院、聚英书院、聚奎书院等，名为书院，实属南湖薛氏、盖竹林氏、泗溪林氏族塾。万历《温州府志·杂志》载：“叶岭塾，叶适有记。……鹤溪塾，四十一都，陈氏立并废。睦源塾，周氏立。”叶岭塾、鹤溪塾、睦源塾，分别是步廊蔡氏、鹤溪陈氏与睦源周氏的族塾。许景衡《林居士墓志铭》云：“至居士，始喜儒，辟馆延四方之士，使诸子若族人皆从学。”说明泗溪林氏办有族塾。
（三）义塾
义塾又称义学，带有免费教育性质，是专门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或为地方善举，或系个人捐资，或由祠堂出面创设，一般都有一定的基金（主要是土地、房租）支持。民国《平阳县志·人物志》载：“（徐钺）父几，自号休休翁，与里人作义学，延知名士教子弟。”南宋绍兴年间，万全徐几曾与里人兴办义学，聘请名士教子弟。
（四）自设馆
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学塾。陈志崇、林景熙都曾在自家办馆授徒。《平阳县志·人物志》载：“志崇，字仲孚，上舍释褐。……光宗初，叩阍不报，归，以学授于家。”“至元中，（林景熙）曾还家教授，复于州郭西马鞍山下辟赵奥别业，以居生徒。”
（五）经馆
经馆主要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从事问学或学习时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讲学多为经师名儒。如叶适在平阳创办东谷塾。万历《温州府志·杂志》载：“东谷塾，在（平阳）二十五都，叶适立。”
师资来源
宋代平阳学塾的师资来源，主要为民间师儒、在职或离任官员、科举不第或无意入仕的学者三种类型。
（一）民间师儒
民间师儒被富户、宗族聘为塾师，或自己设馆授业。陈高《愚翁墓志铭》载：“（顾晏）以明经教授乡里，为硕儒。”顾晏应即宋代平阳民间师儒。
（二）离任官员
平阳籍或附近县籍官员离职后，在平阳设塾授徒。如叶适在平阳设东谷塾讲学。
（三）科举不第或无意入仕的学者
多年参加科举而不顺利者，以及一些无心入仕者。如陈志崇离开太学后，即在家乡以学授徒。
产生影响
宋代平阳学塾的出现与发展，对当时平阳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是促进了教育普及化。
宋代平阳学塾教育的出现，促进了平阳教育普及，推动了社会进步。宋代以前，官宦人家和地主家庭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而在宋代学塾，贫寒子弟也得到了受教育机会。
二是推动了大家族的形成。
族塾教育对家族子弟进行人伦纲常、历史文化教育，有效提高了家族子弟的文化素养。宋代平阳先后出现盖竹林氏、泗溪林氏、睦源周氏、杉桥朱氏、南湖薛氏、步廊蔡氏等大家族，与族塾教育不无关系。
三是加快了科举进步。
科举的成功，是宋代平阳学塾发展的推动力。而学塾发展，又反过来加快了平阳科举进步。北宋中后期开始，平阳子弟开始考取进士。南宋时期，共开科49次，平阳人登进士第313人，达到历史最高值（据胡珠生《温州古代史》统计）。
四是助力了社会文化提升。
宋代平阳学塾的兴起，推动了平阳科举的发展。科举的发展，促使大批人才登科。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学艺术各领域做出贡献，也助力了平阳社会文化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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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霖、武小平：《宋代温州科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宋代温州平阳县十乡名称之辨析
李祖踏
明清时期，平阳县乡都区域划分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除明景泰年间（1450-1457），从归仁乡析出三都六里，与瑞安县义翔乡划出的四都十八里，共同组建泰顺县外，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虽说当时归仁乡析出了三都六里归泰顺，但平阳仍然保有归仁乡建置及其五个都的辖区。
明清两朝的《温州府志》及《平阳县志》，都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平阳县划分为万全乡、慕贤东乡、慕贤西乡、凤林乡、金舟乡、亲仁乡、归仁乡、宰清乡、崇政乡、招顺乡等十个乡。可是，宋代的相关史料对平阳乡都区域划分记载就没有明清两朝清晰明确。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记载：“平阳县，南一百五十里，十一乡，本永嘉安固之地。”其中，明确当时平阳辖有十一个乡，但未记载各乡的名称。随后，平阳的乡里划分或有所变化，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平阳县下辖十个乡。《元丰九域志》卷五载：“望，平阳，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十乡，前仓、琶槽、泥山三镇，天富一监场。”也没有明确记载当时的乡名。
当然，《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作为宋朝国家级的官修志书，未记载县辖的乡名实属正常。这些具体的乡名，在当地的州府及县级的地方志中本应有所记载，可惜的是宋人徐嘉言编撰的《永嘉志》、曹叔远编撰的《永嘉谱》、陈谦编撰的《永宁编》，以及元人章嚞编撰的《平阳州志》等宋元时期修撰的温州及平阳地方志均已佚失，让今人无法从正式的地方志中得知宋代平阳县下辖十个乡的名称，但其中宰清乡、万全乡、凤林乡、归仁乡、东乡、西乡、金舟乡、亲仁乡、凤栖乡等九个乡的名称是明确，唯独一个乡不知其名。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宋一代，文明到达了新的高峰，官员学者著述丰富。因此，宋元温州、平阳的正式地方志虽已佚失，但还是能从宋代的部分文献，尤其是平阳及周边先贤的著作中，考辨宋代平阳县十乡的名称。
一、宋代平阳县十乡名称探究
1．宰清乡
许景衡（1072-1128），瑞安人，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进士，人称横塘先生。其著作《横塘集》收录了《陈府君墓志铭》。该墓志铭载：“府君讳宗伟，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宁二年，岁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于家……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乡乐溪村之原。”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可以确定在北宋徽宗年间之前，平阳县所辖的十个乡中就已有宰清乡的名称。
2．万全乡
宋之才（1090-1166），平阳宋桥人，徽宗政和戊戌科进士。其撰写的《沙塘陡门记》被收入弘治《温州府志》和《永乐大典》。该文写道：“万全，平阳之近乡，北枕瑞安，村落连亘，水之源于山者八十有四，支分流散，溉民田四千顷。”该文应该作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以纪念沙塘陡门建成投用。
此外，瑞安人陈傅良（1137-1203）所著的《止斋集》收录的《陈子益母夫人墓志铭》中也有万全乡的相关记载：“陈子端己自平阳将父天锡之命来，再拜乞铭其母林氏……其葬日，淳熙十年闰月某日；其地所居，万全乡管奥之叶原。”
从宋之才与陈傅良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就有万全乡之名。
3．凤林乡
潘自牧，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庆元二年（1195）进士，著有《记纂渊海》。该书成书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卷十中载：“凤凰岩在平阳之凤林乡。”这也说明，在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已有凤林乡之名。
4．归仁乡
登科录记录了登第进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详细信息。宋代的进士登科录，留存至今的只有两份，分别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这两份登科录中，都有平阳人上榜。其中，《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第四甲第一人孟致诚，汝阴县旌义乡崇义坊……第九十八人周习，温州平阳县归仁乡桂岭里。”
另外，陈傅良为平阳人王自中撰写的《王道甫圹志》中载：“道甫居温之平阳归仁乡……。”
从平阳进士周习的登科录和陈傅良的《王道甫圹志》中可以得知，宋代平阳县已有归仁乡之名。
5．金舟乡
薛季宣（1134-1173），永嘉（今温州）人，永嘉学派创始人。其著作《浪语集》卷三十三收录的《林南仲墓志铭》载：“南仲讳杞，其先家闽中，唐会昌、大中间，有名彦者徙横阳之金舟乡。”
楼钥（1137-1213），宁波人，淳熙十四年（1187）知温州，著有《攻媿集》。该书中的《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载：“始伯顺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后以（淳熙）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亲仁乡龙门山，合其母陈氏云。”
从这两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南宋淳熙年间之前，平阳县十个乡中即有金舟乡。
6．亲仁乡
上文楼钥《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志〉》中已出现亲仁乡，此处不再赘述。另，《宝祐四年登科录》中记载：“第四甲……第八十人苏景瑺……，本贯温州平阳县亲仁乡。”
可见，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有亲仁乡之名。
7．西乡
周行己（1067-1125），宋元祐六年（1091）进士，祖籍瑞安，后居郡城永嘉，人称“浮沚先生”。其著《浮沚集》卷七收录了《蔡君宝墓志铭》，铭文记载：“君宝名元龟……其卒也以政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济书来请铭，铭曰：‘蔡氏之先，温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温平阳……人之亡矣，曷归其伤？大奥之原，邑之西乡。乃铭斯善，以慰其藏。’”
从铭文可知，蔡元龟卒于宋政和二年（1112），葬于政和三年，时宋徽宗在位。该铭文可证明，在北宋时期，平阳县十个乡中已有西乡之名。
8．东乡
杨简（1141-1226），慈溪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世称慈湖先生，为“淳熙四先生”之一。嘉定二年（1209）知温州，有《慈湖遗书》等存世。《慈湖遗书》卷二收录的《永嘉平阳阴均堤记》载：“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阳东、西、金舟、亲仁四乡父老而下，衔哀兴敬，以请于州守杨某曰‘四乡农田北距大海……’嘉定元年，汪令君……建埭八十丈于阴均……奏请赈贷平阳十乡细民，不计息，遇饥岁，并蠲其本。”
上文是杨简知温州时作，当时平阳十个乡中已有东乡之名，且自北宋元丰年间至南宋嘉定年间，平阳县一直下辖十个乡。
9．凤栖乡
祝穆，福建崇安人。其著作《方舆胜览》大约成书于宋嘉熙三年（1239）。该书卷九载：“醉翁岩，在平阳之凤栖乡。王龟龄有诗：‘两石如醉翁格清，兀然相对坐岩扃。啼春山鸟自相劝，满地落花犹未醒。’”王龟龄即南宋状元王十朋，乐清人，可能来过凤栖乡，并留下了诗作。
由此可见，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亦有凤栖乡之名。
10．从顺乡
林杰，平阳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了新科进士林杰等人的姓名、排名、籍贯、年龄的信息。该科状元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宝祐四年登科录》载：“第四甲……第一百九人林杰，字孟璘……，本贯温州平阳县从顺乡。”
因此，从该登科录对林杰进士身份信息的记载，可以证明宋代平阳县十个乡中有从顺乡之名。除《宝祐四年登科录》外，笔者虽未能在其他宋史资料及宋人著述中查到平阳的“第十乡”之名，但“从顺乡”的出现，无疑为“第十乡”名称落实带来可能。
二、宋与明清平阳十乡名称异同辨析
明清平阳十乡之名，如本文开头所述，在《温州府志》及《平阳县志》中均有明确记载，其与宋代乡名两相比较，有六个乡名相同，四个乡名不同，这说明行政名称的演变既有沿袭，又有更新。
根据常识和传承惯例，在没有出现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该认为，宋代平阳县的宰清、亲仁、万全、金舟、归仁、凤林等六乡，分别与明清时同名乡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同。对于其余四个名称发生变化的乡，根据所查阅到的资料，简单分析如下：
1．凤栖乡改名崇政乡，在明洪武或元代
《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五引《温州府志》记载：“温州南湖，在平阳县崇政乡，去县西南九十里。”显然，《永乐大典》引用的温州府志，是大典产生之前的洪武《温州府图志》。因为明洪武十一年（1378），温州知府任敬修撰了《温州府图志》，而永乐初年温州并未修撰府志。
鉴于，在宋代史料中平阳没有崇政乡之名，因此可认定，崇政乡得名于明洪武年间或元代。再考虑到，宋代凤栖乡地界内的醉翁岩，就在明清的崇政乡区域内，可以认定凤栖乡在明洪武年间或元代被改为崇政乡。当具体更名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2．从顺乡改名招顺乡，在明弘治十六年前
笔者在上文已写到，宋时有从顺乡而无招顺乡。弘治《温州府志》卷六明确记载了明代的平阳招顺乡，这是现存方志首次明确记载招顺乡之名。可以推论，明代招顺乡由宋代从顺乡更名而来，且更名时间在明弘治十六年（1503）修撰《温州府志》之前。
3．东乡、西乡是否为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简称
有人认为，东乡、西乡分别是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的简称。这样的说法，若针对明清时期的慕贤两乡而言，应该是说得通的。若针对宋代的平阳东、西乡，则有所混淆。在宋代，平阳尚无慕贤东乡、慕贤西乡之名，也没有慕贤乡名。宋代东乡、西乡在前，明清慕贤两乡在后，不存在前者被后者简化的事。
明《永乐大典》卷三二五六记载：“平阳县万全乡沙塘陡门在六都，凡万全、东乡、南社三乡（南社乡属瑞安县）之水皆赴焉……奇石陡门在十七都，前仓与西乡交界，流凤林西乡水注于江。”这是《永乐大典》直接而非引入他志的记载，说明在明永乐初年编撰《永乐大典》时，平阳县的东乡西乡仍然延续宋代旧名，未作更改。
然而，修撰于明弘治十六年的《温州府志》正式记载了慕贤东乡和慕贤西乡。因此，东乡、西乡被更名为慕贤东乡、慕贤西乡的时间，应该发生在明永乐初年至弘治十六年之间的百年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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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名
平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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