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内容
朱黼字文昭，南宋中期两浙东路温州平阳县杉桥里（今平阳县水头镇三桥村）人。后隐居南雁荡山中，是个“屡举不第”的布衣。因他著有《纪年备遗》，叶适作序。原书100卷，建阳书贾魏仲举割取其中割据战伐的部分史论28卷编成《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出版。见录于南宋《直斋书录解题》、元代《文献通考》、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因而《宋史翼·儒林三》有传，《温州府志》、《平阳县志》亦各为之立传。
朱黼是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陈傅良的学生。叶适《纪年备遗序》说：“初，陈公君举（按为陈傅良之字）未壮讲学，文昭年差次，最先进。”（《水心文集》卷12）同时，他又是陈傅良的亲戚，陈傅良的侄儿廷植娶朱黼之女为妻。陈氏有诗《延植侄得男朱文昭寄诗于汤饼集即席和韶》：“喜说徐卿得二雏，吾家波及亦君余。”（《止斋集》卷8）所以陈傅良与他关系颇好，为他父亲写有《朱公向塘志》，记述他的家世颇详。“父讳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杨氏，子男二人，（弟）黼早卒。”（同书卷48）以后朱黼母亲杨氏八十六岁死时，也有《祭朱文昭母夫人》文（同书卷46）。
朱黼生卒年颇难考定，现仅作估计。据《水心文集·祭朱文昭文》“子生逾七十”，活了七十多岁，而他与陈傅良“年差次”，少几岁。大约生于绍兴十年（1140）左右。死在陈傅良之后（按陈傅良生于绍兴七年，即1137年，死于嘉泰三年，即1203年，享年67岁。），叶适《祭朱文昭文》在《水心文集》卷28，编次于《祭戴詹事（溪）文》之后，而在《祭陈益之（谦）待制文》之前。《水心文集》是按年代编的，戴溪死于嘉定八年，陈谦死于嘉定九年，史有明文记戴，故拙著《叶适年谱》定朱黼卒年为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是否有当，尚祈读者指正。
朱黼是个布衣，他的教师陈傅良，同学蔡幼学、曹叔远等人，后来相继中进士作高官，而他却“屡举不第”，归隐于南雁荡山中，所以朱氏生平不为人所知。叶适为《纪年备遗》作序时叹息说：“文昭蓬累耕南荡上，山水叠重，声迹落落，人不知其能传陈公（傅良）之业也。”幸而《纪年备遗》成书后，影响颇大，朱氏之名日后才渐为世人所知，也更为乡人所尊敬。今南雁群山中有朱公山，便是因朱氏得名的，相传朱氏归隐于此。
《纪年备遗》一书早佚，从叶适所作的序言来看，它是一部评论史事的著作。“因《通鉴》、《稽古录》，章别论著‘始尧舜，迄五代，三千余篇。”它的内容和特点，按叶适所说：一是儒家正统观念很强，“述吕（按为西汉吕后，名雉）、武（按即武则天，名曌）、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二是爱国主义精神显著，愤北宋的灭亡，“报仇明耻，贵夏贱夷其次也。”“三是注意事功，关心民瘼。”凡民人家国之用，制度等威之异，皆为说以处之。特别是注重南北战争的史实，“南北华戎的离合，争夺之碎，人所厌简，亦备论之。”
《纪年备遗》成书年代约在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和开禧元年（1205）。因叶适之序，《水心文集》编次紧接在《龙川集序》之后，按《龙川集序》写于嘉泰四年（1204），《纪年备遗序》写成亦当离此不远。而嘉泰四年和开禧元年这两年，叶适正服丧居家，开禧二年（1206）二月，叶适即赴临安任职。叶适所作之序很可能就是居家时所作。所以序中说：“一旦此书出，义理所会，宝藏充斥，遂为成学，而陈公（傅良）卒久矣。相与沦旧事，追念怆然。”
这时正是南宋朝野酝酿北伐金国之时，所以福建建阳书贾魏仲举为了“刻书射利”，割取其中割据战乱较多的朝代，编成《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出版。卷首有“开禧丁卯三年（公元1207年），锦溪吴奂然景仲序。”吴奂然不知何许人，其序说：“魏君仲举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循《通鑑》，按前史，而为之辨论。辨语警拔，……上可以发前人未尽之蕴，下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况当灵旗北指，诸君封侯之秋，此书尤当汲汲讲贯之也。”序中点出“灵旗北指”，说明《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一书正出版于南宋韩侘胄北伐金国期间。同时此书“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就是说可以作为当时科举时文的参考书。南宋中期科举考试，必须作“论”一首，篇幅限在500字以上，这种时文是一种政论文体。陈傅良就是当时写时文的大家，南宋末年魏天应编选《论学绳尺》，就收录有他的佳作。他的好友鄞县楼钥说：“公（按指陈傅良）自为举子业，其所论著如《六经论》等文，所在流播，几乎家有其书“（《止斋集》附录神道碑）。陈傅良的学生亦大多是时文好手，如蔡幼学参加礼部试名列第一（省元）。朱黼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既有时文的风格，特别是其中多论南北战争之事，正好给当时举子作“论”的主意（中心思想）。所以出版后影响颇大。清四库馆臣评论此书说：“（朱黼）尝受业陈傅良之门，傅良喜议论，有《止斋论祖》一书，为当时举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编。其原书（指《纪年备遗》）虽不可尽睹，然二十八卷（指《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之中，大抵愤南渡之积弱，违心作论，强作大言，谓南可并北，北不可并南。（韩）侘胄轻举攻金，浮动者哗然和之，卒召败衄，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说，有以荧惑众所矣。”这个评论，今天看来，有些是对的，如说“愤南渡之积弱”，说明朱黼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违心作论，强作大言”云云，则是立足于满清皇室立场的偏颇之说。因自唐中世以来至南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早已超过北方。南宋的人口、疆域等等都超出金国，韩侘胄北伐失败，是因投降派史弥远阴谋夺权，勾搭杨皇后，假传圣旨，杀害韩侘胄，打击抗战派而造成的。至于以后南可并北的战例很多，如明太祖北伐胜利就是明证。
《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一书，虽列入《敬乡楼丛书》，但丛书刊刻四辑后即止。此书未正式刊行，只有抄本一部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据说此书为清末平阳县学教官钱塘吴祁甫向旧家转录而来，后为苍南宜山镇陈筱垞先生所藏，经平阳刘绍宽先生整理才可阅读。（见梅师冷生先生《郡斋读书记》）。抄本上有“永嘉敬乡楼藏书”和“黄群过目”两方图章。卷前有三国至五代的帝王谱系图、三国六朝隋五代国都攻守图、五代诸国僭伪图等。书分28卷：卷1至2为三国蜀汉，卷3至4为西晋，卷5至8为东晋，卷9至20为南朝宋、齐、梁、陈，卷21为隋，卷22至28为五代。其中无唐史，五代无后梁。三国以蜀汉为正统，不列曹丕的魏代，五代始于唐天祐四年，下接后唐庄宗同光六年，不提朱温的后梁。正如上述叶适序言所说一样。书中对祖逖、柴荣等人评价很高，他正确指出祖逖北伐未成功，是因东晋政治腐败所造成。祖逖北伐，东晋未给他一兵一卒，他仅赖私人部曲和民间力量。以后势力扩大时，东晋政府反百般加以刁难，卒令他忧愤而死。他又指出隋之所以灭陈成功，因为陈国君臣昏暗，“兵在户庭，酣淫如昨”（卷21）。亦是政治腐败自取灭亡。他认为只要政治清明，国势定会强盛。因此，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今天，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朱黼是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陈傅良的学生。叶适《纪年备遗序》说：“初，陈公君举（按为陈傅良之字）未壮讲学，文昭年差次，最先进。”（《水心文集》卷12）同时，他又是陈傅良的亲戚，陈傅良的侄儿廷植娶朱黼之女为妻。陈氏有诗《延植侄得男朱文昭寄诗于汤饼集即席和韶》：“喜说徐卿得二雏，吾家波及亦君余。”（《止斋集》卷8）所以陈傅良与他关系颇好，为他父亲写有《朱公向塘志》，记述他的家世颇详。“父讳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杨氏，子男二人，（弟）黼早卒。”（同书卷48）以后朱黼母亲杨氏八十六岁死时，也有《祭朱文昭母夫人》文（同书卷46）。
朱黼生卒年颇难考定，现仅作估计。据《水心文集·祭朱文昭文》“子生逾七十”，活了七十多岁，而他与陈傅良“年差次”，少几岁。大约生于绍兴十年（1140）左右。死在陈傅良之后（按陈傅良生于绍兴七年，即1137年，死于嘉泰三年，即1203年，享年67岁。），叶适《祭朱文昭文》在《水心文集》卷28，编次于《祭戴詹事（溪）文》之后，而在《祭陈益之（谦）待制文》之前。《水心文集》是按年代编的，戴溪死于嘉定八年，陈谦死于嘉定九年，史有明文记戴，故拙著《叶适年谱》定朱黼卒年为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是否有当，尚祈读者指正。
朱黼是个布衣，他的教师陈傅良，同学蔡幼学、曹叔远等人，后来相继中进士作高官，而他却“屡举不第”，归隐于南雁荡山中，所以朱氏生平不为人所知。叶适为《纪年备遗》作序时叹息说：“文昭蓬累耕南荡上，山水叠重，声迹落落，人不知其能传陈公（傅良）之业也。”幸而《纪年备遗》成书后，影响颇大，朱氏之名日后才渐为世人所知，也更为乡人所尊敬。今南雁群山中有朱公山，便是因朱氏得名的，相传朱氏归隐于此。
《纪年备遗》一书早佚，从叶适所作的序言来看，它是一部评论史事的著作。“因《通鉴》、《稽古录》，章别论著‘始尧舜，迄五代，三千余篇。”它的内容和特点，按叶适所说：一是儒家正统观念很强，“述吕（按为西汉吕后，名雉）、武（按即武则天，名曌）、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二是爱国主义精神显著，愤北宋的灭亡，“报仇明耻，贵夏贱夷其次也。”“三是注意事功，关心民瘼。”凡民人家国之用，制度等威之异，皆为说以处之。特别是注重南北战争的史实，“南北华戎的离合，争夺之碎，人所厌简，亦备论之。”
《纪年备遗》成书年代约在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和开禧元年（1205）。因叶适之序，《水心文集》编次紧接在《龙川集序》之后，按《龙川集序》写于嘉泰四年（1204），《纪年备遗序》写成亦当离此不远。而嘉泰四年和开禧元年这两年，叶适正服丧居家，开禧二年（1206）二月，叶适即赴临安任职。叶适所作之序很可能就是居家时所作。所以序中说：“一旦此书出，义理所会，宝藏充斥，遂为成学，而陈公（傅良）卒久矣。相与沦旧事，追念怆然。”
这时正是南宋朝野酝酿北伐金国之时，所以福建建阳书贾魏仲举为了“刻书射利”，割取其中割据战乱较多的朝代，编成《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出版。卷首有“开禧丁卯三年（公元1207年），锦溪吴奂然景仲序。”吴奂然不知何许人，其序说：“魏君仲举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循《通鑑》，按前史，而为之辨论。辨语警拔，……上可以发前人未尽之蕴，下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况当灵旗北指，诸君封侯之秋，此书尤当汲汲讲贯之也。”序中点出“灵旗北指”，说明《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一书正出版于南宋韩侘胄北伐金国期间。同时此书“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就是说可以作为当时科举时文的参考书。南宋中期科举考试，必须作“论”一首，篇幅限在500字以上，这种时文是一种政论文体。陈傅良就是当时写时文的大家，南宋末年魏天应编选《论学绳尺》，就收录有他的佳作。他的好友鄞县楼钥说：“公（按指陈傅良）自为举子业，其所论著如《六经论》等文，所在流播，几乎家有其书“（《止斋集》附录神道碑）。陈傅良的学生亦大多是时文好手，如蔡幼学参加礼部试名列第一（省元）。朱黼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既有时文的风格，特别是其中多论南北战争之事，正好给当时举子作“论”的主意（中心思想）。所以出版后影响颇大。清四库馆臣评论此书说：“（朱黼）尝受业陈傅良之门，傅良喜议论，有《止斋论祖》一书，为当时举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编。其原书（指《纪年备遗》）虽不可尽睹，然二十八卷（指《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之中，大抵愤南渡之积弱，违心作论，强作大言，谓南可并北，北不可并南。（韩）侘胄轻举攻金，浮动者哗然和之，卒召败衄，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说，有以荧惑众所矣。”这个评论，今天看来，有些是对的，如说“愤南渡之积弱”，说明朱黼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违心作论，强作大言”云云，则是立足于满清皇室立场的偏颇之说。因自唐中世以来至南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早已超过北方。南宋的人口、疆域等等都超出金国，韩侘胄北伐失败，是因投降派史弥远阴谋夺权，勾搭杨皇后，假传圣旨，杀害韩侘胄，打击抗战派而造成的。至于以后南可并北的战例很多，如明太祖北伐胜利就是明证。
《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一书，虽列入《敬乡楼丛书》，但丛书刊刻四辑后即止。此书未正式刊行，只有抄本一部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据说此书为清末平阳县学教官钱塘吴祁甫向旧家转录而来，后为苍南宜山镇陈筱垞先生所藏，经平阳刘绍宽先生整理才可阅读。（见梅师冷生先生《郡斋读书记》）。抄本上有“永嘉敬乡楼藏书”和“黄群过目”两方图章。卷前有三国至五代的帝王谱系图、三国六朝隋五代国都攻守图、五代诸国僭伪图等。书分28卷：卷1至2为三国蜀汉，卷3至4为西晋，卷5至8为东晋，卷9至20为南朝宋、齐、梁、陈，卷21为隋，卷22至28为五代。其中无唐史，五代无后梁。三国以蜀汉为正统，不列曹丕的魏代，五代始于唐天祐四年，下接后唐庄宗同光六年，不提朱温的后梁。正如上述叶适序言所说一样。书中对祖逖、柴荣等人评价很高，他正确指出祖逖北伐未成功，是因东晋政治腐败所造成。祖逖北伐，东晋未给他一兵一卒，他仅赖私人部曲和民间力量。以后势力扩大时，东晋政府反百般加以刁难，卒令他忧愤而死。他又指出隋之所以灭陈成功，因为陈国君臣昏暗，“兵在户庭，酣淫如昨”（卷21）。亦是政治腐败自取灭亡。他认为只要政治清明，国势定会强盛。因此，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今天，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