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47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开始好转，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的胜利，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年5月间，全国各地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北平、上海大专学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5月20日，沪、苏、浙等地大专学生6000多人，齐集国民党首都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大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游行。接着全国60多座城市的学生也开展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在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家乡平阳也发生过一次反对国民党集体贪污工赈面粉的学生运动。
  这一年年初，联合国救济总署闽浙分署拨给平阳县一笔修筑公路基地“以工代赈”的面粉。第一批30吨，第二批20吨。国民党当局为此成立了“工赈筑路委员会”，由县长王启炜任主任，县党部书记长萧汉杰、县参议会议长吴勃和三青团干事长李芳等任委员。下设3个办事机构，吴勃兼任总务股长，县建设科科长徐箴任工务股长，社会科科长杨成铨任征募股长。公路建筑采取派工方式，全县壮丁4000余人，每人自带干粮出工3天。工程从2月动工，到4月完成。但“以工代赈”的面粉却迟迟未见发放。在群众的催促和质问下，徐箴出面推托说：“这一批面粉经各法团（指党、政、团、参）会议决定，已全数存入县合作金库作为基金。”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鱼肉人民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徐箴一番掩耳盗铃的辩解，岂能欺骗得了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平阳县城是全县政治、文化中心。镇长孔藜青，年轻时曾在藻溪一带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在社会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当选为镇长。他联络了镇队附尤俊和抗战初期到过革命圣地延安、时任县合作金库主任的孙伊秋和何传生、陈逸声等10多人，秘密进行反贪污活动。他们秘密在荆溪山召开会议，连夜书写标语，张贴通衢大街，社会反响很大。他们还将面粉案的内幕提供给社会人士郑伯刚。郑伯刚曾在外地国民党警政机关任过职，平日富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统治深怀不满。抗战胜利后回乡家居，在孔藜青等的影响下，决心挺身而出，为家乡人民主持公道。后来他们知道这批面粉已被当局以“变质”为名，在永嘉（温州）以低价出卖。他们经过商议，由郑伯刚出面，通过司法途径，向平阳地方法院检察处告发。检察官孙璜等于7月中旬向有关方面进行调查了解，并于23日在徐箴家中搜出大批面粉袋，当即饬令徐箴觅保具结，听候传审。
  7月25日，平阳地检处票传原告郑伯刚、被告徐箴、证人吴阿衡等和应讯人孔藜青等到庭。郑伯刚当场将面粉案的来龙去脉作了揭发。徐箴依仗有后台支持，狡辩说：“变卖这批面粉，是工赈筑路委员会的决定。我不过是工务股股长，如果我犯罪，大家都犯罪。”最后地检处决定，将此案“转移管辖”，报请浙江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将此案转移永嘉地检处审理。
  这一年暑假，我们平阳在外地大专院校求学的同学，陆续回到家乡。当中有的同学曾参加过上海和南京的游行请愿活动，受到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的锻炼。如同济大学的武杰，便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骨干，并在示威游行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而受伤，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们一回到家乡，便听到关于面粉案的一些情况，无不义愤填膺，准备在家乡开展一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恰好这时中共浙南特委派安邦前来平阳进行革命开拓工作。他联系了黄庆生、游寿澄、李德新等，通过他们，在县城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读书会”。于是在平阳很快形成了以大专院校回乡同学为主力，联合“读书会”以及一切要求民主进步的社会力量，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贪污面粉集团”的正义斗争。
  我们回乡同学经过短时间的串联和商议，于7月底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王达家中。因为他家开了一爿王宝兴银店，地处城关中心，地点比较适中。店后是他的住宅，较为隐蔽。这次到会的10多人都是城关和鳌江的同学，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开展活动。同时考虑到要进行斗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当时温州市区回乡学生已经成立了“温州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谊会”（简称“大联”），正在开展学生运动。大家认为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领导，对斗争是很有利的。同时有全国大专院校为后盾，反动当局也会有所顾忌。郑世彬、王达几年前在瓯海中学高中部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周申生，正好是温州“大联”的负责人之一。于是他俩于第二天赶到温州，很快得到了温州“大联”领导的热情支持，同意我们作为温州“大联”的直属组织。
  郑世彬、王达从温州带来喜讯，大家欢欣鼓舞，立刻镌刻了印章。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正式组织——“温州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谊会平阳分会”。开始时，会员仅限于县城、鳌江两镇。后来万全、江南、北港、南港的同学得到消息，也纷纷赶来入会，会员人数达到54人。记忆所及，其中有：武杰（同济大学）、程作渭、陈立（唐山铁道学院）、郑世彬（江苏医学院）、谢瑞淡、曹孔六、祝锡五、黄体义、钟怀常、彭兆熊（浙江大学）、黄庆荣（上海交通大学）、郑中肯、萧善元（中央大学）、曾昌〓（暨南大学）、陈仲光（南京工学院）、陈宗方、蔡启东、方家焕（英士大学）、王达（震旦大学）、徐镕、林君明（厦门大学）、陈力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黄光源、冯志清、陈君圃（大夏大学）、周干（东吴大学）、黄光华（黄颂）（东北大学）、蔡爱姑（台湾大学）、张朝琮、黄文节（上海商学院）、黄维熊（上海法学院）、沈锡麟、余碎善（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等。
  第二次会议仍在王达家中举行。会议选举了正、副主席。由于武杰已是中共党员，不便公开出面。大家认为我参加过南京“五·二○”游行，推选我为主席。其实我缺乏组织能力，不宜担任主席一职。但在大家的坚持下，只好勉为其难。另外推选参加过上海学生运动的张朝琮为副主席。会议以后，负责县城地下工作的黄庆生、游寿澄、李德新利用过去的同学关系，主动与我们互通情况，交流认识，研究对策，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我们，使我们明确斗争的方向和策略。同时我们与孔藜青、郑伯刚、尤俊等也取得联系，特别从郑伯刚那里，了解到面粉案的一些具体情况，为开展斗争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由于我们两次在王达家中集合，平时进进出出的同学也比较多，不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特务来到王家，对王达的父亲进行了威胁。王父是一位老实胆小的商人，听了后惊恐万状，几次恳求我们不要再在他家聚会。我们体谅他老人家的苦衷，考虑到我家住西门外荫泽巷，地方还算僻静。而我父亲马翊中当时任县救济院院长、县参议会议员，正好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作为掩护。于是我征得父亲的同意后，立即发出通知，于8月4日下午在我家的中堂，召开“大联”第三次会议。
  这次到会的人数较多，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认为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场决定：（一）定于8月8日上午，举行一次反贪污示威游行。立即通知以温师、平中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主体的“读书会”，与我们一起行动。（二）以“大联”名义，立即向县长王启炜发出通谍，责令他在8月8日下午，到西门龙湖小学与我们见面，当场答复我们的质询。（三）立即起草、印发宣言，揭露反动当局集体贪污工赈面粉的罪行，在8日上午张贴、散发，
  讨论到宣言的内容，大家认为关于贪污工赈面粉的情况，群众已经耳熟能详，只须简单提到，重点应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贪污罪行，表达我们青年学生的心声。同时考虑到社会复杂，有些人也想利用我们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因此有必要表明我们正确的立场。最后具体提出，请求社会各方人士联合组织“救济物资清查会”，彻底清查救济物资的贪污中饱问题，并向法院、政府和参议会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几天前，李德新曾经起草了一份文告，供我们参考。我在大会上宣读一遍，本想就以它作为正式的文告。但大家认为还未能表达“大联”组织的意见，建议由我另行撰写。我在6日抓紧将宣言写成，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找了几个会员提出意见，匆匆修改后，几家印刷厂都不敢接受排印。7日下午才找到老同学金其云，要求由他的伟成印刷厂承印，他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支持，一口答应下来。不过当时印刷技术非常落后，文中有好多字都没有现成的铅字，必须临时补刻。记得7日那天夜里，我与黄维熊同两个排印工人一起，边排印、边校对、边刻字。为了一篇2700多字的文告，整整忙了个通宵。文告印了500多份。正题“正义的呼声”（以下简称“呼声”。见附录），开始用铅字排印，后来发现不够显目，改由我临时以毛笔书写，请工匠用木头刻成。副题是：“为贪污积习的故乡，我们青年从心底迸发出来的话”。“呼声”揭露、鞭挞贪官污吏“蝇营狗苟”、“饱入私囊”的行径和内幕，呼吁要“策励未来，根绝平阳社会的贪污风气”，“代表全县老百姓”提出四点强烈的要求。（“呼声”原文附后）
  8日一早，“大联”会员几乎全部出动，“读书会”成员和部份自发参加的群众也赶来配合，在县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们一面散发、张贴宣言，一面高呼“严惩贪污，为民除害”、“坚决清算工赈面粉贪污罪行”、“不许张韶舞死灰复燃”等口号。沿路还张贴标语和由陈力萍绘制、揭发贪污罪行的漫画，增加了游行示威的声势。游行队伍引来大量围观的群众，有的还随着我们高呼口号。城关部分商民也自发组织罢市，表示对我们行动的热烈支持。宣言还曾带到全县各乡镇广泛张贴。
  事后《浙瓯日报》曾于8月10日为此刊登一则消息，当中提到：“温州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联谊会会员代表马允伦等，连日为‘行总’工赈面粉舞弊案，分访各机关调查真相。昨发表宣言，要求组织救济物资清查会，请法院秉公处理，请县府注意吏治。”
  8月6日，县长王启炜便接到“大联”发出的通牒。在全县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答应8日下午亲到龙湖小学，接受我们的质询。这时平阳反动当局正处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施展了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一面劝诱大专回乡学生的家长，要他们“规劝”、“教育”自己的子女，多读书，少管闲事；一面舍车保帅，抛出徐箴作为替罪羊，企图转移群众的视线。就在这时，我以“大山”为笔名，寄给南京《中央日报》揭露平阳当局集体贪污工赈面粉罪行的报导，经过编辑删去一些激烈的词句，居然在该报“地方新闻”栏上以第一篇显著的地位发表了。《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当初我对这篇报导能否发表，并不寄予奢望。可能该社社长马星野是我的堂兄，他虽身居国民党要职，但对家乡的贪污腐败现象，还是深恶痛绝的。这使王启炜之流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企图摆脱与自己的干系而不能。
  8日下午2时，王启炜来到龙湖小学接受质询。质询会设在龙湖小学一个教室里。会议由我主持，谢瑞淡、程作渭、黄光源、黄维熊、黄光华等5位同学先后发言，对贪污事件提出了尖锐的谴责，要求王启炜彻底清查，并给予解答。王启炜假惺惺地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却狡猾地把全部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经一再质疑，王理屈词穷，才答应回去后一定负责彻查，表示保证将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向全县父老交代，
  质询会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后，大家欢欣鼓舞地拥出会场时，只见黄维熊的弟弟黄维崧急匆匆地跑来对我们说：“李德新、余采莲被特务抓走了！”
  原来8月7日傍晚，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部长洪汝兰从特委请示工作回来。当他带了黄庆来、苏尔启两位同志，路过飞云江上游乌石村时，与国民党清乡兵遭遇。洪汝兰为了掩护黄、苏两同志，先向敌人开枪，结果身中数弹，跳到飞云江激流中壮烈牺牲。敌人从他的衣袋中，搜出安邦交给他的笔记本，上面开列县城革命知识青年的名单。反动当局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此名单，如获至宝，立即下令逮捕黄庆生、李德新、余采莲、陈令言、陈冠冕、程贯炎等8人。就在8日下午3时许，我们“大联”同学正在龙湖小学与王启炜展开面对面斗争之时，国民党特务在城里逮捕了孔藜青、李德新、余采莲等3人，其余几人闻讯侥幸脱险。
  反动当局终于捞到了一根稻草，立即以“奸匪”操纵面粉案为借口，一面对黄庆生、陈令言等人进行通辑；一面开始对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的成员进行迫害。一时间人人自危，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形势急转直下。
  8月10日，“大联”会员在黄维熊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反动当局虽已露出狰狞面目，但目前尚不至于对“大联”公开镇压，应该利用这个时机，继续进行斗争。大家推我负责与王启炜交涉，要他实现在质询会上许下的诺言。但我多次到县政府找他，他都找借口避而不见。8月11日、15日，“贪污面粉集团”主犯李芳、吴勃先后在《浙瓯日报》发表“郑重声明”，把一切责任推个精光。吴勃在声明中还说：“当地复杂环境，含沙射影，架诬中伤之事，不时而有。”话中隐藏杀机。反动当局已在磨刀霍霍，准备借刀杀人了。
  后来金其云告诉我，说有一天几个特务闯进他的印刷厂，厉声问：“《正义的呼声》是你厂里印的吗？‘大联’是共产党操纵的。你好大的胆子！”结果把厂里的印刷设备全部搬走，弄得好长时间开不了工。
  郑伯刚当时还比较天真，仍旧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他几乎每天来到我家，商谈面粉案的事，并且要求继续得到“大联”的支持。但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一天下午，郑伯刚急匆匆地跑到我家，说外面传说有一个身穿白衬衫黄长裤、学生模样的青年，被特务杀死后，丢进西门校场的“万人坑”里。尸体丢下去时，引起了大片苍蝇的嗡嗡声，说得那么活灵活现。他问我最近“大联”成员有没有人失踪。经过调查，并没有这回事。才知道这是反动当局故意制造谣言，用来恐吓我们的。这以后我们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并多次收到恐吓信，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好心人都劝我们到外地避避风头，避免作无谓的牺牲。
  这时全国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失败，根据所谓《戡乱总动员令》，进一步大肆逮捕屠杀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9月初新学期开始后，我们回乡青年陆续回校上课，“大联”的工作不得不暂告中止。后来我在校从家信中得知，平阳贪污面粉案不久从永嘉地检处转移到永嘉地方法院。审理。11月11日，永嘉法院宣称：该案“缺乏具体的罪证，不予判决”，就此不了了之。至于拍卖工赈面粉所得的钱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分赃，落入了反动头子们的腰包。但他们并不善罢干休，便由国民党特务、面粉贪污案的头目杨成铨出面，以“共党分子孔藜青拉拢机关内部人员进行破坏”为名，秘密报告文成绥靖处，在文成将孔藜青惨加杀害。至于郑伯刚和尤俊，他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1948年1月，平阳国民党反动当局经过精心策划，收买了万全区鸣山乡碧潭村一个人称“碧潭珍”的无赖，指使他出面诬告郑、尤二人多次来到碧潭村，参加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将他俩逮捕入狱。风声日紧，父亲怕我回家度假等于自投罗网，叮嘱我寒假千万不要回来。那个寒假，我只好留在校中。下学期开学后，又得知郑、尤两人在2月间以“奸匪”罪遭到枪杀。但出卖灵魂的碧潭珍，也难逃反动派的毒手，受到杀人灭口的可悲下场。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年以后，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年“平阳工赈面粉贪污案”的主犯，王启炜下落不明，萧汉杰逃到了台湾后堕楼跌死，李芳和吴勃解放后则受到了人民的镇压。
  时光如驶，半个世纪前，以大专回乡学生为主力的反对平阳国民党当局集体贪污的学生运动，虽然最后遭到镇压，但它是平阳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我们“大联”成员，由于有全国学生作为后盾，虽然没有被捕和被杀。但是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孔藜青、郑伯刚和尤俊，却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德新、余采莲在文成绥靖处被监禁了近两年，直到浙南地区解放后，才从监狱里出来。这次运动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败和残民以逞，表现了青年学生爱国爱乡，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在平阳爱国民主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联”也于平阳解放初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度恢复了组织，为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作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