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池宗墨与殷汝耕是同一时期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翼东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翼东人民一提起他们，无不切齿痛恨。近年来，笔者在翻捡抗战史料时，从档案资料及有关人的文稿中，搜集到池宗墨在翼东的一些活动情况，从中可窥见其为人之一斑。现爰笔整理于下，以供史学研究者作参考。
  池宗墨，平阳山门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复入明治大学攻读。毕业后回国，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中学校长、厦门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25年任中国银行郑家屯分行行长。
  30年代初，温州先贤黄溯初先生①在上海创办通易信托公司时，在苏州开设一家纱厂，特聘池宗墨为纱厂经理。池不善经营管理，在他任职期内，纱厂业务萎缩，经济一片混乱，终至严重亏损。为此，曾受到通易信托公司同仁的旨责。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不久，根据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设置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在翼东成立“蓟密区”和“滦渝区”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任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后，忙于四处搜罗亲信，也想到了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池宗墨，而此时的池宗墨正在纱厂处于尴尬境地，巴不得早日投靠殷汝耕。殷开始时只给他个助理秘书的职务，主要叫他负责与日寇交涉诸事。专署同事尊重他，常称他“池秘书”，他为此而得意忘形。从这时起，他与殷汝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时与日寇来往勾搭，终至走上叛国的可耻道路。
  池宗墨个子矮小，面孔发青，平日喜欢穿一双日本军用皮靴，走起路来“咯咯”作响，目中无人，神气十足。与人交谈时，满口日本下流社会的用语，常津津乐道如何陪日本浪人逛妓院、找女招待等丑事。他曾替殷汝耕窝藏并供养过一个姨太太，因此很得殷的信任。殷等与日本浪人勾结，通过走私弄到鸦片后，均由池宗墨带着秤，与有关人一起到殷家，“三七”、“四六”地分赃。
  不久，殷汝耕的主任秘书钱宗起，看不惯殷生活上的腐化和对日寇的极尽媚态，深感与殷长此共事，势必坐牢获罪，因而决意离开。后应陈仪之邀去福建，做了陈的幕僚长。靠殷汝耕的提挈，池宗墨由助理秘书一跃而为主任秘书，从此他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投降日本，宣布冀东22县“自治”，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给各亲信封官，他自任委员长兼政务长官，池宗墨被委为委员兼秘书长，由池介绍来的王筱霞（自称是北大政治系毕业，原在苏州图书馆任馆长），也被委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在殷的汉奸政权中，池宗墨已成为身居高位，显贵一时的人物。
  正当殷、池等一帮人，觥筹交错，弹冠相庆之际，却出乎他们意料地发生了外交处长霍实断然弃暗投明的事件。这无异于给殷、池当头一棒，使殷、池慌乱得不知所措。
  霍实，是原蓟密区专员公署署员，并被派为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他自小学至大学均在日本读书，其父是殷汝耕的挚友，殷在日本时曾受托为霍的监护人，可见他俩关系之密切。但在殷、池叛国后，霍实一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只是苦于一时无法摆脱。当殷宣布封官名单时，池宗墨之流兴高采烈，而霍实却对殷说：“五叔（殷排行第五），你的名单上要我做外交处长，我不是很年轻不懂事吗（霍时年仅30余岁，比殷、池小十余岁），我不能干。”
  坐在霍实右侧的池宗墨，听霍这一说，还以为霍假意谦让，当即用左脚踢了踢霍的右脚，得意忘形地对霍耳语：“不要再讲了，我们都是汽车阶级呀！”（意即都是属于坐汽车一级的大官）。彻头彻尾一副奴隶嘴脸。霍实后来对人说：“池宗墨对我说出这样无耻的话，真使我痛心。”随后，霍乘回北平之机，脱离殷的樊笼，在天津《大公报》刊出《霍实启事》，声明脱离殷的汉奸组织，到南京密电检译所任职。
  池宗墨当上秘书长后，靠伪政权苛政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他和大小汉奸个个发了卖国财。殷、池及其手下，几乎个个把家安在北平，周一才去通县（伪政权设在通县），周末即回北平恣情享乐，肆意挥霍。昔日池宗墨当助理秘书时，人们呼惯了“池秘书”，他当上秘书长没几天，有一工友一时改不过口，仍称他“池秘书”。他一听，勃然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接着又举起穿日本皮靴的脚，拦腰踢去。旁观者虽不满他的凶相，但却敢怒不敢言。
  1935年殷汝耕叛国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孵化了两个儿皇帝：一是伪满洲国；一是殷的伪政仅。1936年4月，殷宣布同伪满建立正式的“国际关系”，双方互派专使祝贺。池宗墨作为殷伪政权的专使前往伪满，喧嚣一时，表演了一出令人作呕的“建交”丑剧。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1天，即1937年7月28日夜，发生了一起使日寇和汉奸魂飞魄散的“通州事变”①在这一事变中，池宗墨算得上幸运，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助他升了官。
  通州事变后，殷汝耕被日军作了短暂扣押并被迫“引咎辞职”。此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往唐山。进一步勾结在日本主子的扶持下。池宗墨取代了殷汝耕，由秘书长一跃登上代理政务长官的宝座。从此，他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积极为日寇全面侵华野心效劳，成为日寇豢养的头号忠实鹰犬。
  池宗墨仅比殷汝耕小一岁，他俩原本有三层密切关系：一是同乡；二是同在日本留学；三是池靠殷一手提挈。池宗墨对殷汝耕的提挈之恩，曾一度感激涕零。但此刻，为了效忠于日本主子，他顾不了这些“情义”。他在日寇面前竭力诋毁殷汝耕，并设下许多圈套，恨不得置殷于死地，好让他永远占据政务长官的高位。
  池宗墨不仅对殷如此，对殷的一些亲信也不放过。他曾向日寇告密，使殷的亲信何复述、刘友惠（刘系殷三哥殷汝熊的大女婿，原在上海招商总局任工程师兼正始中学数学教员，后在殷的伪政权当上某处处长）同时被捕。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池宗墨和殷汝耕一样，龟缩在北京住宅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明知罪孽深重，却又幻想逃避惩处。当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12月6日又重新制定《惩治汉奸条例》。此后，即据此对汉奸进行查处。
  1945年12月5日起，军事委员会北京行营别动队、宪兵十九团、警备司令部会同保安警察队，陆续拘捕包括殷汝耕、池宗墨在内的汉奸175名，并将他们的住宅查封，派出军警看守。
  池宗墨是在北京油漆作一号被捕的。经过一段时日的关押、审讯，最后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死刑，从而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①黄溯初先生：1883年生，1945年卒。1904年东渡，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部攻读法政。学成归国后，目睹清廷腐败·为匡救祖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后弃政从商。 ①“通州事变”：1937年7月28日夜，在殷汝耕控制下的不甘附逆的地区保安队官兵千余人在通州起义，一举摧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驻通州的特务机关、兵营、洋行等机构，枪杀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日本顾问等500余人，并活捉了殷汝耕，但未几又被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