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蜡烛象征着光明和牺牲精神，善良人的一生就象蜡烛一样，一滴滴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直至默默无声、无怨无恨地离开人间。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工作几十年，今年离休回故乡探亲。一路上除欣赏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外，就是拜访亲朋好友，忆过去、话今日，当谈论到爸爸过去时，总觉得做子女的欠他老人家很多很多。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写一点他老人家象蜡烛的一生，以教育子孙后代。我从小参加工作，读书不多，更没有文学细胞，只想把从老人那里听说的和近年来老同志们在报纸上和书刊里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我直接感受到的片断记下来，让后人知晓。
  （一）
  我爸爸出生在本县鳌江镇郑家垟村一个农民家里。祖父小时家里很穷，十多岁时帮人放牛，十五岁时成为一个壮劳力，给有钱人扛长工，由于没钱直到三十多岁时才成家，五十岁那年方生下长子——我的爸爸杜贤宏。祖父爱子如命，盼着儿子快快长大，能到学校念书，认得几个字会算个帐，能养家理财就行。所以，当爸爸小学毕业时，年逾花甲的祖父要他留在家里种田，好挑起家庭重担。由于爸爸从小很懂事，爱劳动，肯学习，学习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同学都十分喜欢他，尤其是学校校长更觉得不让他升学太可惜，三番五次到家里来劝学，祖父经不起多次劝告，就让爸爸继续升学，因此他读完高中升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为了减轻祖父的负担，每当放学回家，爸爸总是抢着给家里干活。祖父于72岁那年逝世，从此，家里重担全落在爸爸的肩上。他一边教书，一边担起长子的责任，把每月薪金全部交给奶奶。过了一年，四叔结婚成了家，在奶奶主持下分家，分家时爸爸主动提出自己要少分田，分薄田，并主张妹妹虽是女孩子，也应参加分田。在家里他敬老爱幼，处处照顾老人，关心弟妹，已传为佳话。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爸爸在“上海中国大学”念书，他忧国忧民，满腔热情地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同乡同学一起回到了鳌江镇，在垂阳小学（今二小）教书，编写抗日补充教材。组织读书会，介绍鲁迅先生著作，推荐进步书刑，宣传抗日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与好友项经川先生等一起，积极组织成立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于8月14日印发了十六开《战报》，报导前线战况。在此基础上，于当年11月1日将《战报》改为八开的《平阳日报》，后又改为《平报》，它是浙南地下党领导的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爸爸是这家报纸的营业部主任，每天一早起来，就把印好的《平报》分成两部分，一部发分发给鳌江本埠的报童，发给读者；一部分邮寄到外地。那时候他还任平阳临时中学的总务主任，工作很忙。但他从未叫苦，总是默默地完成任务。由于他工作积极，1938年4月被吸收入党。成为中共浙南特委直接领导下的鳌江中心支部成员。1939年夏秋之间，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指示爸爸到丽水去筹建“浙东书店”，虽然省委拨给了一部分经费，但远远不够开办书店和印刷所，爸爸只好变卖家产与项经川、黄藻如等同志以最大努力凑了一笔钱，才勉强开业，并由爸爸出任经理。1940年下半年，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同志工作调动，后来又牺牲了，爸爸虽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他仍持在丽水工作。那时我虽很小，但已知道爸爸店里来往客人中，有新四军干部从四明山到温州采购药品的金淳、平阳县委统战部部长林夫，金华地下党领导人邵荃麟，省委青年部副部长郑家治同志等等。他们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皖南事变中负伤潜来丽水的新四军杨进同志，爸爸把他隐藏在丽水阜头街9号洋房二楼密室里，让大姐和我轮流给他端水送饭，直至他伤势好转归队。1979年我出访日本，在上海登船出发时，当时任上海海运学校党委书记的，已年过花甲的杨进同志，特地赶到码头，很高兴地为我送行，亲切回顾了我爸爸在丽水掩护他的情景。
  1941年夏“浙东书店”遭敌机轰炸时，爸爸虽奋不顾身地抢救书店财产，但终因火势太猛，财产损失严重，书店只好清资关闭。从此我爸爸在丽水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等候上级派人前来联系，他一直未离开丽水。
  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爸爸为了保存力量，便和项经川、黄藻如等同志到台湾去。1948年10月，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指示鳌江区委黄庆生同志写信通知我爸爸等回鳌江工作。当时我家住在鳌江镇下埠八角亭，爸爸回来后，每天于夜深人静时，一般都在自家这间狭小的木结构小楼上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并秘密来往于黄庆生同志和墨城老区之间，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一批人士，为鳌江解放做些准备工作。当时我只有15岁，虽偷偷地翻阅了以上书籍，但却不懂其中的道理，在爸爸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这些都是革命的书籍。在这些书籍当中，只有《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书我能读懂。书中阐述青年学生一定要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才能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敌队伍的论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9年鳌江解放以后，平阳县委任命爸爸为鳌江镇政府筹备工作负责人。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设法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吃饭问题，为鳌江政权建设做出了贡献。1952年爸爸被调到平阳供销合作社工作。1953年在精简整编工作中，组织上错误地认为我爸爸历史复杂，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清洗回家，接着又被误作地主分子列为专政对象。在这种压力下，爸爸身心严重受到创伤，虽不断申诉，但均无结果，因此身体日趋瘦弱。虽然如此，但他从未在子女面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仍尽力参加手工业、农业劳动，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家里被抄，爸爸受到批斗，几个子女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尤其是在当地的两个弟弟受到影响更大，家庭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教育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真理。他还戴着老花镜，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理论为武器分析国内形势，咒骂康生、江青一伙，不得好死。有些同志听了十分震惊，赞他是宁死不屈的人；也有人不理解他，说他是“疯老头”。1976年爸爸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不幸消息后，他在阁楼上泣不成声，为敬爱的总理哀悼。
  老红军林上登同志被诬陷为地主分子，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我爸爸得知后深表同情，自己虽处于逆境中，仍不顾被戴上为“地主分子”翻案的罪名，亲自替他写申诉书申诉。七十年中期，北京大学金可溪同志（现为付教授）回家探亲时，爸爸也请求他为林上登同志转交申诉书，可溪同志开始由于不了解情况有些犹豫，后来看到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为他人平反冤假案四处奔波，还自愿为他承担一切接待费用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便欣然加入了上访“行列”。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上登同志的冤案在鳌江第一个得到了平反。1979年林上登同志见到我，感激之情由衷而发，对我说：你爸爸当时在自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怕蒙受为“地主分子”翻案的压力，为我申诉到处奔波，真难得啊。
  （三）
  爸爸教育子女要自立自强、努力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我们幼小时，就教育我们热爱劳动，带我们看《茶花女》的电影，教育我们要同情穷人。1947年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姐妹俩上学，大姐相凤很懂事，为了让我上初中，她高中未毕业就辍学了。爸爸为了让子女走好人生道路，送大姐到鱼行谋职，以体验渔民疾苦。鳌江一解放姐姐就脱产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并坚持真理，坚韧不屈。在对待爸爸问题上她不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危险，反复向组织上申诉。一个建国前就有高中文化，且具有娴熟的会计业务，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的女同志，由于受家庭的牵连，直至离休仍是一般干部，现在仅靠微薄的离休费生活。但她从来不叫苦，不抱怨。姐姐参加工作后，爸爸接着又送我参军，还不断地写信鼓励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我所以能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和转业到地方搞经济建设，经受了各种考验，一个心眼地干工作，重视学习，不断地丰富自己，是和爸爸的教育鼓励分不开的。大弟杜臣莱，身残志不残。只有高小文化，从小拜师学医，1960年参加支援宁夏边疆农场建设，在气候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在雪天里坚持拖着残腿出诊给群众看病，为此，常常跌倒在路上无人知晓，爬起来又继续走。他刻苦自学，一生以书相伴，攻译古代医书《黄帝内经》，探索治疗疑难病颇有成绩。如今，已成为宁夏卫生学校中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二弟杜臣杰，他跟爸爸一起在农村，参加重体力劳动，从小戴着反革命、叛徒、地主的狗崽子帽子，忍着诽谤歧视的痛苦，艰辛劳动，在农村成家，生活十分艰难，但他能吃苦，勇于战胜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小企业劳动，后又做了推销员，他忠于职守，在党的培养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小弟杜臣榜，16岁支边，到大兴安岭林场劳动。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事伐术，一干就是十年。1978年终因父母的年l迈，病重，身边无子女，经温州劳动局批准，调回鳌江。由于长时间工作无着落，只好自谋出路，什么累活、肮活他都干，有时找不到活干，生活无奈，只好把唯一的私有财产，一辆自行车卖了。一个小伙子体重降了三十I多斤，尽管如此，他仍很乐观地写信告诉我：“姐姐，我有一双手，能够靠劳动养活自己……。”如今，可以欣慰地告诉爸爸，我们姐弟虽不出众，但都自立自强，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幸负党和你的谆谆教导。
  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人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爸爸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当地组织调查核实，终于在1980年8月10日，平阳县公安局以平公字（80）第034号文，作出了关于纠正杜贤宏“地主分子”错管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杜自1931年至1948年10在我党领导下，从事进步的抗I日宣传活动并开设印刷所、书店、创办《平报》等，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有所贡献；解放前三年主要靠自己工资维持生活；鳌江土改期间，杜在革命队伍中未定成份。我们认为杜贤宏作为地主分子对待，是属于错管。经研究予以纠正。中共平阳县委（1986)136号文转发温州市委“关于同意给杜贤宏同志恢复党籍。入党时间为1938年4月”批复。遗憾的是爸爸由于长年期精神压I抑和疾病未能及时治疗，已不幸于1978年2月病故，未能看到盼望已久的平反决定。但是恢复党籍爸爸生前最大的宿愿现在终于实现了。
  今天，爸爸虽然离开了我们，尽管他生前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但他确给我们留下了光明磊落、为人耿直、朴实无华、默默奉献的精神财富。爸爸，您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长眠吧，亲爱的爸爸。